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园结义”是许多人熟知并推崇的一个故事。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有精彩的描写：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春天，刘备、关羽、张飞在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不期而遇。三人志趣相投，相约结为兄弟，遂在张飞庄后的桃园里备了乌牛白马作为祭礼，焚香跪拜天地，立下铮铮誓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立志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干番大的事业。从此，他们靠着三百人的队伍起家，有声有色地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三人食则同桌，寝则同床，公为君臣，私为兄弟，其友谊毕生无隙，演出了中国古代最值得称道的结义故事。
这段故事是真是假，还是半真半假，或是完全虚构，引起了无数人的兴趣。有人认为“桃园结义”的故事是真实的。且看陈寿在《三国志·关羽传》中的记载：“先生（刘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生周旋，不避艰险。”《张飞传》里也有类似的说法：“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这里，一个是“恩若兄弟”，一个是“飞兄事之”，都可说明三人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此外，在有些史料中，还可找到“桃园结义”仪式的记载，不再一一列举。
东汉时期，确有杀白马结盟的做法。比如，汉献帝瘗安十年（公元205年）正月，曹操率军攻克南皮县（今属河北省），杀掉了袁谭，其弟袁熙的部将焦触、张南倒戈降曹，曾经杀白马歃血而盟（事见《三国志·袁绍传》）。还有，元末红巾军领袖刘福通等人起事，也是“杀白马乌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事见《元史·顺帝本纪》）由此可见刘关张三人的“桃园结义”仪式原有所本，而他们欲图大事，也确实需要结盟，因此认为“桃园结义”确有其事。
对于这种看法，有人不以为然：陈寿写了刘关张三人“恩若兄弟”的亲密关系，但未说过他们正式结拜，更没表明在桃园里的那番折腾，所谓“桃园结义”，当为罗贯中的小说需要，不可信以为真。假若真有这件事情，陈寿不会放弃这种绝好的材料不用，而只是干干巴巴地强调什么“恩若兄弟”，至少应该说到结盟一事。为何不予记载？可见并无“桃园结义”之事。在我国历史上确有杀白马结盟的做法，但这只是盟誓仪式，并不一定就是结拜，况且结拜也不一定称兄道弟。史书于此既无记载，便不能认为确有其事。
然而，也不能轻易否定“桃园结义”之事。史书作者的水平再高，不可能全知全觉，仍有漏掉好的素材或重要史实的可能。刘关张结义故事在民间流传久远而且广泛，决非只是罗贯中的杜撰，应该有其一定依据。据龚学孺先生在《三国遗迹探秘》中考证，在故事的发源地涿州，不仅认为“桃园结义”真实可信，而且还说刘关张在此地先后三次结义：
第一次即《三国演义》上说的“桃园结义”，妇孺皆知，不再赘述。
“桃园结义”之后，萍水相逢的友谊没有经过考验，不久出现了裂痕，起因由涿州一个地痞引发。此人名叫姚宾，专爱干些招摇撞骗的勾当。虽然他的行为卑劣，却有相貌堂堂的仪表和凛凛不可小视的身材，很像关羽的模样。一次，姚宾胡作非为，并打出了关羽的招牌，这事传入张飞耳中，信以为真，当即怒冲冲地质问二哥。关羽感到莫名其妙，三言两语就吵闹起来，由此伤了感情，意欲分道扬镳。细心的刘备及时加以劝阻，并很快查明事情的真相，为了和解关、张关系，刘备又和他俩二次结义。
经过姚宾事件的考验，三人之间进一步加深了了解，相互的信任日渐增强。可是就在投军的时候，兄弟之间又一次闹翻。这次是由张飞发难。原来，张飞的哥哥已经参加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军，他不愿意手足相杀，故而踌躇不前。再说，他认为皇帝昏庸无能，不愿为朝廷卖力。后来经过刘备的反复劝说，关羽也极力跟着鼓动，这才说动了张飞。兄弟三人投军的前天，两次焚香盟誓，从此生死相依，决不再言分离，这就是极其重要的第三次结义。
龚先生进而又认为，第三次结义的说法似乎不合情理，因为第一次结义时已经言明，今后的行动宗旨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怎能不去投军干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呢？何况，当时封建正统观念束缚着人们头脑，与黄巾军作战被看作是报效国家的正当举动，又怎么可能磨蹭着不去呢？张飞就是真有哥哥参加了黄巾军，凡有志于成大事者，也不会为手足亲情而改变志向，所以第三次结义的理由令人怀疑。
