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的传统葬俗
粟特人的活动区域位于中亚的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以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撒马尔干为中心，在此地区散布着一些小的国家，中国古代称这些国家为“昭武九姓”，即所谓的康国、曹国、何国、安国、米国、史国等，这些国家在中国的史书中均有记载。
《魏书》卷102《西域列传》：“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毕，为人宽厚，甚得众心。其妻，突厥达度可汗女也。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国事。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髻，檬以皂巾。丈夫剪发，锦袍。各为强国，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
“昭武九姓”是中亚九国的泛称，实际上超过九个国家，如还有石国、钹汗国等。《北史》卷97《西域列传.钹汗国传》：“钹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胜兵数千人。王坐金羊床，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铁。东去疏勒千里，西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北去石国五百里，东北去突厥可汗二千余里，东去瓜州五千五百里。”
此外，石国也位于粟特地区，《北史》卷97《西域列传.石国》：“石国，居于药杀水，都城方十余里。其王姓石名涅。国城东南立屋，置座于中。正月六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置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礼终，王与夫人出就别帐，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罢。有粟、麦，多良马。其俗善战。曾贰于突厥，射匮可汗灭之，令特勤甸职摄其国事。南去钹汗六百里，东南去瓜州六千里。”粟特国家的生活习惯、风俗信仰基本相同，在北朝唐代时期比较活跃，因此可以作为古代中亚人的代表。
粟特人的传统丧葬习俗资料，有三个来源，一是《阿维斯陀经》经典中涉及到的，二是史书中记载的，三是出土资料中反映的。
粟特人去世后，要举行一系列仪式，日本弥贺博物馆藏北齐石棺床上，就保存了一幅珍贵的中亚人丧葬图。美国学者Jadith Lerner最早研究该图，专门撰写了《六世纪中国的中亚人——琐罗亚斯德教丧葬仪式》一文，解读该图像的内容：画面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中央站着一位身穿长袍的祭司，戴着一种口罩，前面有一火坛，站在火前的祭司正在护持圣火。她认为这就应当是进行“户外奉献仪式”（afrīnan）①。
中亚片治肯特（Panjikent）遗址发现的反映突厥人丧葬仪式的壁画中，也有类似图像：有人守着尸体悲哀痛哭，有人在室外用小刀嫠面。嫠面是整个中亚丧葬仪式的组成部分，突厥人如此，粟特人亦是如此。
嫠面习俗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在他的伟大著作《历史》中记载，斯奇提亚人（斯基泰人或塞种人）的国王死后，尸体要带到异族，“在尸体送到的时候，接受尸体的人和王族斯奇提亚人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割掉他们耳朵的一部分，剃了他们的头，绕着他们的臂部切一些伤痕，切伤他们的前额和鼻子，并且用箭刺穿他们的左手”②。斯奇提亚人是著名的游牧民族，在他们称雄中亚时，已经流行起了后世所谓的“嫠面、剪发、截耳、椎心、割鼻”诸丧俗，可以相信，中亚诸民族的此俗，应是斯奇提亚人丧俗的滥觞。
粟特人葬俗的又一大特点是埋葬方式。由于他们大多是祆教徒，传统葬俗是天葬，具体方式是，人去世后，家人将死者置于山中，或等鹰鹫，或等狗群，或等野兽，食尽肉体以后，家人再将尸骨收敛起盛于纳骨瓮。有的地区是人逝世后，尸体被送到远离聚落的高层葬尸台上，这种台有的是俗定的自然高地，有的是专门修建的高台式建筑，根据具体环境而定。尸体置于台上，等到被狗或猛禽食尽尸肉，家人再将尸骨收敛起盛于纳骨瓮，埋入地下。上述两种葬俗略有区别，但这种葬俗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和禁忌是，有人逝世，其他人不能直接将尸体埋入地下。
