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完全把对教育的投入看成了一种国家长期性的战略投资。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世界有目共睹，我国GDP从1.6万亿元一路猛进至10多万亿元，平均增长率为9.3%，超出世界同期年均增长率6.1个百分点。然而，在如此高速增长的GDP背后，却是完全不相匹配的公共教育投入。据统计，目前我国的教育投入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低于世界平均5%的水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报告》统计表明：我国是用占世界1.18%的教育经费培养占世界18.45%的学生，基础教育的投入更少，更谈不上对农民教育的投资。
第四，我国农民一直承担着教育投资供给者的角色。多年来，应当由政府承担的农村义务教育一直由农民“埋单”。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市财政负担，省财政负担11%，中央政府负担不到2%。农村义务教育这个沉重的“包袱”被乡镇背去了大头，而乡镇的“穷财政”又导致农村义务教育的包袱落在了农民的肩上。
全国性统计资料显示，农村教育费附加总额为152亿元，平均每个农村劳动力负担30.5元。另外，农村义务教育基建费主要由乡、村负责筹措，农民负担了新校建设和危房改造、修缮的大部分支出，政府则负担很少。全国农村农民教育集资26亿元，平均每个农村劳动力负担5元，每年农民负担的学杂费也高达59.5亿元，平均每个农村劳动力负担12元。所谓的义务教育已经成为农民负担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除了教育附加和教育集资外，农民家庭的教育负担还有两类：一是交给学校的学费和杂费。学费主要包括课本费、杂费以及其他费用。一名小学生年平均学费为220元，初中生年平均费用为420元。其中，课本费是中小学生上学最主要的负担项目，小学生一年的课本费为120元左右，而初中生则高达240元以上。杂费主要用于弥补学校教育公用经费的不足，而且在事实上也被用来提高教师的福利。小学生一年平均交杂费40元左右，初中生平均为80元左右。二是家庭内教育费用。除了交给学校教育费用之外，家庭还必须为学生购买上学必备的书包、文具、练习簿等，条件好的家庭还为子女订阅一些儿童杂志和报纸等，居住比较分散的就读高小、初中的学生在学校寄宿，就会涉及食宿费和交通费等。调查资料显示，小学生平均每年为80元左右，而初中生平均为150元左右。两项费用之和为一名小学生每年340元，初中生每年650元。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以及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多万亿元，农业对工业和城市的反哺应该逆转。政府应当逐步偿还对农民的欠账，而偿还最有效的方式是增加对农民教育的投资。
5.坚持农村教育的政策维新与制度创新原则。我国农村教育的管理制度一直采用“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体制。作为公共政策的“分级办学”制度，无论是设计理念还是具体的实践运行，都缺少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的要素。在《义务教育法》中，对各级政府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担责任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里只是规定各级政府的共同责任，没有对每一级政府的责任作出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把财政负担推给最薄弱的一环——乡镇政府，而乡镇政府又将负担推给了更为弱势的农民。也就是说，分权化的模糊性最终使得上级单位能够把提供基础教育服务的责任下放到乡镇一级，发生政府责任的转嫁和重心下移。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已有大幅度的上升，但农村义务教育费用仍然主要由乡镇和农民负担，中央本级财政只提供少量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没有规范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财权与事权严重不相配套，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必须依靠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建立适应我国农村教育的制度和政策，激发各种教育资源投入到农村教育之中。当前我国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不能适应农民教育的要求，特别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农村教育体制，难以保障农民教育的经费，经济落后地区尤其严重。目前，农村教育要贯彻好国务院最近确定的“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教育体制。以后要随着农村教育形势的发展和国家财力的逐步增强，逐步上调农村教育主要负责的政府级别，直接由国家和省级人民政府负责。通过政策和制度创新，充分调动一切教育资源，促进农村教育的快速发展。
二、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切实提高农民的知识化水平
英国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化是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又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目标。农民知识化，包括农民知识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民知识化水平的提升和知识管理等方面。在我国，农民知识化，其主要途径应为农民的基础教育（包括农民的农村义务教育和扫盲教育）、农民技能教育和农民继续教育。
（一）农民的基础教育
1.农民基础教育中的义务教育。农村义务教育对于现代农村建设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重要作用，我国政府在国民经济和财政实力还不十分雄厚的情况下，对居住分散而又数目庞大的农村青少年进行义务教育，基本完成了“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这在全世界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西部地区仍有372个县没有实现“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目标。这些县主要是“老、少、边、穷”地区，完成“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彻底完成“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目标，还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突破：
第一，以减轻农民义务教育负担为目标，确立农村义务教育新的投资主题。
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都落到了地方的肩上。而由于初中和小学的管理责任主要在县以下，自省至县的各级政府的教育投入也主要偏向于各自管辖的大学、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以及高中，而很少流向农村的义务教育。最终的结果是，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主要承担者变成了县镇一级。
