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人文思想究天人之际，立意极其高远而又不偏不倚。中国人文思想家也有以动物野蛮状态乃至无知草木为参照系的，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将人与禽兽区别开来，还要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还要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还要止于至善；中国古典人文思想也有以玄奥天道为参照系的，但他们不会因此就无视人作为一个肉体生命存在的浅近事实，因为思想家们所参照的不只是单一的系统。中国人特殊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往往会转换不同的角度来综合性地观照同一种事物，以求更加完满地把握其中的内蕴，不会将其中某个方面加以无限放大来挤占其他的方面。对于人性的开展与实现，他们给出的人性空间既有超凡出世的神圣维度，也有食色性这些与动物性接壤的维度；既有与众人合作组成和睦家庭社会的内涵，也有与自然万物达成一片的内涵；既有感性的层面，也有知性的层面，更有感知意识所不能及的玄妙的层面。这种上下左右都没有封畛的全方位开放的人性，比西方任何一种人文学说都更为深邃与辽阔，更具包容性与超越性，大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意境，对于生活在不同境地的人都有一种普适性。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这个鸢飞鱼跃的境界中走完一生都不会有山穷水尽的时候。这堪称一种营养完备的人性食谱。
2．排异与兼容
“神学观点把人看成是神的秩序的一部分，科学观点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两者都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而与此相反，人文主义集中焦点在人身上，从人的经验开始……”布洛克归结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最重要和始终不变的特点，也是它最致命的缺陷：神本、物本与人本是三个相互隔离和对立的立场与出发点。在西方人文主义图景中，人性与神性、人性与物性之间始终存在着一道填不平的鸿沟，不似中国人所理解的一以贯之，因此不具有兼容性。从人本出发，则会将神本、物本遮蔽；从神本出发，也会将人本遮蔽；从物本出发，就会反过来与人本、神本相冲。因其不能兼容，自然彼此间存在着排异反应，总是处于相冲相克之中。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形态的人文主义，都因其偏颇而不具有整体的包容度，因此各种形态的人文主义都需要矫枉与补充。它从出生到成长的过程落下的缺陷是难以弥补的，那就是在它对人存在的理解中，向上的一极没有包含神圣的维度，向下的一极没有包容自然万物，因此势必将人生神圣的维度让渡于宗教，将自然的和谐割让给科学。
自十九世纪后期，西方也出现一些所谓新人文主义流派，有的是与宗教结合的人文主义，有的是与科学结合的人文主义，都是企图弥补既往人文主义的先天不足和后天过失。但因其神、人、物三元之间的无法通而为一，所有的弥补都是一种拼贴与凑合。
“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而“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解蔽》）。就像盲人摸象，将所有摸着的部分加起来也得不出一只活象来，必须透过一个部分去通达。在道通万物而为一的前提下，从任何一种事物出发都可以通达存在整体，但人作为人，自然不能越过人本去通达存在。因此对于人而言，存在可分为两个极：人极与天极。究天人之际就是从人的一极进入天的一极，贯通人极与天极之间的即所谓道。中国古典人文思想从人的立场出发，但不止于人的个体，也不止于人，它的开展贯通社会群生和天地万物，并以其通达的深广程度来成就不同的人格境界。在道的层面，所有的墙成为门，人性、神性、物性通为一性，因此，物本、人本、神本之间不存在天然的隔阂。由于中国古典人文思想的极大包容性与兼容性，使它避免了在历史的演进中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摆荡，也避免了一种片面来克服另一种片面的局面出现。
3．社会层面的延伸
启蒙运动时期，西方人文主义向社会政治的维度扩张，提出了平等、自由、博爱的主张，并成功地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变革，为人在社会层面中获得更多的尊重和必要的自由空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了人性修养、升华、神圣化这一纵向维度之外，中国人文思想中还有社会治理的横向一维，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面，这正是中国人文思想区别于同属东方世界的印度文化的地方。印度先贤过于急切地要超越人性，进入梵我合一的境界，对现世人生与社会事务不甚了了，得过且过，结果反而被这些事务纠缠不休，民生问题积久成患。与此不同，中国儒家十分讲究社会人生的综合治理，考虑问题可谓面面俱到。
在“外王”维度上，先秦各家特别是儒家提出了许多十分具有超越性的思想理念，如孔子具有人道立场的“仁政”理念；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关于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民意是政权合法性根本来源的民主理念。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尽管以孔子、孟子为首的思想家们周游列国，到处宣传游说，还是无法进入制度建构的实践层面，也不能使之在实践的展开中得以丰富与完备。直到汉代，汉武帝接受腐儒董仲舒的建议，将经过重新阐释的儒学教条当成一种御用意识形态。这种原本在士人中流行的民间思想成为一种统治工具之后，它的话语成了权力谋略的堂皇伪装，使得近代知识分子将绵延两千多年的所谓专制主义暴政归咎于儒家，让整个民族沉重地背负一种文化上的原罪。
时至今天，中国传统人文思想迟迟不能完成现代性的转化，因此也得不到重新阐发与传扬，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缺憾。就像修身的一维融入了来自印度佛家的智慧那样，在治国平天下的一维，中国人文思想完全可以有机地吸纳西方人文思想的成果，并依据自身文化与社会实情加以转化，形成不同于西方的制度建构并完成其合法性的阐释，使中国人文思想成为人类人文精神的集大成者。