这种情况在中国史书中也有不少记载。如《魏书.西域列传》记载，波斯“死者多弃尸于山，一月着服。城外有人别居，唯知丧葬之事，号为不净人。若进城市，摇铃自别。”
《通典》卷193引韦节《西蕃记》云：“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其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别筑一院，与“死者多弃尸于山，一月治服”稍见区别，但是也说明，处理尸体的方式相似，也是有固定的场所。
北朝唐代，大量粟特人通过丝绸之路涌入中国，并州是主要聚集地之一，有许多粟特人聚落，这种葬俗在某些聚落仍然存在。《旧唐书》卷112《李焉传》记开元年间（713年~741年）事有：“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敛，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患。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
太原有这种与汉族人格格不入的葬俗，很容易使人把该葬俗和太原的粟特人聚落联系起来。人逝世，被送到郊外一个被称作“黄坑”的地点，仍然保留了最能反映本质的因素，即天葬的特征。
为什么要实行“天葬”？这与琐罗亚斯德教认为尸体肉身不洁净、人死后应尽快使骨肉分离的观念有关③。该教还认为，“把死尸埋在地下，使土地不洁，乃是一种弥天大罪{4}。中亚盛骨瓮大体分布在三个区域：一是以撒马尔干为中心的中部粟特地区，二是以布哈拉为中心的西部粟特地区，三是以KashkaDarya绿洲为中心的南部粟特地区。绝大多数的骨瓮来自中部粟特地区，特别是撒马尔干一带。骨瓮基本上都是陶器{5}。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盛骨瓮多是来自中亚的建筑形式，有的可能来源于圆形或方形的毡帐，有的来源于房屋形状，有的好像来源于单层塔的形式。这种源自毡帐或房屋的形式，也许就是粟特人入华后的葬具由盛骨瓮过渡到大型石葬具的桥梁。
殿堂型石葬具源流
石葬具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主要有椁、棺、石床榻等。椁的使用，在中国商周时期已经开始。其作用是保护棺的，是为使棺保存时间更久。春秋战国以降，甚至出现过多重棺椁的情况。中原地区以前棺椁多用木材，由木材改为石质，显然是起因于观念上的改变，是企图延长尸体保存的时间。
文献记载，东周时期已有石椁，《华阳国志.蜀志》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做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
《太平广记》也援引《西京杂记》：“广川王去疾，好聚无赖，少年无赖，毕戈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魏襄王冢，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扪椁，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魏襄王生活于战国时代，说明至迟在战国，石椁已在中原出现。在云南，曾发现战国时期仿建筑的大型铜棺，也说明世人开始了把地上建筑向地下葬具演变的进程。
仿古代建筑的石棺，中国早在东汉已经出现，数量不少，但仅限于石棺形状，多分布在今四川地区。棺上雕刻图案，内容与中国传统的丧葬观念有关，主要是仙境、升仙、墓主日常生活、历史人物故事、驱鬼镇魔、珍禽异兽、祥花瑞草等{6}。
在古代，使用棺椁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历代都有一套丧葬制度，只是这种等级制各朝代不同，但都与官爵高低有密切关系，和当时盛行“视死如之生”的厚葬风俗有关系。
