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空间与文化心态
早期老舍旧京人文审读心态之一瞥
关纪新
关纪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审，教授。
老舍先生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他笔下最为出彩的作品，无不见诸对旧京地界之场景人物、生存样态、民俗风习、心理走势、文化大千等方面的刻绘。老舍的旧京世相描绘，堪称古今人文地理的一项绝版书写。
而早期老舍的旧京人文审读心态，别有意味，值得揣摩。
老舍出生在19世纪末尾，成长于20世纪肇端，故国“首善之区”北京城其时之风云际会，实乃千载难逢的独有气象。将此般社会蜕变尽收眼底的老舍，偏偏具有前朝遗民满洲人的特殊身份，这便为其早期的旧京人文审视及书写，涂上了一层微妙的规定色。
早年间，京师旗族社区的主流心态，对老舍有诸多带有路向性的思想导引。他初期作品透露出清末旗人共有的、以故都人文传统为价值本位的精神认定。尽管作者不曾言明，其作品的某些社会性思维与判断，却有意无意地归依于亲近旧京文化自我的情感自在倾向。
1923年1月，老舍曾用“舍予”的笔名，在《南开季刊》第2、3期合刊上，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小铃儿》。虽然日后老舍对这篇作品并不重视，但是，从分析他的初期写作倾向来看，小说却是有价值的。作品内里包藏着若干老舍早期的文化“密码”，其中之一，便是通过小主人公、京城旗族出身小说主人公小铃儿，本名叫“德森”，这个名字耐人咀嚼。德森是另有姓氏，而为人们所忽略了呢，还是本就姓“德”？如果另有姓氏却不常用，这种情形，只有在清末民初的京城旗人中间才会有；而如果是本就姓“德”，我们知道《百家姓》里是没有“德”这个姓氏的，相反，北京城里迄今尚存的一些姓“德”的人家，他们的身份证件上，则都明白无误地注记着是满族。——这个只有满族人才使用的姓氏，多出自辛亥年之后，一部分原来以“德×”为名的满人，为形势所逼，便指用了原来名字前面的一个汉字，作为自家姓氏。此现象当时很常见。与舒舍予发表《小铃儿》同一年，1923年3月，另一位北京籍满族作家儒丐，在一部题为《北京》的长篇小说中有这样一处描写：“此时伯雍在车上问那车夫道：‘你姓什么？’车夫道：‘我姓德。’伯雍道：‘你大概是个固赛呢亚拉玛？’车夫说：‘可不是，现在咱们不行了……’”这中间的“固赛呢亚拉玛”，是个满语词组，即“旗人”。《小铃儿》的作者也给自己的作品主人公用“德森”命名，留下了一道为一般人不易觉察的“机关”，既不说透，也不愿让读者过多捉摸，便再给德森启用一个“小铃儿”的绰号，且在作品中一用到底。的失祜少年“小铃儿”（本名德森）的言行及遭遇，表达出清末民初时节京师满族人倔强自守、一味排洋的城市理念。小铃儿的父亲是在某场战争中阵亡的士兵，家里只剩下母子相依为命。他品学兼优，很得老师与同学好感。他有很重的爱国心，恨日本侵略者，也恨权臣们的丧权辱国。他约小同学一道“弄一个会”，为的是“大家练身体，互相的打，打疼了，也不准急，练这么几年，管保能打日本去”。由于幼稚和急于表现，没多久，他们袭击了“北街教堂”里外国神职人员的孩子。学校无奈，把小铃儿和他的伙伴儿除了名。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青年老舍刚刚受洗入了基督教，可作品中却没有丝毫批评小铃儿的意向。相反，倒让人感到作者对小铃儿的某种赞赏和姑息，这无疑是无条件地服膺于当时京师旗人的集体无意识。
26岁时只身旅英，老舍接连写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正式把他送上中国文坛高位置的长篇小说。假若我们今天也用旧京旗族惯用的道德尺度来观察这些作品的主要人物，不难发现老舍当时析分“善”、“恶”两类北京市民的特殊用心。像《老张的哲学》里面的老张、蓝小山，《赵子曰》里面的欧阳天风，都是作者所痛恨的大“恶人”。老张是书中的罪恶渊薮，故事里一切悲惨结果都跟他有关，作者对他极力鞭挞。为了多挣钱少花钱，他的道德缺损超出了常人想象，连他的相貌也被写得丑陋无比。其实，撇开过于放任恣肆的刻画，老张形象自有他真实的客观摹写价值。20世纪初，中国社会阶级关系较之以往复杂起来，在地主阶级势力继续顽固存在、积蓄久远的封建意识照旧阴魂不散的背景下，资产者在社会夹缝中的萌动与发迹也比比皆是。老张就是这一时代的畸形产儿。他有一定的“国学”根底并以此招摇，给人“正统的十八世纪的中国文化”的幻象，骨子里却熏染了新生资产者的思维恶习。像所有资产者起初做原始积累那样，他秉持压倒一切的拜金观，进行肮脏卑鄙、泯灭人性的财富聚敛，寸步不离他的既定“哲学”：“要不是为折债，谁肯花几百元钱买个姑娘？‘以人易钱’不过是经济上的通融。”小说极写他的可恶，又像是在为老张辩护地说：“我们往清楚里看，老张并不是十分的恶人，他却是一位循着经济原则走的，他的头脑确是科学的。他的勇敢是稳稳当当的有经济上的落脚点……”不难想象，老张的这种“经济原则”，和旧时代的社会法则已然分道扬镳。虽然从小说里，读者还寻不到老张作为资产者典型活动的内容，他的意识，可是距离资本家们不太远。作品中挂上这么一笔：“果然他有十个银行，八个交易所，五个煤矿，你再看看他！可怜，老张没有那么好的基础！‘资本厚则恶气豪’是不是一句恰对的评语，我不敢说，我只可怜老张的失败是经济的窘迫！”老张的形象，是集“假道学先生”、市井无赖和新生资产者于一身的社会怪胎。20世纪初期，此类人物在中国社会的阶级视野中扶摇暴发，作品描写既来源于现实，留下了年轻作家对旧式旗人们所习惯了的京城传统文化精神眷恋的痕迹。老舍对中国都市间老张们的出现有如此敏感的洞察，得益于他先前的旗族社会位置，一个在传统文化环境中走过来的受过贫困折磨的旗人子弟，会对世道演变中“钱本位”法则和“钱本位”人物的张狂乍现，具备本能的反感和抗拒；而作者来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首都，这种既有的切身感触势必得到加倍强化。此时，东方古都北京城里旗人同胞们厌恶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强烈感触，在青年老舍的笔下余温尚存。对老张的痛斥，实际上也是在帮他的北京满族亲友们出一口恶气。应当说，老舍对资本主义系列法则的辩证思考，不是老舍刚刚登上文坛就有的能力，而是比较晚些时候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