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奥登（1990）模型也许是第一个明确论述了受损于信息问题的市场交易与受损于激励问题的纵向一体化之间的替代关系。[32]在他们的模型里，一个下游企业（委托者）需要在如下方案中作出选择：是在市场上从上游企业购买一个非标准部件（或一个标准部件），还是在自己企业的内部将其制造出来。但是当他决定制造而非购买时，他不得不雇佣一个负责该项生产的管理者（这种纵向一体化即将前述“所有者—管理者”转化为“雇佣者—管理者”）。[33]在购买的情况下，委托者不掌握关于生产成本的信息，但所有者—管理者却有积极性去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如果是决定自己制造，委托者虽能了解成本信息，但由于难以监督，雇佣者—管理者缺乏降低成本的动机。[34]当委托人能够观测到成本，事后的生产决策就会比他不能观测到成本时更为有效。结果，纵向一体化虽然能够传递更好的成本信息并产生更有效的定量决策，但却不自觉地损坏了管理者降低生产成本的积极性。非一体化与一体化之间的转换其实就是扭曲的生产决策与扭曲的管理者激励之间的转换，一种满意的组织方式的选择取于哪种效果更重要，这又依次取决于委托者对某一部件价值如何评价，取决于成本函数对管理者激励的敏感性。纵向一体化似乎更多地在部件更有价值、成本函数不太敏感的场合才被采用。
道（1994）发展了一个关于资本为何雇佣劳动的讨价还价的模型。他的模型也建立在资产专用性及合约不完备性的基础上。然而，他的模型与上述诸模型有不同的地方，即在他的模型中，竞争性市场里各种可替代的企业组织形式的生存能力也许不依赖于其所能生产出的总盈余，而依赖于专用性资产的提供者占有准租金的可能性。他认为，当专用性投资不可能完全合约化时（也许是因为要将资产的所有技术性相关特征都记录下来，必须投入过多的成本），企业内的权威就能够影响沉淀资产的准租金的分配，从而影响可选择的组织形式的生存能力。[35]一种组织形式，如果能够满足专用性资产所有者的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t），哪怕它生产的总盈余比别种替代形式要少，它也能够在竞争性市场中维持下去。他因此认为，在资本比劳动更专门化的产业里，资本—管理型企业将是均衡的组织形式；而在劳动比资本更专门化的产业里，劳动—管理型企业则是均衡的组织形式。
道的模型更接近于阿根亚—博尔腾的模型。他们探讨的都是在什么条件下资本的提供者应该享有控制权。然而，道的论点太多依赖于资本的物质形态。如果以金融性资本代替物质性资本，他的许多观点的根基将受到侵蚀，因为在金融性资本形态之下，资本—管理型企业只有在它能够生产出更多总盈余的条件下才能维持下去。如果劳动—管理型企业能够生产出更多的总盈余，则工人—所有者为何不能靠做一份债务合约去贿赂资本家的事实将无法解释。[36]
团队生产理论，道德风险与代理成本
当大部分交易费用理论把重点放在对市场和企业（纵向一体化）的选择上时，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为先导的理论却更关心企业内部结构（横向一体化）的问题。有关该理论的文献很丰富。这里我们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加以介绍。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将重点从使用市场的交易费用转移到解释企业内部结构的激励问题（监督成本）上。在他们看来，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团队生产指的是，一种产品是由若干个集体内成员协同生产出来的，而且任何一个成员的行为都将影响其他成员的生产率。由于最终产出物是一种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个成员的个人贡献不可能精确地进行分解和观测，因此不可能按照每个人的真实贡献去支付报酬。这就导致一个偷懒问题（shirking problem）：团队成员缺乏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为了减少这种规避行为，就必须让部分成员专门从事监督其他成员的工作。而监督者必须能够占有剩余权益，否则他也缺乏监督的积极性。为了使监督有效率，监督者还必须掌握修改合约条款及指挥其他成员的权力，否则他就不能有效地履行他的职能。[37]另外，监督者还必须是团队固定投入的所有者，因为由非所有者的监督者监督投入品的使用成本过高。由此，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就应运而生了。
虽然我们采用了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某些观点，甚至动机都可以追溯到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观点，但无论在假设还是前提上都与他们存在着根本的差异。首先，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那里，所有的团队成员从一开始就都是同质的（至少从监督成本来看是这样），因此，监督者可以随意地从成员中挑选出来，唯一重要的是必须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以使他们有监督的积极性。相反，我们假定团队成员从一开始在市场开拓能力和管理企业等方面是异质的，并且正是这种异质性决定着监督者的选拔。其次，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那里，监督者是专门从事监督工作的，而现代理论则认为，监督只不过是那些专门从事市场开拓活动并承担风险的企业家或合伙企业家们的功能之一而已。由于企业家不单靠监督为生，他可以将此职能授权给他人，而他自己专心于市场开拓活动。最后，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将可观察到的资本监督劳动的现象归结为资本使用的监督成本问题，而我们在解释这种雇佣关系时，更强调资本家在选择合格的企业家和（或）管理者时应负的责任。监督成本初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可信的解释，但却经不住仔细推敲。一个驾驶员应该拥有而不是去租用一辆卡车，因为后者存在监督成本的问题，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必须要用自己的钱去购买那辆卡车。
