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时空环境
1898年梁启超26岁时，因戊戌变法事败在8月逃到日本。康、梁抵日后不久，有日方人士居间调停，希望能和兴中会孙中山等人联合起来共同救国，但双方的立场和主张有不少歧异。孙曾访康，但康匿不见。康称奉清帝衣带诏，以帝师自命，意气甚盛，视孙一派为叛徒。犬养毅等人在革命党与保皇党之间斡旋，但两派之间歧见日深，势同水火（《梁任公年谱长编》，页83-84）。1899年康离日赴加拿大，孙与梁往来日密，梁对孙“异常倾倒，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双方合作声浪日高，计划以孙为会长，梁为副会长。梁甚至在给康的信中说：“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甚怒，令梁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之事。梁行前与孙“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孙“作书为介绍于其兄德彰及诸友”，但梁抵檀后仍从事保皇会活动，创夏威夷维新会，双方交恶。1900年梁自檀函孙表示分道扬镳，自此双方在海外开始激烈的冲突。
6.1.1论战始末
这些冲突是众所周知的事，但较有系统且形诸文字的，是在梁办《新民丛报》（1902-1907，半月刊，6年间共发行96期）和孙派办《民报》（1905-1910，不定期，4年内共发行26期）的时期。双方针锋相对的事项很多，大都以政治方面的议题为主。与经济事务相关者主要有两项：一是中国日后是否应采社会主义的经济路线，二是应否采土地国有化与实施单一土地税的问题。双方对这两项主题的争论过程大致如下。《新民丛报》对《民报》的排满革命论屡有意见，《民报》在第4、5两期（1906）有汪精卫、县解（朱执信）、辨奸（胡汉民）的激烈答复（如《斥<；新民丛报>；之谬妄》）。梁不甘示弱，在《新民丛报》第84-86号（1906）3期连载长文《杂答某报》，前4节的内容主要是政治方面的议题，互辩经济路线的论点出现在第5节：“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新民丛报》第4年14号〔总号86〕页5-52）。《民报》在12期（1907年3月）刊出署名“民意”（这是胡汉民与汪精卫合用的笔名）的长文《告非难民生主义者》，副题是“驳《新民丛报》第14号社会主义论”。此文甚长，超过百页（12：45-155）。这两篇辩驳性的长文，主要是在争论中国将来是否可以采用社会主义的经济路线，在学理与实际执行上各有哪些强弱之处。
《新民丛报》在1907年第90-92号刊出梁的长文《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分39点驳斥《民报》。此文收入《饮冰室文集》（18：1-55），但原刊在《新民丛报》第92号的第3节“就社会问题上正土地国有论之谬”（92：1-22），却遗漏未收。此外， 第39点之后说此文“未完”（92：22），但查《新民丛报》第93号之后，梁就未发表过论说文，只在第95号上写了一篇诗话，而第96号是《新民丛报》的最后期，所以这篇文章到此应该就结束了。
《民报》第15、16号（1907年7月-9月）有朱执信（署名“县解”）的反驳《土地国有与财政（再驳<；新民丛报>；之非难土地国有政策）》，以及第17号署名“太邱”（不知何人）的《斥<；新民丛报>；驳土地国有之谬》。这几篇辩驳的主题都是土地国有论，虽然在顺序上接着前述的社会主义经济路线问题，但一因这两个题材的性质可以独立处理，二因这两个题材各自牵扯到不同的论述领域，所以在以下的两节内分别处理。但整体而言，这两项题材应相互参照，才能理解双方在1906-1907年对经济问题大争辩的全貌。1907年10月《新民丛报》停刊，1910年2月《民报》停刊，双方正式争辩经济路线的文献也就止于上述几篇。
6.1.2相关研究
本章的主题设限在两个经济问题上，但整个辩论的背景和社会主义这项大主题是密切相联结的。本章把焦点界定在经济议题内，是一种局部性的分析方式，会有见树不见林的缺陷；较完整的全面性解析，至少还应该包含几个面向。（1）孙文与《民报》派的人士，他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其他众多的社会主义主张，有哪些异同？他们的特点何在？（2）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用来问梁的情况：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他为什么反对这条路线？为什么他和孙派人士会有这么歧义的见解？（3）土地国有论既是孙派人士的主帜，这个问题在他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路线中，是居于一个怎样的地位？此派人士对土地国有的意见有何异同处？