民间传说注重结义之举，很少推敲其中情节，似也不必苛求。不过，在刘备、张飞故里确有不少“桃园结义”的遗迹。刘备的老家在旧涿州城南七公里处“大树楼桑村”，该村西北四公里处，有建于唐代乾宁四年的汉昭烈帝庙，规模颇为壮观。庙内几块石碑上特意写了“桃园结义”之事，内容类似罗贯中的说法。可惜这些石碑除明代的九龙碑外，其余荡然无存，无法查清结义的具体记载。又据《涿县县志》载：张飞故里“在（涿）县西南桃庄”后来改为“忠义店”。桃庄里面有座三、四米高的砖台，台中有一黑古隆咚的枯井，即为当年张飞储肉的“仓库”。枯井以西，就是刘、关、张结义的“桃园”。可惜这座真假难定的桃园也早已消失。据这里的老人讲，桃庄自张飞成名之后，便公议改成了“张飞店”，这一称呼一直喊了一千多年。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时任涿州知州的佟国翼来此凭吊“桃园结义”遗址，发了一通感慨以后，认为“张飞店”的名称不雅，遂决定改为“忠义店”。他同时也做了一件好事，即出资立碑并修复了张飞枯井遗址，在“汉张桓侯古井碑”（桓侯为张飞的封号）碑文里，也记载了“桃园结义”之事，并且照例给了很高的评价，佟国翼遵从的是罗贯中的说法，当然也难以此为据。
关于刘、关、张结义的地点，在涿州一带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不在张飞庄后的桃园，而是在涿县旧城南大街水门沟旁。这里早先曾有一座“三义庙”，建筑规格甚为奇特，其长、宽、高皆为九尺，以“三三见九”之数，暗寓“三义”之意。不过这种说法似乎经不起推敲，此处建庙并不一定就是结义的地点，果真这种说法属实，那就不叫“桃园结义”，应叫别的什么结义了。
以上传说真真假假，让人很伤脑筋，信不信只好由你了。
除了“桃园结义”的地点、次数、仪式有不同说法外，关于刘、关、张三人年龄大小也有争论。《三国演义》按年龄排的位序是：“玄德为兄，关羽次之，张飞为弟。”罗贯中这种排法，看来合情合理。后来三位弟兄把事情做大，建立了蜀汉政权，需要有人面南称孤，刘备谦让了一番，但还是坐上了皇帝的位置，没见关、张二人闹什么意见，这似乎也验证了三兄弟长幼排列的正确。《三国演义》虽系小说，但罗贯中的描写颇具权威性质，几百年来已成定论，很少有人提出异议。其实，看看有关记载，刘、关、张三位究竟何人居长，确实是个令人怀疑的问题。
元人杂剧中曾涉及此事。如《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一剧有两个情节值得注意：一是张飞与关羽先在涿州相识，经过叙谈，关羽做了哥哥。二是关、张二人到酒店饮酒，遇见了当地人刘备，通过交谈很投脾气，遂在一起多喝了几杯。不想刘备因为困倦睡起觉来，张飞发现他的脸上有条小赤练蛇来往于七窍，认定此人必定大贵，遂与关羽说好“等他睡醒时，不问年纪大小，拜他为兄。”坐等刘备醒后，二人倒地便拜，口中齐呼兄长，刘备不好意思地说：“量某有何德能，着两位兄弟如此相敬也！”关羽回道：“兄弟拜德不拜寿也。”这就说明，刘备年龄未必在三人之中最大。这是有关三人排列长幼的较早记载。后来，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把刘备推为老大，主要是看他的政治地位和统率驾驭才能，忽视了三人的实际年龄，这是大家都不经意的一个问题。
他们的实际年龄有多大呢？先来看看刘备的岁数：按照《三国演义》所写，“桃园结义”的时候“已二十八岁矣。”在《三国志》刘备本传中，没有载明他的生年，但却说其死于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时年六十三”。照此前推，刘备应生于东汉恒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至结义时的中平元年，应为二十四岁（虚岁），不是罗贯中说的二十八岁。
再看关羽的年龄。《三国志》中同样也无记载，仅有“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的模糊说法（引见《张飞传》），他在哪年出生，却没有写明。后来关羽成了神仙，有人费心为他编写了年谱，但也只是约定关羽生于汉恒帝延熹三年，死时为六十岁。如果这一年谱属实，“桃园结义”时，关羽实为二十五岁，长刘备一年，大哥应是关羽，而非刘备。
这种推断是否可信？有两条资料可以说明。据清代鉴藏家宋荦的《筠廊随笔》载：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山西解州庙塔发现关羽祖先的墓砖，上记关羽祖父名审，父亲关毅，于汉恒帝延熹三年生羽，娶妻胡氏，生子曰平。钱静方的《小说丛考》中也提到了这事，并详细写明关羽生于汉恒帝延熹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二条资料见于《关帝圣迹图谱》，在卷一中记述关羽十九岁时，夫人胡氏生了儿子关平，时在汉灵帝光和元年。其后关羽与关平分离，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古城相会，关平自此随父转战各地，建安二十四年与关羽同时遇害，时年四十一岁。据此一算，关羽死时恰为六十岁，他确实为三人之中的大哥。
