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西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互异之原因
差别起因在于大相径庭的各自原始理念，这些原始理念被纪录在各自的经典中。
1 中国——《易经》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段话的意思：天的功能是生成万物，一切生物都在天的统摄之下。有了云的流动与雨水的滋润，万物才得到生机，产生生命的新陈代谢，形成伟大而光明的宇宙，完成潜伏、显现、成长、跃动、飞腾、盈满这样六个阶段的变化过程。这六个阶段的变化就像时间乘龙，驾御着天，向前奔驰。天道的变化保持住了大自然的和谐，使万物各得其所，各得其宜，带来祥和与财富。天超然于万物之上，使得天下太平。
——《彖》
中国的先贤早早为国人揭示出天与人的关系，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这种关系就是：天为主，人宾之。天是世界大舞台的主角，人是配角。
既然天为主，人就无权征服天，甚至不能未经天同意刺探天的秘密。道家很好地把这一大政方针概括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易经·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的就是人类的活动乃是在效法天运行。西方人强调“自尊”，中国人更重视“他尊”，“他”首先指谓天，其次指谓祖先与神。在“他尊”基础上才得上谈自尊。
2 西方——《圣经》
西方的信仰与中国的信仰大相径庭，他们最初的信仰对象不是自然，也不是支配自然的“道”，而是自然与道的创造者。如果自然与道的制造者是某种与人无关的超力量，那就可以与中国的自然崇拜殊途同归，然而，西方的崇拜对象恰恰不是与人无关的超力量，不幸得很，实际上他们崇拜人自身，换言之他们的信仰是自恋的，而且其信仰具有强大的排他性，人被抬高到极致，自然被踏在脚下。这种自恋式信仰来自于《旧约》：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上帝说：“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疏，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旧约·创世纪》
这段话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世界的形成过程，揭示了西方人的信仰，这个信仰可以用以下三段式表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类上帝是神所以被神造出的人也具有神性（具有对自然的无限与绝对的支配权，这也正是人的全部意义所在）
西方的先贤早就为自己的国民揭示出天与人的关系，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这种关系就是：人为主，天（自然）宾之。人是自然的支配者。所以西方人很强调“自尊”。
是的，自尊当然对人很有用，但是严重忽视了天的感受。在西方那里，连自然都是人造的（上帝乃是人的化身，上帝造自然，其实影射的就是人类造自然），还有什么事情人不敢做呢？！他们以科学为武器，肢解自然，破坏自然的原貌，改变自然形状，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塑自然，一如当初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造人。聪明的柏拉图据此建立了理性主义哲学，直到爱因斯坦，这个体系在本质上丝毫未变。爱因斯坦说，人类的头脑首先必须独立地构思形式，然后我们才能在事物中找到形式。爱因斯坦的这段话是柏拉图理性主义的翻版，当然也是上帝创世情景的再现。科学创新其实就是重复当初上帝造人造万物的游戏。
3 评价
天人关系主要取决于信仰，而信仰是朦胧意识的产物，一代人是不能选择它的，后人更难改变它（只能违反不能改变，而违反总会受到报应）。所以，西方依仗理性发展科学，东方依仗直觉恪守天道，并且大行人文教化，走上两种不同的路。
二、 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1 思维模式之形成
西方人用大脑思考世界，中国人用眼睛观察世界——这便是东西方思维模式巨大差别的根源。
相对于眼睛，脑子有三个优势：
(1)脑子可以延伸至无限远，眼睛的观察范围则很有限；
(2)脑子可以幻想或推测，观察则要忠实于观察对象；
(3)脑子的思维容易创新，而眼睛所观察到的是按照规律变化的自然世界，十分刻板。
经常用脑子思考问题的民族服从于欲望，他们顺着欲望指引的道路行进，这种欲望集中表现于改进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表现于自己所渴望的“文明进步”。于是在欲望的牵引下，科学、技术、市场、资本就形成一种必然的循环。