这些都是背景性的大问题，在大陆已有许多相关的研究，能提供相当清晰的答案。我推介皮明庥（1991）这本综述性的著作，读者可以从此书的第3、5、7、8、9、12、15、17诸章，得到上述三个问题的相关答案。这本书还有一项文献上的优点：脚注所附的相关研究书目齐备，在书后的附录里，详列1871-1923年中国“介绍和研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论著要目”，这是很方便研究者的资料整理。
台湾学界对大陆社会主义学说史的研究也不少，较具代表性的，是萧公权（1980）等人编著的文集：其中有甘友兰分述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有黄顺二析论梁任公的社会思想，有六篇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在附录里也有相关的推荐书目。这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主要文献，之后的期刊论文，也可以在台北的台湾图书馆网站上，查询期刊索引。
从梁的《合集》里，也可以看到他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议题，与不同派别的人士对社会主义做过不少激烈的争辩。他们所辩论的主题，是从整个体制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为何？在欧美的落实情形有何障碍与优势？欧洲式的社会主义，对当前与日后的中国，在本质上有何落差？这些争辩是属于政治性的议题，虽然其中也难免提到经济问题（如生产、分配、福利等等），但都不是对单一经济问题的深入争辩。从这种宏观性的角度，来观察梁对社会主义观点的长期变化，已有许多文章析论过：例如在1995-1996年就有应学犁（1995）、刘圣宜（1996）、董方奎（1996），由此也可以推想这类论梁启超与社会主义文章的数量。整体而言，中文学界对孙、梁的社会主义观点，已有相当好的理解，但尚未见到有专文把焦点集中在《民报》与《新民丛报》的经济争辩上，尤少见到以经济专业的观点，来评比双方论点的内在逻辑。
国外对这两项主题的相关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路线争论上的析述较少，以Scalapino和Schiffrin（1959）、Bernal（1976）为主；在土地国有论方面的研究较多，如Schiffrin（1957）、Schiffrin和Sohn（1959）、Lin（1974）、Lindholm和Lin（1977），Trescott（1994）。这些作者各自侧重的面向不同：有些注重社会主义的思潮，有些注重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学说引入中国的过程与反应。这些作者的论点繁复，在篇幅的限制下，不拟在此综述比较。
台湾学界对《新民丛报》与《民报》之间这项大争辩，有两项较完整的分析：一是张朋园第7章析论“梁启超与革命党论战的影响”（1964：207-252）；二是亓冰峰第5章论“《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1966：145-234）；三是朱浤源第4章论“社会革命论”（1985：155-226）。以这三项研究为例，他们的视角较广，把政治、社会、经济三个面向都合并考察。高桥勇治（1943）的写法也类近：在单篇论文内，综述了这个议题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层面。这种写法的优点是，问题处理得较平衡，然而缺点是，以经济面向为例，辩论双方有许多需要较专业深入解说与评比的子题，就处理得较平面，篇幅也明显不足，甚至放过了某些重要的论点。本章因而把着重的角度，放在析述孙、梁双方辩论的经济论点及其内在逻辑，并评判各个论点的强弱优劣。希望这种从经济史角度的单题深入析述，可和上述历史专业人士的相关著作互补。
6.2社会主义经济路线
有了上述的背景理解之后，现在进入主题，来看梁与孙派《民报》之间的对立状况与辩论要点。
6.2.1基本立场