石椁采用建筑形式，现知最早的实物资料是北魏，北魏定都平城后，很多达官贵人死后，就采用了殿堂式石椁造型这种葬具。最早发现的一个石椁，是在智家堡发现的。1997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工程，在南郊智家堡抢救性发掘一座北魏墓，这是一个竖穴土坑墓，内有一个仿硬山顶建筑的石椁。长约2.5米，宽约1.5米，高约1.5米，由数十块不同形状的细砂岩石板拼合而成。椁壁四周、梁架及顶部皆绘有壁画或图案，这些壁画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反映的都是鲜卑人的日常生活{7}。
2000年夏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大同市雁北师院联合发掘了一个北魏墓群，共发掘北魏前期墓葬11座，其中5号墓为单室砖室墓，墓中有明确纪年，为“大代太和元年”。该墓还出土了一个前廊后室的石椁，石椁外观呈木构三开间悬山顶式殿堂建筑，最长处约3.48米，最宽处约3.38米，最高约2.4米，由百余件青石构筑而成{8}。
有趣的是，在这个石椁顶上，还有题记，记载了修造该墓和这个石椁的情况，是条极为珍贵的资料{9}。
北魏迁都洛阳后，仍然使用石椁。最著名的应该是宁懋石室，四周阴刻着许多孝子故事图。
北齐不曾发现过石椁，仅在厍狄回洛墓中发现过仿建筑木椁，已经腐朽倒塌，但残件清晰可见{10}。
隋唐石棺也有仿木结构建筑形制，隋唐间最著名的仿建筑石棺，当为陕西发现的李静训墓石棺。
巫鸿先生曾考察过北朝仿建筑石椁的演变，认为其发展延续的原因，既有“不朽性”的考虑，也有“纪念性”的因素，以石材作为墓葬营建的原料，主要为满足追求死后不朽并作为地下永久居所的需要{11}。
这种仿建筑石椁，以前一直沿用“石椁”旧称，2003年，西安北周史君墓出土一方墓志，称墓内石椁为“石堂”，北魏有宁懋石室，在古代文献中，石室之名屡见不鲜。堂、室性质相同，同为建筑形式，所以，将仿建筑形式的石椁称为“石堂”或“石室”甚至“石椁”，似乎皆宜。目前，北周史君墓墓志时代较早，纪年明确，志文将仿建筑石椁称为“石堂”，而且葬具形式与虞弘墓石葬具最接近，所以本书也随之将虞弘墓石葬具改称“石堂”，特此说明。
虞弘墓石堂
1999年，虞弘墓被发现时，首先被发现的是石堂顶部。此墓为单室砖墓，石堂系汉白玉雕凿而成，外形像一所房屋，被安放在墓室中部略偏北处。
石堂外观呈三开间、歇山顶式殿堂建筑，由底座、中部堂壁、堂顶和廊柱几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又由数块或十几块汉白玉组成。
在石堂中部的9块堂壁石板上，前面两块在朝外的表面满雕图案。其他7块石板是在朝里的面上满雕图案，形成浅浮雕，这些浅浮雕系剔底雕成，低处只有2毫米，高处约0.8厘米。在这7块石板朝外的一面，只有墨线绘的图案。因常年水浸，墨图逐渐被泡蚀剥落，有的还可看清轮廓线，有的仅能看清部分画面。
石堂下部是底座，底座为一个平放的扁长方形箱体，长约247.5厘米，宽约138厘米，高约54.5厘米，由两长两短四块汉白玉石板围合组成。底座四周表面或雕或绘有壶门和壁龛，分上下两排，上排为壁龛，下排主要为壶门，壁龛和壶门内皆有人物和其他图案。
底座下四面近角处又各有两个狮头坐垫，连上坐垫，底座总高约65厘米，长247.5厘米，宽138厘米。
底座四周下垫着的狮头坐垫也是由汉白玉制成，每边两个，共8个。从底座到鸱尾，全高约236厘米。
石葬具是中国古代传统葬具形式之一，除前文已经谈过的石堂外，北魏也出现了一些石床榻（石棺床），石榻来源于汉代的木榻，在大同北魏智家堡石堂壁画、太原一电厂北齐壁画墓和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中，均有图像。入华粟特人墓中，两种石葬具都有，可见他们的葬具只是利用中原固有形式，并没有使用本民族传统葬具，也没有创造性的葬具。
为什么这个阶段的入华粟特人要使用石葬具？初步推测，一是入华粟特人的葬俗，随着大环境的改变而不得不发生变化；二是不论石堂也好，石榻也好，都是石质葬具，这些石质葬具，封闭性和牢固性都好，比木葬具更接近于他们传统的盛骨瓮葬具，与尸体污染大地的传统观念也不相悖。所以在汉族的木葬具与石葬具之间选择，他们自然选取了与盛骨瓮更接近的石葬具。
不论入华粟特人采取什么形式的石葬具，都有很大意义，一是这些石葬具的形式来源于汉族，只要采用，表明虞弘一族已经迈开了汉化的步伐。
二是虞弘墓是夫妇合葬墓，两人的遗骨均在，未见有烧过的痕迹，石堂体积大，又足够容纳下两个人的尸体，不能不使人推测，虞弘夫妇很可能是未经“天葬”程序就直接埋葬的，与当地的汉族人一样。如果推测能够成立，那就进一步证明了虞弘一族在葬俗方面汉化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