“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出生于江南花团锦簇之地的文人，顾炎武留寓旷寥苦寒的北方达数年。一方面跋涉山川，杖藜民间，不但令其眼界大开，而且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实地取证，以及身处其地的真切感受，印证、充实了自己平时所学，深化了对有关国计民生问题的研究和思索；另一方面，联络豪杰同道，考察山形地势，无时无地不念着趁势而起，伺机而动，以颠覆满清。其民族气节光耀汗青，一直以来激励众多志士仁人。近代革命家、同盟会元老章太炎，在投身反清朝活动之始，便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其思想与气节的影响力，历经两百多年而未见弥散。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四，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顾炎武上马时不幸失足，日夜呕吐不止，初九丑刻与世长辞，享年70岁。
生当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不仅是旧学术传统的破坏者，更是新风气的开创者。他的严谨朴实的学风，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调查研究、归纳取证的治学方法，更有广泛涉猎经、史、音韵、金石、舆地、诗文诸学的大量丰富著述，令近代以来章太炎、钱穆、吴晗等学术泰斗视如高山仰止，并将其推为近代学术开宗之地位——“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顾亭林》）
清初，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总结明亡教训，大力提倡反虚就实、经世致用的真学问与“以实为宗”的新学风。所谓“经世致用”的“经世”，就是“经国济世”，强调树立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侧重“形而上”；“致用”，则主张“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学习的目的，在于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效，侧重“形而下”。自此，“经世致用”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并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牢记、恪守、遵循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他们勇于任事，不尚空谈，“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致力于创新，杜绝蹈袭古人；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他们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社会问题的一切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国家、民族、法律、边疆、地理、民情、风俗、科技等等，“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他们以社会问题为中心，在救世济时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一揽子方案。
大不幸的是，清朝前期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思想钳制，尤其在雍正、乾隆两朝，“文网”密布，“文字狱”肆行。对于“异端”文字及思想的弹压，敏捷而又老辣，犹如剖瓜切菜，风卷残云。《清稗类钞》记载，雍正微服出游，在一家书店里翻阅书籍，当时“微风拂拂，吹书页上下不已”，有个书生见状顺口高吟：“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雍正“旋下诏杀之”。另有车氏鼎丰与其弟鼎贲小饮，干杯后将酒杯翻转，见杯底有“成化年造”字样，于是吟道“大明天下今重见”，鼎贲接口说“且把壶儿搁一边”。雍正听暗探密报，认为“壶”、“胡”同音，“壶儿”就是“胡儿”，车氏兄弟随后问斩。
当时的读书人不仅不敢议论时政、抒发己见，即使诗文、奏章中有文字疏失，也要惨遭杀身灭族之祸。他们如置针毡之上，如处危墙之下，不得不放弃与现实关系密切的义理、经济、政治等一切问题的探讨，而将心血、精力汲汲营营打发在青灯黄卷之中，埋首古纸堆中寻章摘句，勾微索隐，以逃避现实的窒息与残酷。
于是，随着考据学（也称朴学）的兴起，汉唐雄心与自信的帷幕渐渐落下，灯火熄灭处，中国思想文化界，进入一个巨大蚕蛹般封闭、沉寂暗哑的时代，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将古老中国的大门轰开……
在中国学术史上，乾嘉考据学在学术上确实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果，但它在思想文化价值体系建设方面却了无建树，它是清政府压制言论、大兴文字狱的产物，是清王朝文化高压政策下出生的畸形儿。在这高压下，汉族读书人动辄得咎，无所适从，人人自危，整日惶恐不安。这一切，正如李祖陶在《与杨蓉诸明府书》中所描述的，“古人之文，一涉笔，必有关系于天下国家；今人之文，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
清统治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和自尊”，如鲁迅先生所说，当时的清朝是“一个无声的中国”……于无声处听惊雷，当时读书人中终于有人破门而出，高蹈远举，这就是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的著名诗人、学者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年），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世代官宦、学者家庭。母段驯，乃考据学大家段玉裁之女。
因为家学渊源，龚自珍8岁起就学习经史、训诂。几年后，跟随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颇有心得。同时，在诗词创作上，也显示出了才华。一过20岁，便编有《怀人馆词》等诗词集。外祖父段玉裁为之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伙，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
1818年，龚自珍应浙江乡试，中举。过了两年，入仕为内阁中书。这时，他开始关注社会政治现实，对科举腐败与官场腐败皆表示不满，萌生了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另一位著名学者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与魏源为同窗）。期间，他著有《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他曾以诗文集请教苏州地区名儒王芑孙，王认为其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即多激愤之语。
蹒跚在仕途上，龚自珍很不畅快。做了15年内阁中书后，才改任宗人府主事。此后，又担任过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尽管这类官职比较卑微，但因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他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48岁的龚自珍，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先是自身离京，几个月后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目睹“沉沉一线穿南北”的中国，他百感交集，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是清王朝从鼎盛、统一走向没落、崩溃的历史转折阶段。这一时期，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我国的入侵不断加深。