习惯于用眼睛观察世界的民族寻求与自然相匹配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不逾雷池一步，所以他们具有类似自然的禀赋：守信用，有坚韧性，忠于信仰（天道）。这样的民族经常被批评为愚昧落后。
可以用两个事例证明这一情形。
在西方自古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犹太人在某节日前找裁缝定做一条裤子。这名裁缝手艺高超，口碑甚佳，所以总是顾客盈门，不能按期交活。结果犹太人等了六个星期才取到裤子。他向裁缝埋怨说：“上帝创造世界才用了六天，你做这么简单的一条裤子竟然用了六周！”
裁缝回答：“我做的这条裤子多么精细，而上帝的手艺是多么粗糙啊！”
中国古代则流传这样一个故事：
春秋时，楚国人卞和在楚山拾到一块珍贵的石头，便把宝贝献给楚厉王。厉王让玉匠鉴别。玉匠说：“这是一块普通石头。”
厉王大怒，以为卞和有意欺骗，砍了卞和的左脚。
厉王死，武王即位。卞和又把那块宝贝献给武王。武王让玉匠鉴别，玉匠又说：“这是一块普通石头。”
武王也以为卞和是故意戏弄他，下令砍去了他的右脚。
武王死去，文王即位。卞和捧着宝贝，在楚山脚下痛哭了三天三夜 ，眼泪流尽，哭出了血。
文王听到此事后，派人查询。查询的人问卞和：“天下被砍去脚的人很多，为什么独有你哭得如此悲伤呢？”
卞和回答：“我并非为失去双脚悲伤，而是痛心有人把宝玉看成石头，把坚贞之士当作骗子，这才是我悲伤的原因啊！”
文王听罢，便叫玉匠剖开那块石头，果然得到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随即命名为“和氏之璧”。
这个故事寓意深远，暗示人们这样一个道理：自然界最有价值的东西往往是未被开采、未必雕琢的。
2 思维模式之决定因素
任何思维模式都离不开以下五个因素：
(1) 地理环境
一般说来，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民族容易自卑，因此更注重团结，注重统一大家的意愿，这样就能刺激人文文化发展。生活在开放环境中的民族容易自大，因此更注重竞争，注重每一个人的意愿（民主），这样就能刺激物质文明发展。在此意义上，国学是中国特殊地理环境的产物，科学是欧洲特殊地理换背景的产物。
(2) 生产作业方式
狩猎生产方式的可持续性远远不如农耕生产方式。因此前者必然求变，后者则容易趋于保守。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农耕作业方式决定了国学的保守性（所谓保守就是不以征服自然为能事）。
(3) 民 族
一强多弱格局下的强势民族，其发展模式不外乎吞并与怀柔两种。中国的汉民族对弱小民族一贯采取怀柔安抚的策略，通过文化征服他们，不一定采用军事手段。在此意义上，国学的包容性就是这一策略的产物。
欧洲的情形与中国相反，罗马帝国结束之后，基本上是列国相争的局面，没有怀柔安抚的主体，所以谈不上通过文化途径统一诸国的问题，剩下的一条路就是竞争，这大大刺激了科学理性的研究。
(4) 宗 教
中国自古就崇拜自然（敬称自然为“昊天上帝”）。儒教不是西方所定义的宗教，但是中国人对自然的信仰从来都是虔诚的，而且从形式到义理都是十分完备的。
西方自古就崇拜英雄（耶和华是他们心中最大的英雄），是英雄创造了世界，是英雄创造了人类，是英雄拯救了人类。而英雄象征的正是人类。西方人的思维离不开这一点。
(5) 社会结构
传统的中国是以集体主义为骨架的社会，这是国学整体性的社会基础。西方是以个人主义为骨架的社会，构成了科学市场的社会基础。
3 思维与智慧之关系
思维与智慧之间既没有必然的正相关性，也没有必然的负相关性。这是因为发达的思维可以用来行善，也可以用来作恶。爱因斯坦对于人类利用高度发达的智慧制造原子弹非常气愤，当别人问他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使用什么样的武器的问题时，他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使用什么武器，不过第四次世界大战将会使用棍棒和石块来作战。
爱因斯坦看出了智慧用于作恶的严重后果，所以他认为如果利用智慧作恶，还不如愚蠢些。
4 逆向思维
中国人善于逆向思维，孔子、老子、庄子等都是逆向思维的大师。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逆向思维的典型代表。中国人绝对不是不知道大自然中蕴藏着财富，但是站在自然的角度考虑问题：你要是自然，愿意被刀砍斧剁、锨挖镐刨吗？
老子的“无为有用”《道德经·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挻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知以为用。”也是逆向思维的极好例证，代表了中国古人的最高智慧。国学中许多不好理解的问题，只用逆向思维就能够迎刃而解，比如理解“夫唱妇随”的伦理准则时，不必直接追究其义理，只要反过来体味一下各唱各调，家庭会如何，就知道夫唱妇随虽然不公平，但比起家庭战争来，也只有两弊相权取其轻了。