在长期分级办学、以地方为主的办学体制下，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事实上主要是由农民们负担的，这就导致了投资主体的缺位和错位，由于基础教育的投资主要由乡镇负担，乡镇的财力又有限，结果必然转嫁成本于农民，从而影响基础教育的义务性。农村义务教育总的发展趋势是义务教育公共投资主体从原来的三级行政当局上移至一级或二级行政当局，使其在义务教育公共投资中负有主要责任，成为投资主体。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和财政状况的逐步富余，应从法律上明确农村义务教育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全国的青少年和儿童均受到同等的义务教育。
第二，创新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我国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创新，首先要从法律层次上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职责。教师工资由中央或省级政府共同承担，逐步过渡到在农村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在世界各国，教师工资历来是义务教育公共经费的最主要支出，一般达到政府公共投资的80%左右。保障教师工资的责任上移或适当集中，有中央和高层次地方政府分担主要责任。在法国、泰国、韩国、埃及等国，均将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全额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由中央财政独立负担。日本的国立学校教师工资全额由重要财政独立负担，地方学校教师工资由中央和都道府县财政各负担一半。德国和印度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全额由州或邦财政独立负担。
在现阶段，我国的财政实力还不够承担全国的免费义务教育，但可以从经济落后的“老、少、边、穷”地区开始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遵守社会贫弱阶层优先、初等教育优先的原则。
同时，国家要建立有效的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帮助“老、少、边、穷”地区达到一定的义务教育财政水平，以使义务教育能够在不同发达地区得到较为均衡的发展。
另外，国家要为处境不利的贫困学生就学提供直接财政援助，主要包括设立政府助学金，免费提供课本和学习用品以及交通、午餐补助等。
2.农民基础教育中的扫盲教育。第一，我国农民扫盲教育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农民的扫盲教育工作，扫盲教育成绩卓著，已基本实现了国家规定的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2004年全国共扫除文盲220.51万人，仍有201.49万人正在参加扫盲学习。扫盲教育教职工8.98万人，比上年减少1.89万人。其中专职教师2.32万人，减少0.32万人。
第二，21世纪我国农民扫盲教育的发展趋势。21世纪我国的扫盲教育工作将会呈现如下趋势：①从文化性扫盲逐渐转向功能性扫盲，进而进入到批判性扫盲阶段，使农民的生活质量不断得以提高。在巩固文化扫盲的基础上，逐步加强对农民的科技、观念、经营、法制等方面的扫盲工作。②扫盲与扶贫相结合。通过扫盲教育，给农民以一技之长，提高农民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扫除农村妇女文盲将成为重点。加强扫盲后续工作，提高脱盲人员自学能力。
第三，更新扫盲教育理念，逐步实现从文化性、功能性扫盲向批判性扫盲的转变。在农村扫盲教育中，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原则，强调扫盲教育政治性，做到以人为本，真诚地对待农民，相信农民，尊重农民，激励农民。扫盲教育工作者不应以救世主自居，要成为激发民众精神和力量的催化剂。
（二）农民的技能教育
农民技能教育是农民知识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农民增收联系最直接、效益最明显的农民教育方式。
1.发展技能教育是农民的迫切需要。农民技能教育是提高农民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不论是宏观层次上的社会发展，还是微观层次上农民的自身发展，都对农民技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为其开拓了广阔的市场与前景。农民技能教育的需求总量呈现出逐步扩大的发展态势；需求层次出现了渐次提升的趋势，特别是青年农民在这一方面表现突出；随着职业教育供给途径的多元化，农民技能教育的需求也明显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2.农民技能教育需求内容的结构性特征。第一，农民技能教育需求总体发展的多元化、多样化特征。与农村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以及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相联系，农民技能教育的需求也表现出显著的多元化、层次化的发展趋势，不仅包括一、二、三产业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而且涉及管理、经营、生态等方面。另外，这种需求还逐渐具有不同水平的层次性特征，既有对一般层次、一般水平技能的需求，也有对较高层次技术与专业知识的需求。
第二，农民对技能教育类型的兴趣，基本上呈现出非农类高于农业类的特色。作为一个弱质产业，农业在当前产业结构中的比较优势荡然无存。“农本”的传统观念已经逐渐被农民所抛弃，越来越多的农民对二、三产业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第三，农业类技能教育需求的内部结构。从总体来看，农民更关注高收益、低投入的技能和技术，这是农民对农业类技能教育需求的总体特征，也是农民经济困顿与风险意识强化的一种反映。具体到农业产业结构内部来看，农民对养殖、经济作物栽培、园艺等产业类技术的需求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而且其水平、档次也有了显著的提升。这一特征，与农产品结构、品质的优化、调整，与农业产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相联系、相协调，同时也与粮食种植收益的锐减相关联。
第四，非农类技能教育需求的结构及发展趋势。受农户兼业性特征与非农产业比较效益优势的影响，农民对非农类的技能不仅表现出了较高的兴趣，而且这一需求还处在一个不断上升的发展态势之中。具体到这类需求结构的内部可以看出，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一致，农村工业、建筑业、商业、饮食业以及服务业等的需求占据了主体地位。另外，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农民的这类需求还表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特征，即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关注高科技含量、高收益回报的技术，这一趋势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更为明显。此外，农民对技能教育需求的结构和层次，还与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性别、经济条件等因素存在密切关系。
3.农民技能教育应以市场运作为主。农民技能教育，实际上是给农民以一技之长，增强农民增收致富的能力。开展农民技能教育，应贴合农民技能教育的需求特征，给农民学以致用的本领。农民技能教育要与农民的致富效果相联系，其运作机制应以市场机制为主，农民技能教育的资金来源应主要来自于农民，政府给以适当的补贴。技能教育与农民的增收相互促进，有利于技能教育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