张飞年龄，陈寿没写。《三国演义》说他死于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终年五十五岁（虚岁）。《关公年谱》认为“张飞小刘备四岁”，死时应为五十七岁。这样一算，张飞在“桃园结义”时仅有二十岁，确屑三人中的小弟了。
关羽年龄为长，可是他为什么隐瞒自己年龄，甘心屈居第二呢？有人认为关羽极重义气，有谦谦君子之风，他看出刘备的才智远在自己之上，又是汉室的后裔，且生一副贵相，可为自己的靠山，故意说小了自己的年龄，甘愿坐第二把交椅。这种说法于史无据，只是想当然的猜测而已。据李殿元、李绍先在《三国演义中的悬案》介绍，民间确有桃园结义时争论年龄大小的传说：刘、关、张结拜之前，商定以年龄大小来排座次，三人都想称兄而不愿称弟。你报哪年哪月哪日生，我也同样这般说，三人年龄大小自然无法分出。刘备灵机一动，建议“按生辰早迟来排兄弟”，张飞心急口快，抢先说他生于天亮之时；关羽则说他生于鸡鸣时分；刘备不慌不忙说自己出生在半夜子时。张飞听罢，知道自己上了大当，连连摇手反悔。刘备问他还有什么法子，张飞转念一想，手指不远处的大树说，谁在树上爬得最高，谁就是老大。说罢，不等刘备关羽回答，抢先爬到了树顶。关羽也不示弱，接着去追张飞，可是张飞在上面压着，他不能爬得更高，遂在树上打住，做个中间的老二。刘备瞅瞅他俩，不慌不忙抱住了树根。爬到最高处的张飞得意洋洋，鼻孔朝天大喊：“下面的二位，快快叫声大哥吧！”刘备哈哈一笑，摇了摇头：“别忙，别忙。我且问你，是先有树根还是先长树梢。”张飞想也没想地答道：“当然先有树根！”“对了，对了！”刘备说罢昂首肃立：“既然如此，那就是先有我，次生关羽，最后才是张飞！”关、张听了哑口无言，觉得还是刘备足智多谋，理当做个兄长，于是兄弟三人再拜，排好刘、关、张顺序，至死也没变易。
这些民间传说可谓绘声绘影，活灵活现。不过，传说只是传说，缺乏史料根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民间传说很早就产生了。元朝至治年间，“桃园结义”的故事已经写进《三国志评话》，有了很完整的情节，语言也很感人。到了无名氏杂剧“刘关张桃园结义”中，其情节虽然与《评话》有些出入，但无大的不同，最后结局都是宰白马乌牛祭告天地，同行同坐同眠誓同生死。关汉卿作为戏剧大家，当然也很熟悉这个故事，在他的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中，有这样一句唱词：“你做的个见死不救，可不羞杀桃园中杀白马、宰乌牛。”可见“桃园结义”故事在元代中叶以前就很流行了。
那么，“桃园结义”的故事是如何形成的呢？有人作了这样的分析：宋代出现了“说书”这种艺术形式，随着说书人的逐渐增多，亟需寻找历史上有益的素材供其创作和评说。当时，边患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需要张扬团结御边的精神和忠君事国的义气，于是刘、关、张亲如兄弟的情谊被说书人相中，拿来进行了重新创作，形成了“桃园结义”故事雏形。故事传开以后，得到人们的认可。进入元代社会，民族矛盾日趋激烈，人民起义斗争此起彼伏，其中有许多造反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组织，不断扩充队伍，遂用“结义”的形式服务于自身斗争，桃园兄弟的故事进一步拓宽了市场。到了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时候，他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故事素材，开卷伊始就重重地铺陈了一番。他之所以这样重视“桃园结义”故事，有着深刻原因：一是元末明初的社会更加动荡不安，“结义”的形式屡见不鲜，而“有志图王”的罗贯中对这种做法颇为欣赏，正好可以借此大做文章。二是刘、关、张是书中的三位主线人物，需要找根纽带把他们联结始终，“结义”形式正好派上了用场。三是书中多处突出“忠义”二字，“桃园结义”故事则是绝妙的开篇缘由。罗贯中将宋、元以来形成的桃园故事加以高度概括，同时对于现实中的结义形式又进行了典型化处理，进一步作了艺术加工，使其故事情节更加完整，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主题思想更加集中。从此以后，历史上的所有结义故事为之失色。今天，当我们再一次谈论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时，可以这样说：“桃园结义”的情节可能是虚构的，然而它在艺术上是令人信服的，结义的形式和做法在今天看来并不可取，但这个精彩的故事是不会被人忘记的。
无论桃园结义与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做人要以义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