祛魅的世界无比荒凉
在上述的行文中，我们使用了人文主义或人文思想的名相，而很少使用人文精神，这并非没有讲究。不论是思想还是主义，陈述的都是一种知识形态，知识形态是平铺直叙的，精神则有升沉。精神隐含着内在的价值取向，而且这种指向应当是正向的、积极的、不断超越的。中国古典人文思想完全符合这些条件，是关于人性的内涵及其如何得到开显、实现、提升与超越，让人本身变得尊严、高贵，最终达到圆满境界的思想形态，因此也可以直接称之为中国古典人文精神。由于这种精神延续了数千年，并且纳容了来自印度的佛教，其立意之高和容量之大在东方世界有很大的代表性，因此也可称之为东方人文精神。
判断一种人文精神的价值，在于看它能否成就高尚完美的人格，在这个方面中国古典人文精神堪称气象大焉。
从根本的意义上，是否活得有尊严，并非来自别人对你的尊重，给足你面子，而是取决于你自身的人格内涵是否足够高贵，你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贵人，一个精神层面的贵族，让自己看得起自己。孟子将人格修养的成就称为“天爵”，与公卿大夫等象征社会地位的“人爵”相比对，人爵可以拿走，天爵是拿不走的。中国古代士人就是以自身人性修养的位格为最高成就的，他们看重人存在的完整性，更看重人性的完满。在他们眼里，在“没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参天地之化育”之前，人都只是一个半拉子的人。
然而，在当今社会我们已经难以寻觅具有传统人文精神境界的高贵人格，甚至我们已经难以想象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不仅是因为西方后现代主义对人性解构的引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经历了毛泽东发起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对导致伪善流行的“逼娼为良”的崇高有一种怀疑和畏惧。因此开始对崇高进行嘲弄，以一种戏谑的方式来消解它，使之威风扫地。到了九十年代市场经济进入迅速发展时期，人身体层面的欲望急剧膨胀，如冲溃堤坝的大潮泛滥成灾。贪渎腐败不仅局限于权力关要，还遍及全民，并且被当成人性的弱点加以谅解与包涵。权力斗争与商业竞争中人无所不用其极的奸坏，成为文学和影视作品引人入胜的戏份所在，而那些一度被认为是正人君子的，其实是隐藏得最深的最为阴险毒辣的家伙。人们以极大的兴致来消费人性的阴暗、龌龊、卑鄙、无耻、恶毒，用秃鹫吞噬腐尸的激情狂欢般地分解人性中值得我们敬仰、爱戴与感动的部分。对于年轻人而言，这几乎成了他们为避免被当成傻子所要学习的必修功课。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给人性祛魅，消解它高贵的品质和曾经散发的灵光，最后在用以欲望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上将所有人都扯平，从而皆大欢喜，来一次赤身裸体的拥抱与狂欢。但是，又有多少人想到这狂欢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2012年，国内上演了著名导演冯小刚酝酿多年的巨献《1942》。影片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发生的一次大饥荒。导演为了制造悲情的惨烈，在技术上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然而，许许多多的人看完影片之后，竟惊诧自己没有流泪，预先准备的手帕干爽如初，甚至在演到一些堪称惨绝的细节时还引来了叽叽嘎嘎的笑声。后来导演在答记者问时称，这些发出笑声的人是真正看懂了电影的，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比起笑来，哭是一种更加接近真情的表现，人可以莫名其妙地笑，但很难无缘无故地哭——除非那是表演。一个对父母缺少情感的逆子，在葬礼上要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也不是那么容易。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最让人落泪的是美好的东西无法挽回地被毁灭。但是，在这部高成本的悲剧里所有落难的灾民身上，我们看不到任何人性的光辉，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贪婪、卑鄙、肮脏、丑陋、阴险、歹毒、可耻、黑暗。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全都是一路货色。哪怕是情人之间、骨肉亲人之间的情感，都抵不过半片面包。人类所有的尊严、高贵的品质在饥饿面前统统缴械投降。他们身上已经没有值得我们珍惜、同情的物件了。甚至动物身上的德性，如狗身上的忠诚、乌鸦身上的孝顺也没有了。扪心自问，我们这些以动物尸体为食的人，什么时候曾经为一群比狗和乌鸦还要低贱的物种死亡而痛哭流涕过呢？
九十年代以来不断升级的将贪婪、自私、奸诈等恶劣品质视为人性正当内容的纡尊降贵的倾向，开始看起来是一种宽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但复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变成了反人文性质的，成了人对自身的自我作践和辱没。当人性身上美好的品性被当成欺骗的外衣一件件被扒去之后，当人性所有的龌龊被作为一种真相来对待之后，当人的尊严被降到了连动物都不如的地步之后，人就不可避免地要失去对自身起码的尊重与珍惜，剩下来的只能是相互的憎恶、虐待与糟践了。
祛魅的世界无比荒凉，人性的祛魅让人活得可耻。
文化是人类精神的慧命，西方精神几乎每一次的进步，都要回到古希腊的源头去汲取力量。现在，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华文明眼看也到了一个该复兴的时刻，同样需要回到先秦的源头去汲取灵感，获得重新出发的足够的加持力。时下的文化建设除了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辅助和为经济搭台跑龙套（现在上升到软实力）的功能之外，没有多少真正人文意义上的追求，更没有从人文本身的意义来理解人文。数千年传承下来的关于人性实现、升华与圆成的深厚传统，也不是某一个先进典型的事迹能够涵盖得了的。民族慧命的延续仍然需要在基础教育和文化传导、学术争鸣等不同层面上得以充分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