如果监督者的剩余权益来源于团队生产中每个成员贡献的不可分性，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度量每个人贡献时所遇到的困难也将影响到让谁作为监督者的决策过程。在一篇有关企业理论的综述文章中，霍姆斯特姆和泰若勒（1989）强调了这一点。他们认为，所有权在解决企业激励问题时是重要的。尤其是，所有权（用我们的话来说是委托权）应当与那些边际贡献最难估价的投入要素相联系。资本之所以雇佣劳动，是因为资本的贡献最难度量，容易被错估。[38]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隐含的假设虽有启发性，但尚待深究。在都认为最难监督其行为的要素应获得委托权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确有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的贡献是最难估价的。我们认为，资本的所有者之所以成为委托者，并不是因为资本的贡献比管理者的贡献更难估价，而是因为资本是一种能提供信号、能表示有关企业家能力的信息，否则，要获取这种信息必须付出更大的成本。
詹森和麦克林（1976）可以看作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理论的一个“管理者论”翻版。他们认为“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代理成本来源于管理人员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这样一个事实。在部分所有的情况下，一方面，当管理者对工作尽了努力，他可能承担全部成本而仅获取一小部分利润；另一方面，当他消费额外收益时，他得到全部好处但只承担一小部分成本。结果，他的工作积极性不高，却热衷于追求额外消费。于是，企业的价值也就小于他是企业完全所有者时的价值。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即被称做“代理成本”，它是在外部所有者理性预期之内必须要由管理者自己承担的成本。[39]让管理者成为完全的剩余权益拥有者，可消除或起码减少代理成本。不过，管理者成为完全剩余权益拥有者的能力又受到他自身财富的限制。举债筹资也许有所帮助，因为在投资及他本人财产给定的情况下，管理者的剩余份额会随着举债投资部分的增加而增加。然而，举债筹资可能导致另外一种代理成本。在举债筹资下，管理者作为剩余权益获取者，他有更大的积极性去从事有较大风险的项目，因为他能够获得成功后的利润，并借助有限责任制度，把失败导致的损失留给债权人去承受。当然，这些代理成本也得由管理者（及其他股东）来承担，因为债权人也有其理性预期。因此，均衡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是由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来决定的。
我们从詹森和麦克林的观点中获益匪浅，特别是本书第三章的阐述受到了他们关于破产成本的观点的启发。但也有必要指出一些不同之处。首先，詹森和麦克林未能就为什么剩余权益应依附于资本的问题作出明确的陈述。第二，他们将重点放在因所有权与管理相分离而导致的代理问题上，而我们更关心与企业相关的更一般的代理问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我看来，以合格管理者（即对个人能力的重视）的选择是决定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主要因素，而在他们的论文中，重要的仅仅是项目（风险程度）的选择。[40]
通过回答来自“新古典自我管理理论”的挑战，詹森和麦克林（1979）更明确地讨论了资本—雇佣—劳动的效率。他们有两个与本论文有关的观点需要在此提示一下。第一，他们指出，劳动管理的理论最优性所赖以成立的“纯粹租赁资本”假定并不有力，这是因为：（1）诸如R&；D（研究与开发）之类的无形投资不能仅采用租赁物质资产的形式；（2）给定与资产使用有关的监督成本，即使就物质资本而论，通常所有权也是比租赁更为有效的决策。第二，他们认为，没有股票市场，及可交换的企业权益，就不存在对企业的职业化的公共评价的积极性，因此对经营者行为的监督也是不充分的。[41]我们的观点是，虽然他们的观点在批评工人—管理型企业理论时是有效的，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观点也有漏洞。[42]第一，正如他们已经指出的，原则上任何资本投资都可通过金融资本来筹资，正是这一观点使得物质资产的监督成本不再成为金融资产所有权的一个理由。第二，工人—所有型企业不是资本家—所有型企业的唯一取代形式；另一种取代形式是管理者—所有型企业，在这种企业中，自我监督型的管理者既雇佣资本也雇佣其他工人。需要阐明的问题是，为什么管理—所有型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不多见。
在詹森和麦克林（1976）之后，利兰和派尔建立了一个正式的模型，在其中，由资本家掌握的资本赌注（stake）起了一个用于解决代理问题信号的作用。[43]根据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outsiders）之间就项目平均收益持有不对称信息的假定，他们证明，企业家自己投入到项目中的赌注能完全表明他对项目资产回收的信心，而企业家的股份越高，则表明项目的价值越高。利兰和派尔的信号模型对我们的影响不必细说，但我们认为，股东掌握剩余权益是因为他们的股份是一个信号，而在利兰和派尔看来，股份之所以是一个信号，是因为股东们是剩余权益的索取人；另外，在我们看来，由（自诩的）企业家掌握的赌注是一种能力的表示，而利兰和派尔则认为，它表示的是项目的质量。
斯蒂格利茨和威斯（Stiglitz，Weiss，1981）首先提出了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模型。虽然他们在一个相当不同的背景下分析这一问题，但他们的观点与我们探讨的问题有关，因为信贷配给是资本雇佣劳动的一种现象。他们的模型建立的基础是，借贷双方之间关于投资项目的风险信息是不对称的。他们认为，因为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危害问题，由贷方控制的利率上升将导致投资项目面临更大风险，所以利率上升可能降低而不是增加贷方预期总收益。因此，当对可贷资金有过度需求时，贷方更愿意使用信贷配给，而不是提高利率。[44]
我们赞同斯蒂格利茨和威斯的观点，但他们不重视抵押财产的作用却是有问题的。问题出在贷方不能详细了解借方财产状况这一奇怪假设上。抵押资本的作用能够将贫困的借贷者排除出去，但他们的假设却实际上排除了利用抵押贷款的任何可能性。[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