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的中文译本。这篇论文要探讨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决定市场经济中企业委托权（所有权）的安排：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为什么企业家监督工人而不是工人监督企业家？为什么资本所有者选择经营者而不是工人选择经营者？什么因素决定在均衡中什么人将成为企业家？我试图找出能解释上述问题的最基本因素。尽管论文本身是非常理论性的，但我选择研究这个题目恰有很强的现实背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在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和改革政策研究工作。当时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使得企业家问题成为经济理论界的热门话题。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造就企业家队伍对保证改革成功和体制的有效运行具有关键的作用，但在有关如何造就企业家，特别是企业家的形成与所有制的关系上，经济学家之间很有分歧。当时的主流观点是，企业家是重要的，但所有制是不重要的；造就企业家队伍的关键是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而不是所有制。有些经济学家甚至引证市场经济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事实”特别是日本的例子说明，正是由于所有者不起作用了，企业家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我当时的观点与这种主流观点相反，我认为，企业家是特定的财产关系的产物；没有真正的财产所有者，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因此，造就企业家队伍的关键是所有制改革（见张维迎《企业家与所有制》一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报告》1986年第30期；张维迎：《造就真正的企业家》，《人民日报》1986年9月19日）。但是，我当时还缺乏一种理论对那些流行的浮浅观点予以有力反驳。1987年10月，我到牛津大学进修，开始接触近二三十年来发展起来的现代企业理论文献。但是，尽管我从这些文献得到很大启发，现存的文献并没有提供我一个现成的武器，比如说，科斯等人研究了为什么存在企业，但没有回答为什么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成为企业的老板。7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委托—代理理论将股东作为委托人，经理作为代理人，研究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激励合同诱使代理人努力工作；但是，在这种理论中，委托—代理关系本身是给定的，而在我来看，更为基本的问题是，究竟谁应该是委托人谁应该是代理人？为什么资本所有者成为委托人？特别是，既然企业的收益不直接依赖资本所有者的行动（如理论所假定的），为什么经理人员的积极性问题不能通过把他们直接变成“委托人”来解决？1990年9月我回到牛津读博士学位，将博士论文选题定为“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这样一个题目。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剖析古典资本主义企业中经营者—企业家—资本家三位一体的现象：为什么从事经营决策的人索取剩余成为企业家？为什么资本家拥有成为企业家的优先权？只有解释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理解现代企业制度。得益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我的研究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到1991年底，论文的基本思想和模型化工作已经完成，论文的初稿作为硕士论文获得l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the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thesis），使得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研究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一家之言的答案。
1994年8月，我毕业回国，开始向国内同行介绍自己的理论观点并运用这些观点分析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余晖先生和刘世锦博士将我论文的第1章的一部分翻译在《经济研究》1994年第11期上发表；我应樊纲博士之邀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双周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一次演讲；在为北大和社科院研究生开的《产业组织理论》课上，我将自己的企业理论作了比较系统完整的介绍；此外，我回国后写的两篇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论文先后在《经济学消息报》、《改革》杂志和《中华工商时报》上发表。所有这些使我的理论在读者中引起了兴趣，不少读者写信或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觉得我的理论很新颖，希望能读到论文的全文。我的一些学生则建议我将博士论文译成中文出版。这可以说是出版这本书的来由。
准确地讲，出版这本书有两个目的，一是传播理论思想，二是介绍研究方法。就后一目的而言，我心目中的主要读者对象是正在读经济学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及高年级大学生。自到北大教书以来，我与经济学研究生有着频繁的交往，我发现，国内研究生对国外研究生如何做博士论文并不了解。作为一名教师，我想我有责任向学生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为中国经济学与世界经济学接轨做点贡献。大致来说，国外经济学博士论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ies），另一类是理论研究（theoretical studies）。经验研究主要是使用统计数据和计量模型检验一种假说（hypothesis），这种假说可能是自己的，也可能是他人的；理论研究主要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一种假说，这种假说应该是自己的（一个例外是用一种新的方法证明别人已经证明过的东西）。经验研究因为涉及大量收集和处理数据的工作，耗费的时间要长一些，但成功的把握性大，因为你总可以收集到一些新的资料进行分析，比如说，别人做了美国的消费函数，你可以做中国的消费函数；有人做了中国的消费函数，你还可以做北京市的消费函数，如此等等，你总可以做出一些东西来。理论研究是在书斋里做文章，一般来说要快些，但难度大风险也大，因为你必须做别人不曾做过的东西，创造一种新理论模型，比如说，对某种观测到的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证明一个新的定理，数学推导是绝对马虎不得的。这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研究生选择做经验研究而不是理论研究的主要原因。当然，无论是经验研究还是理论研究，你必须在你所选择的领域里作出自己的贡献（尽管对什么叫“贡献”并没有严格的定义），所以，你必须对自己研究领域的现有文献非常熟悉。事实上，熟悉文献是每个博士生要过的第一关。如果连别人干了些什么都不熟悉，你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否在做贡献呢？当然，写出别人已经做了些什么（或许夹杂些自己的评论）仅仅是研究的起点，你必须做出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经验研究的一个例子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研究生的博士论文研究曼哈顿鱼市上是否存在种族之间的价格歧视。我的博士论文属于理论一类。但是，与大部分理论性论文不同的是，我论文的选题比较“大”（这确实是不寻常的）。另外，我的论文的不同部分之间具有逻辑上的连贯性（coherence），论文的结构类似一本书的结构，而大部分博士论文更像论文集。（顺便说一下，在大部分学校，几篇独立的文章[essays]就可以构成一篇博士论文。）但是，就研究方法而言，我的论文是一篇典型的博士论文。读了这篇论文，读者大致可以了解，国外经济学的理论性博士论文是怎样做的。我的导师曾告诉我，这篇论文将是他们未来的研究生的一个范本。
如大多数理论文章一样，这篇论文也不得不使用一些数学。但是，坦率地讲，这里用到的数学知识是非常一般的，基本上没有超出微积分和概率论，比许多学术杂志上的文章用到的数学要简单得多。对受过中级以上微观经济学训练的读者来说，读这本书是不应该有什么困难的。或许，读者可以用这本书来检查一下自己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如果你觉得读这本书还有些困难，那么，我建议你再回炉一下自己的微观经济学。我并不期待这本书受到所有经济学学生的喜爱，但我相信，对那些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特别是企业理论研究的读者来说，认真读一读这本书是值得的。现在在校的经济学学生是10年后中国经济学界的主力军。就目前中国经济学界的情况而言，一个中等以上水平的研究生要发表几篇文章也许并不难，但要使自己在10年以后也能发表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章，现在进行一些基础性投资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对那些只对观点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读一读本书的文字也就够了。
与本书的主体部分不同，本书中的四个附录是有关中国经济的。它们可以看作是现代企业理论（包括我本人的理论观点）在分析中国经济中的应用，已分别在杂志上发表。我将它们收集在此，是想为理论的应用提供一个范例。[1]
我要感谢余晖、刘世锦、张春霖、李仁贵、周慈敖、吴有昌、马捷、王中华、阎伟等为本书做的翻译工作，感谢我在北大和社科院的学生以及其他读者对我的研究成果的兴趣，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陈昕先生为本书的出版所做的辛勤工作。
1995年5月10日北大燕北园
[1]应作者要求，“附录”部分已删除，见“第二版序言”。——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