西方人善于正向思维，他们只计算科学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决不反过来思考科学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三、 中国走向人文之路，西方走向科学之路
1 汉字的思与英文的逻各斯（Logos）
甲骨文的“思”是上下结构，上边是囟（脑），下边是心。意在说明思维由两种行为构成，一种是大脑，主思维；另一种是心，主思想感情活动，合在一起表达这样一个信息：中国的思考不是纯粹逻辑的、理性的，其中夹杂有感情的成分。
英文以Logos（逻各斯）本义为语言、思想、思维。最早使用这个词汇的哲学家是赫拉克利特，意谓世界的普遍规律性，后人转义为宇宙理性、神的理性，或以神的理性为依据而产生的万物的理念，黑格尔则称其为“绝对理念”。总之，它具有神性，是绝对的、单一的。只要不违反这个大原则，怎样阐释逻各斯都是可以的，正基于此，西方的有识之士激烈地批评西方哲学“没有根基”。
2 汉语与英语
语言与思维之间确实存在一些联系（当然不像列维·布留尔在其代表作《原始思维》中所说的那么绝对）。在一定程度上汉文可以独立于口语，独立地表达意思，而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于是，中国人写作就有了很宽阔的想象空间，受逻辑的支配度不那么高。英语相反，口怎么说笔怎么写，书面语几乎完全是口语的复制。众所周知，口头语言表达主要依靠思维活动完成。所以，使用字母文字的西方人随时随地都在接受逻辑思维训练，他们擅长此道也就不足为奇了。参阅拙作《亨嘉五论》卷3《汉字正见》，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
3 逻辑并不可靠
一般认为逻辑思维是最深刻的一种思维，这是一种错觉。1929年，爱因斯坦说过这样的话：数学比其他科学受到更高的尊崇，其理由之一是数学的规律是绝对肯定而无可争辩的，而其他科学的规律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争论的，而且经常存在着被新发现的事实推翻的危险。爱因斯坦在谈到科学定律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时说：“要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02页。
不幸得很，第二年“被推翻的危险”就降临到爱因斯坦头上。1930年，库尔特·哥德尔发表了“不完备定理”。不完备定理包括两条定理，第一条定理指出：
任何一个相容的数学形式化理论中，只要它强到足以蕴含皮亚诺算术公理皮亚诺公理，也称皮亚诺公设，是数学家皮亚诺(皮阿罗)提出的关于自然数的五条公理系统。根据这五条公理可以建立起一阶算术系统，也称皮亚诺算术系统。
皮亚诺的这五条公理用非形式化的方法叙述如下：
① 1是自然数；
② 每一个确定的自然数a，都有一个确定的后继数a ， a 也是自然数（一个数的后继数就是紧接在这个数后面的数，例如，1的后继数是2，2的后继数是3等等）；
③ 如果b、 c都是自然数a的后继数，那么b=c；
④ 1不是任何自然数的后继数；
⑤ 任意关于自然数的命题，如果证明了它对自然数1是对的，又假定它对自然数n为真时，可以证明它对n 也真，那么，命题对所有自然数都真。（这条公理也叫归纳公设，保证了数学归纳法的正确性），就可以在其中构造在体系中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证的命题。
第二条定理指出：任何相容的形式体系都不能用于证明它本身的相容性。
哥德尔定理是一阶逻辑研究数学中由个体、函数及关系构成的命题，以及由这些命题经使用量词和命题连接词构成的更复杂的命题和这类命题之间的推理关系。在为数学的语言和推理建立形式系统的过程中，一阶逻辑处于核心地位，多数常见的数学公理系统都可在一阶逻辑中表述。的定理，故最终只能在一阶逻辑框架内理解。在形式逻辑中，数学命题及其证明都是用一种符号描述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机械地检查每项证明的合法性，这样便可以从一组公理开始无可辩驳地证明一条定理。哥德尔的第一条定理表明任何允许定义自然数的体系必定是不完全的，它包含了既不能证明为真也不能证明为假的命题。例如在数论中数学家永远找不出公理的完整集合。每当将一个命题作为公理的时候，总有另一个命题出现。如在1973年，同调代数中的怀特海问题就被证明是集合论中的不确定命题。这说明，我们永远不能发现一个万能的公理系统能够证明一切数学真理，也不能证明任何谬误。那么，人类一点与真理碰面的机会都没有吗？罗杰·彭罗斯声称哥德尔曾经私下告诉他，他相信人类有一种跟计算机式的方法不同的到达真理的直觉方法。如果罗杰·彭罗斯的话可靠，就可以断定哥德尔所说的直觉正是孔子、老子、庄子所采用的直觉思维。
4 集合论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