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是中国人古老而通俗的梦想，也是现阶段社会生活的关键词。《孟子·离娄》中有个故事，说是有个男人，日子过得潦倒，经常到东门外的墓地里乞讨人们祭祀剩下的食物，回家来还在妻妾面前炫耀，说我今天又跟哪位大人在一起吃什么什么了，甚是悲凉。余华小说《活着》里的主人公叫福贵，但这个以福贵命名的生命一辈子都没有过上与名字相应的生活，只是活着而已，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活着的最终都是一 一死去。如今，尘土飞扬的地面上，人们所能够想象和期待的美好生活就是所谓富贵荣华了，街面上新开市的楼盘也有不少是以富贵荣华命名的。然而，人们用“富贵”一词来表述自己所希望的事物时，并没有将其中的内涵勘清，使得这个词在使用中变得越来越暧昧不清，以至于那些赚了几个钱、当上一官半职的暴发户也以贵族自居自谓，心里不由自主地哼出曲调来。
富与贵
很多人都会同意，富是一个经济概念，指物质生活资源丰裕，人拥有很多很多超出个人基本生活需要的财产和收入，不仅不用为衣食住行担忧，而且还囤积了许多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东西。前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是国际著名的贪官，其夫人仪表雍容华贵，风情万种，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她拥有很多很多的衣橱，光鞋柜里就有两千双鞋子。以一双纤细的脚丫去拥有数千双鞋子，这就叫作富。《庄子》里说，江河虽大，老鼠所需要的无非满腹而已。老鼠喝一肚子水便可满足，喝多了就会出事。倘若南渡江边有一只老鼠，声称南渡江是我的，不经本鼠爷同意，任何老鼠不能喝这江里的水！这只牛逼的老鼠也就是一只富裕的老鼠了。
对富的理解很容易达成共识，但对贵的理解却有歧义。
贵和高经常被镶嵌在一起来使用：高贵。高有超出、超越水平线以上的意思，贵指的事物具有超出原价或均价的价值。是人的什么东西获得了超出原价或均价的价值呢？许多人把高贵理解为社会地位、社会身份高，超出普通百姓芸芸众生，是人上之人。虽然平等是人类美好的梦想，但社会从来都不是一马平川，很多时候它更像是一座陡峭的山峰。有的人站在较高的坡面上，摆了个一览众山小的姿态，披挂比别人更多的荣耀和尊崇，活得很风光；有的人站在较低的洼地里，受到冷遇和漠视，在芸芸众生中默默无闻。有的人是山谷里的青松，有的人是山顶上的小草。峰头的小草尽管匍匐地面，作为一种植物显得卑微猥琐，但所处地位却比青松所在的山谷要高得多。许多人要的就是山顶上小草的风光，认为它比山谷里的青松要高贵。这种把高贵等同于权贵的理解，是一种势利、媚俗的理解，它把贵当成一个政治学概念，所参照的是社会权力体系中人所处地位的高低。在社会场面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人，他们假借对财富和权力的占有把自己支撑起来，变得高大伟岸，持一种凌驾和俯冲的姿势，一旦抽掉那些支架，人就像被戳破的气球萎缩下去，拎都拎不起来，显出了本质的虚弱和颓废。
对贵的政治学理解实际上把它当成了富的延伸，意指人在权力地位上的过剩和富余，没有精神上超越性的意义。在社会生活中，有的人追求比别人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为此不惜牺牲社会人群的利益，是想把自己的尊严建立在别人之上，践踏别人的脊梁，给众人颜色看，制造不平等的事实。这种追求本身就是极其低俗甚至是恶俗的东西，没有什么高贵可言。这种人其实就是一种小人、贱人。在城乡接合部，可以看到一些刚刚发迹的人，他们的举止做派会让人联想到开足马力的柴油拖拉机，趾高气扬地冒着浓烟。和这种经济上的暴发户一样，那些政治上的暴发户尽管威风显赫，但并不给人任何高贵的感觉，倒是更加显现出人性的粗俗。权力可以调配社会财富资源，使之集中在某一部分或某一个人身上，使其成为富人，却不能直接改变他内心品性的卑鄙，使之摇身一变成为贵人。