从青年时起，龚自珍就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深刻意识到国家、民族的严重危机，“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他对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非常关注，头脑清醒，眼光锐利，提出了许多批判和建议。嘉庆二十五年，所谓“康乾盛世”余音仍在绕梁，他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梁启超曾评论道：“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对于同时代那些埋首故纸堆寻章摘句、饾饤獭祭的读书人，他在《咏史》一诗中予以了辛辣的讽刺：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诗里，当时读书人迫于酷虐专制统治的心态跃然纸上：参加朋辈聚会也十分谨言慎行，能推就推，推不掉了，一旦席中有人议论国事，立马便借故离席，唯恐隔墙有耳，日后自己遭受牵连。他们著书立说，只是为了打发自己和家人的肚皮而已，哪里谈得上“文以载道”，追求真理？末句“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则化用田横五百义士的典故，洞穿了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招安读书人的卑鄙用心。
龚自珍也十分关注当时已经非常紧迫的外患，自称“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他深刻认识到西方殖民主义入侵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并针对他们在东南沿海的海盗般贩卖鸦片活动，特撰《东南罢番舶议》，坚决主张抵抗。又针对沙皇俄国在西北边境的侵略活动，妄图分裂今新疆、内外蒙古地区，又专门撰写《蒙古图志》、《西域置行省议》，事实上，在我国行政区划中，建省最晚的就是新疆，时间为清光绪十年，即1884年。这最初的建议者，正是龚自珍！
1841年，即鸦片战争次年，怀着未竟事业与未酬壮志，50岁的龚自珍英年早逝，遗著编为《定庵文集》。
可以说，“一生平世无齮齕，但开风气不为师”（《己亥杂诗》之一）这正是他人生的写照。在一个“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专制时代，他“铁肩担道义，辣手做文章”，力倡经世致用之学，号召社会全面改革，留下了许多闪光的思想与见识。他留下的一句醍醐灌顶、至今仍可镜鉴读书人的话是——
士皆知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明良论二》）
龚自珍，还在一个朝野噤声的死气沉沉的社会里给这个民族留下一首诗，这便是在中华思想史、文化史上惊涛拍岸、轰响至今，激励了无数革故鼎新者的又一首《己亥杂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的去世，预示着一个动荡、变革时代的到来……
正当清王朝睥睨天下、“举国方沉酣太平”之际，外部世界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洗礼的欧洲各国，羽翼已经丰满，开始走出欧洲，巡弋世界，到处扩张自己的势力。中国，这个古老而富庶的东方国度，很自然地成为他们觊觎的猎食对象了。
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以向乾隆祝寿的名义，派特使马戛尔尼率团访问北京，急欲打开中国的贸易门户。他们的通商要求遭到乾隆皇帝的严词拒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金光闪耀的龙袍下只是一管井蛙之见，威仪的紫禁城里充塞着一个新版的“夜郎国”！马戛尔尼来华看了3个月，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大清王朝的外强中干，认为它不过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拥有的仅仅是庞大的外表”，并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将从这一变化中获得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
果不其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在龚自珍积忧成疾之际，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随之陷入此后一百余年丧权辱国的苦难渊薮。坚船利炮，强行撕开了中国近代历史沉重的帷幕，西学东渐已成不可阻挡之势，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面对这样一个“人畜悲痛”、幕燕釜鱼的危亡现实，中国应该怎么办？中国应该如何走？
一批忧国忧民、先进的中国人，主动将眼光投向域外的广阔世界，并激发起他们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打败侵略者、殖民者的决心。在士大夫集团中，林则徐、魏源、姚莹、徐继畬等一些有识之士，继承并发扬了龚自珍追求“经世致用”的大道正途，注重实际，反对空疏，密切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以达到强国御侮的目的。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代表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浪花迭起的新思潮。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林则徐等人，就是这样的“先进的中国人”，而且，他还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入翰林院，授编修。历任江西乡试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江苏按察使、湖北布政使等地方要职。1831年，道光皇帝因为林则徐“出膺外任已历十年，品学俱优，办事细心可靠”，特提升他为东河河道总督，主持修浚黄河、运河等工程。1838年，又加升湖广总督。在湖广总督任上，严禁吸食鸦片，成效显著。当年底，道光帝任命其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
从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这一刻起，他人生浓墨重彩的篇章就展开了；同时，中国近代史一块漫有剑影火光的幕布，也在不经意间给拉开了。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广州履任。3月19日，他会同广州水师提督邓廷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告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不再贩卖鸦片。他在告示里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他还在府衙写下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上联告诫自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方能将事情办好，立于不败之地；下联则勉励自己坚决杜绝私欲，方能像高山那样刚正不阿，傲然挺立。经过一番坚决的斗争，林则徐终于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两万箱，约230多万斤。
1839年6月3日，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在林则徐的指挥下，连续在虎门销烟23天，其时历久，其阵宏大，堪为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壮举。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不屈服任何外来侵略的决心，显示了中华民族崇尚文明、爱好和平的伟大形象。林则徐，作为这一壮举的组织者、指挥者，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巨人，无愧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
与他火烧鸦片、光耀汗青的形象相比，一般人可能不了解的是，林则徐的伟大还表现在审时度势、顺应世界潮流上，通过查禁鸦片、接触西方人，他开始“睁眼看世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