梁在《杂答某报》第5节“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需要乎？”（86：5-52）内，前半部旨在列举三大项理由，说明何以中国“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社会革命；后半部（86：24-54）旨在批驳《民报》第10号所刊的孙文演说辞。综观全文，梁的第一项论点是反对《民报》的革命论，他的要点是：“吾以为欧美今日之经济社会，殆陷于不能不革命之穷境，而中国之经济社会，则惟当稍加补苴之力，使循轨道以发达进化，而危险之革命手段非所适用也。”（《新民丛报》，86：6）梁的第二项论点是关于中国将来的经济路线问题：
如何奖励资本家，采取保护主义以免他国资本势力充满国中，如何保护劳动者，何以所得分配问题并非首要，等等。
此节文长近50页，广征博引，词繁不杀，且常有人身攻击的文字：“于是卤莽灭烈，盗取其主义之一节以为旗，冀以欺天下之无识。”（86：24）“孙文之民生主义正此类也。孙文乎！苟欲言民生主义，再伏案数年其可也。”（86：35）“若孙文，则头脑稀乱，自论自驳，无一路之可通。”（86：42）“此等四不像之民生主义，亦以吠影吠声之结果，俨然若有势力于一时。”（86：52）文中所牵扯到的经济问题繁多，有物价、工农商诸业、国际贸易、经济阶级、社会福利、国际竞争、土地国有论、单一税制、社会主义之优缺点。但各项说法大都点到为止，也时常数项主题并谈，这是笔仗性的文字，不患言辞之激昂。
这节的文字毫无遮掩地显现出梁的主要诉求：“今日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主义，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诎于国家主义之下。闻吾此论而不寤，必谓其非真爱国也。”（86：52）梁的国家主义论，就经济面向而言，正是他所主张的：“吾以为策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86：16-17）也就是要排除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力量，因为“但使他国资本势力充满于我国中之时，即我四万万同胞为马牛以终古之日”（86：18-19）。
由此可以明白梁的《新民丛报》与孙的《民报》，对将来中国要走的经济路线有基本认知上的差异：梁主张保护政策式的国家主义，先发展工商业，可暂时不顾虑所得分配不均的问题；孙主张生产设备公有、土地国有、欢迎国外资本、强调注重所得分配的社会主义。
6.2.2梁的论点
梁以三大项论点来反对社会革命（其实主要目标是孙文的民生主义），但论说歧杂冗长，以下以简要方式重述他的论点，并稍加评述。
梁认为中国“不必行”社会革命的主要论点是：“彼欧人之经济社会所以积成今日之状态，全由革命而来也。中国可以避前度之革命，是故不必为再度之革命。”（86：6）他摘述西洋近代社会经济的史实，给对这方面较少接触的中国读者当作背景知识。梁认为中国不宜仿西欧采社会革命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社会组织与西洋不同，“中产之家多而特别豪富之家少”。
这有几项历史根源：（1）中国无贵族制；（2）中国采众子继承制，“欧洲各国旧俗大率行长子相续”，长子继承制有助于财富积累；（3）中国赋税较欧洲轻：欧洲有贵族和教会“重重压制”，且“侯伯僧侣不负纳税之义务”，中国无此弊端。欧洲各国在各时期的状况不一，梁所说的这三点是否成立是另一个问题，因为这不是此处的主题，不拟深辩。晚清在政治、社会、经济等诸多面向皆弱废，朝廷内也多有兴革之议（例如百日维新），在野人士也时常有所主张。孙文的社会主义式革命虽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但梁上述的三点理由对孙派人士而言不够说服力，后人观之也多有简化史实之处。综观之，梁的第一项论点较弱。
他的第二项论点是中国“不可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革命论以分配之趋均为期。质言之，则抑资本家之专横，谋劳动者之利益也。此在欧美诚医群之圣药，而施诸今日之中国，恐利不足以偿其病也。吾以为策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86：16-17）这个论点说明，双方的共同点都是要谋劳动者的利益，此点可以不必细说。双方的差异在于对资本家的态度：社会主义的首要敌人是资本家，这是欧洲历史的教训；梁认为西欧之病中国并无，何必以他人之圣药来医己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