对贵的含义的另一种理解，是人本学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从人所拥有和假借的身外之物，而是从人本身来认识和评价人，把贵理解为一个人作为人本身存在的品性，也就是人的精神品位和心灵境界，以及所表现出的人格气象，具有某种超越性，具有超越世俗凡尘的气度风范。这种理解不看你兜里的钱有多少位数，也不看你手中的权力是什么级别，也不看你的出身背景有多么显赫，总之，不看你身上穿什么马甲，就看你作为一个赤裸裸的人是什么质料，在什么位格上。就植物而言，不管你是长在山顶、山腰还是山谷，就看你作为植物本身是什么材料。是小草，长到山顶上也不过是小草；是青松，长在深谷里也依然是青松。这种人本主义的理解源自于古老的文化。在中国古典思想中，对人性成就给予了超出社会成就的评价，并将人性成就看成是社会成就的根基。在这种文化中，最高贵的人不是拥有财富和权力最多的人，不是皇帝天子，而是在人性修养上趋于完备的君子、圣人、真人，权贵往往是带有贬义的，富人的地位则更为低下。
印度古典文化对高贵也有同样的理解。泰戈尔在《人生的亲证》一书中指出：在印度有贤人、智者、勇士，有政治家、国王和皇帝，但是在所有的这些等级之中，印度人所崇拜和选择的代表人物是贤者，“是以充满智慧的认识获得最高灵魂的人；是在统一的灵魂中发现最高灵魂与内在我具有完美和谐的人；他们是在内心摆脱了全部私欲而亲证最高灵魂的人；是在今世的全部活动中感受到他（最高神），并且已经获得宁静的人。贤者是全面证悟了最高神的人，他们已经找到了永久的宁静，与万物结合而进入宇宙生命中。”（《蒙达迦奥义书》Ⅲ）作为一种生灵，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更多的不在外在的生活形态，而在内里的心性涵养，这是更为本质的差别。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生命形态的差别远远超出他们生活形态的差别，这种差别甚至比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还要渊深。
对于人的生存而言，富是一个横向坐标，贵是一个纵向坐标。富裕体现人生活的数量和同一水平面上铺排的宽度，贵体现生命品质和生活质量的晋升，关乎人性的净化和升华，关乎心灵受约束的程度，决定人能否获得尊严、优雅，有意境。物质生活的水平取决于物质要素的积累，人能否成为一个富人，取决于他能否获取、占有尽可能多的物质与权力；而人能否具有超越世俗凡尘的高贵气度，人的生活能否具有上乘的品质，取决于生活主体（即人本身）的精神涵养，取决于人的精神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对物质和权力的沉迷和依附，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豁达开来，活得清明和洒脱。古人有言：人到无求品自高。人的心灵，圆满自足，没有向外的趋附，这就是高贵的终极意义。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有句名言：“永远不要靠得太近——这就是高贵。”因为“占有就是被占有，然后失去自己”（《惶然录》）。在佛教文化里，高贵是心灵具足智慧和解脱，不执着于任何事物现象，它能够任事转物，但不为事物所转。按照这种对贵的理解，心灵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东西，它能够运作各种事物包括财富，但不依附于事物之上。可以说，高贵的人是精神上圆满自足、无所凭借和拥有的人，是禅宗公案中百尺竿头纵身一跃的人。
人的生活存在着追求数量还是追求质量的问题，你是想生活得更多，还是生活得更有品位、更有境界？我们很多人只是想生活得更多、更长寿、更有财富、更有权威、更有传奇浪漫的故事，扩大自己身体存在的体积重量。古希腊有一个名叫品达的诗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做出回答：我不想生活得更多，只想生活得更充分。所谓充分，可以理解为人能够穷尽人性所能企及的高度，即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那些活得很久、拥有很多财富权力和传奇故事的人，他们是活得更多，却不见得活得透彻、充分、完美、意味深长，穷尽人性的无上境界。他们在一个层面上铺陈得很开，但在高度上没有任何提升。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一种纵横驰骋的人生，不仅有社会的宽度和数量，也有人性的高度和品质，相得益彰，臻于完美。
相反相成的逻辑
富是物质生活的过剩状态，物质生活与人身体的存在维度相对应，是身体存在的过程；贵是精神生活的超越状态，精神生活与人心灵的存在维度相对应，是心灵运行的过程。富与贵两个词，指涉两种不同维度的生活，前者是“身体-物质”生活层面的概念，指人拥有众多超出正常需要的身外之物，包括财富和权力，是一种社会性的成就；贵是“心灵-精神”生活层面的范畴，指人生命存在品质的纯粹、崇高和光辉，是一种人性上的成就。两种不同维度的生活，存在着许多有趣的区别——
