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赧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71年）
赵田部吏赵奢收租税，平原君家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杀之。赵奢曰：“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平原君以为贤，言之于王。王使治国赋，国赋太平，民富而府库实。
黄仁宇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多次对中国古代没有数字统计和数字管理表示遗憾。他指出，中国历代王朝之灭亡，多由于财政枯竭，此说倒也不妨作为观照历史兴衰的一种标尺。政治腐败，是财政崩溃的原因，不过，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大重视理财人才的培养，确是不容置疑的。
六国之亡，史家更多着眼于六国之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失败，而六国所以亡，秦国所以霸，秦国的财政状况一直优于六国，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秦自商鞅变法以来鼓励耕战，在秦国，多打粮食、勇敢作战，都能由奴隶变为自由民，由平民变为贵族。因而军粮充足，兵员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战无不胜。同时，秦国的腐败指数在七国中最低，也为史家公认，这也自然是上下同心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
中国史书对经济资料记载较少，使我们缺乏研判的资料和证据。但这一则平原君抗税的记载，给了我们一些推理的依据。平原君是豢养食客的大主，门下所谓士过千人，如果多为食有鱼、出有车的档次，那得花多少人力才能养得起？《韩非子·五蠹》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韩非指出私养门客从政治上干扰法制，从经济上说，大家都托庇于私门，不事生产，又不缴纳赋税，直接危害耕战的政策，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
平原君不肯上税，因此牺牲掉几个门人。好在平原君还算识大体，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其他贵族豪门，后果可想而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个道理和颟顸的贵族官僚是永远讲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