首先，“身体-物质”生活的富裕通过攫取、积累、聚集来实现；“心灵-精神”生活的高贵是通过奉献、给予、布施、共享来完成，意味着人放弃对攫取、积累、聚集的事物的贪着。富是对身外之物的拥有，贵是放下和舍弃对身外之物的执着，方向看起来恰好相反。“身体-物质”生活的增进服从于加法，“心灵-精神”生活的提升服从于减法；“身体-物质”生活以多为业绩，“心灵-精神”生活以少为成就，以无所趋附、无所依凭的自足性为圆满究竟；物质的进步需要一层层地积累，愈富足愈好，精神的修养要求不断地净化，愈清越灵明愈佳。这似老子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心灵提纯最终趋近于空无；但物质的积累却愈显卓著。嗜欲深者天机浅，贪婪、痴迷等许多物质生活中十分有效的心理动力，在“心灵-精神”生活中可能成为遮蔽性灵的障碍。“身体-物质”生活与“心灵-精神”生活看起来方向恰好相反，但正是因为相反它们才可以相成。穷人并没有天然地占据精神上的超越性，拥有众多财富却不被财富所拥有的人才是真正的贵人。
其次，“身体-物质”生活粗糙，是形而下的、有排场的，因此这种生活很占地方，具有某种竞争性和排他性。这种竞争就像一片山林、一处沼泽里，植物与植物、动物与动物之间在生存空间上的竞争，社会的财富正是通过这种竞争来获得增长的。“神无方而易无所”，“心灵-精神”生活是形而上的，它的开展不占地方，不具有任何竞争性和排他性。一个人物质财富、权力的增长可能会侵占他人生存的空间，此长彼消，但一个人精神境界不论多么浩瀚，都不会妨碍别人精神境界的开展，相反还可以给别人以更多更大的精神加持。由于对精神生活特性的误解，加之物质生活权力谋略的卷入，一些宗教派别之间长期陷入血与火的残酷斗争之中，以天堂的名义在地上建造地狱，实在让人不胜悲忍。
再次，“身体-物质”生活是有止境的，“心灵-精神”生活却难以穷尽其中的境界。人的一生，以身体为主体的生活，从三十几岁开始就走下坡路了。特别是那些滥用身体，像挤榨一枚橙子那样拼命挤榨生命液汁的人，很快就露出其中的败絮，受到身体的惩罚。一度作为幸福快乐源泉的肉身，渐渐成为一口忧患的枯井。但以精神为主体的生活，可以“苟日新，日日新”，一直在上坡的路上行走，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这种渐入佳境的行走极难到达止于至善的地方。林肯说过，四十岁以后，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相貌负责。而能够负得起责任的是人的心灵境界和精神气质，那些活到七八十岁还仙风道骨、鹤发童颜的人，必定有不俗的精神造诣。那些年轻时如花似玉、貌比潘安，四五十岁就面目全非、鄙俗不堪的人，则应该反省自己的内心生活了。
出于对自己的拯救，人必须及时地偷换生活的主体，将其从身体转移到心性上来。孔子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其一生始终保持一种精神上良性的生长态势，不断升越和晋级。在我们看来，孔子的生存境界已经高不可及了，但在周敬王十七年，孔子问道于老子，出来后他感慨深深：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会游；野兽，我知道它会走；至于龙，出没于风云之上就难测了；我今天所看见的老子，他不就是一条龙吗？精神生活可以达到出神入化、神龙不见首尾的地步。
另外，“身体-物质”生活可以有捷径可走，可以出现暴发户；“心灵-精神”生活没有捷径可走，也不可能出现暴发户。听说过有经济暴发户、政治暴发户，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精神暴发户，倘若有，那八成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富人，在社会等级中拾个高一点的台阶并不太难，也不一定需要太长的时间。一个人也可以凭借一个偶然的机会，比如中六合彩，比如挖到一个大金包，或是从别人那里继承遗产，成为富翁。但一个人要成为一个道德精神上的巨人，成为圣人君子，成为精神上的贵族，必须靠自己的磨炼和修行，来净化自己的灵魂，并且需要一生一世的努力。富翁的儿子通常都是富翁，但圣人的父亲往往不是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