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政府的对策着力在两方面，一是“贩运外洋之米入口为挹注，二是以官力限定各地之米价，勿使米商居奇”。梁赞同贩运外米为治标之计，但他的顾虑却难以理解：“然亦当念生计无国界之理，全世界之米价，必与我国内之米价同一比率，欲求更廉焉者，决计不可得。”（25上：95）此事他有所不知：中国人口稠密，可耕地相对不足，而南洋人口较稀，且米可一年三熟，洋米入华之事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很明显了。南洋米廉，对中国的米粮需求与米价的平抑应有作用。然而运送成本高昂，效果会随着各省市的位置与运送条件的差异而不同：外米船运入沿海诸港，海运成本尚足以偿米价之差，然而洋米要溯江逆河转运入内地诸省，以当时中国内地的运送条件，成本必昂。多层转运之后，内地诸省的米粮或许不缺，然而价格亦必不低于本国米，勃兰特（Brandt，1985：189）的研究亦证实此点。依梁的说法：“以今日米价与畴昔米价比较，其翔踊之一部分，则见蚀于外国人之手者也。”（25上：93）
梁反对贩运洋米的第二项理由，是执行此事的资本仍需从民之脂膏刮取，“官吏方且将借此名而恣朘削之以自肥耳，则民且益病，究其极也”（25上：96）。他有理由怀疑此点，但这是对执行成果的预测，难以评断。
他反对洋米的第三项理由不够清晰：农民产米需先付出诸项成本与劳力，收成之后又需付税，若以所产之米适市而所易犹不能偿其本，则农民劳亦死，逸亦死，必至全国无一农，而斗米之价必非常人所能负担。此说有两解：若因米禁而价昂，农民必因而受利，但米贵之后，农民的实质所得亦减，所以长期而言农民未必得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若贩运洋米入境，国内米价若因而大跌，则农民终年辛劳所得必不能偿其本，梁所担心之事才会发生。
问题至此已成为两难窘境：若洋米丰廉，百姓受益，何以不运入？若洋米丰廉，农民受害，本国农业受摧残，何以为之？析论至此，可知梁反对贩洋米入境的两项理由。第一，因生计无国界，世界米价必与中国同，“欲求更廉焉者，决不可得”。此点是梁对国际农产品贸易的专业认知有限，不必计较；但若考虑转运多次，洋米价格抵达之后未必低于国米，则此论成立（是结果正确，而非梁的认知正确）。第二，他在文中未说明白，何以农民所得不偿其本？是洋米价廉所致？若是此因，则反对洋米运入与他所主张的“生计无国界”矛盾；若梁认为是因禁各省之米出境而有此结果，则因果关系应是：
米价会因米禁而涨，农民会先受利然后受害。梁的论点若是属于此项推理则可接受，但他在文中并未明示这种推论，故难以断言。
他接下来谴责此项决策的后果：“若夫禁米出境之谬见，在愚民之为自卫计者，诚不深责。若乃地方长吏……徇其请而贸然行之，则误国之罪莫甚焉。”他作此谴责的推理是：“今者举国米价诚皆昂矣！而甲地之米运至乙地而犹有利，则必乙地之米昂更甚，而其供不逮求之势更急也。遏而不之济，其势必非酿大乱于乙地不止。”（25上：96）此说难解：若甲地之米运乙地之后犹有利，则乙地米价必高于甲地，甲地之米入后，乙地米粮数必增，米价若不减也应不增，怎会酿大乱于乙地不止？从另一方面来看，就供应者的角度来说，梁认为甲地米价低，“必其地业农者众，而大多数人资米以为生”，若把甲地之米运往乙地，会使甲地之人“牵牵其地之人以俱毙也”。此点需以事实来证明，而非单靠逻辑辩论就能推论断定。若纯就逻辑而言，梁既言禁米出境之谬，则他应是主张各省之间的米粮可以自由交易，互通有无；而现在他又说甲地之米运乙地之后，乙地会大乱，甲地之人会俱毙，岂非矛盾之论？
梁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各省禁米出境，主张各省之间的经济资源应互相流通。他以德国为例：德国在政治上虽尚未联合，“则生计之联合先之，今我乃欲以一国而裂为数十国。政治上之分裂已不可收拾，犹以为未足，而重之以生计上之分裂”（25上：96）。他的主张很清楚，其间的说理或稍有逻辑词语之差，应不碍其基本立论。但若从主政者的角度来看，为何要禁米出境？他省米价高，本省米若因商人逐利而出境，省内米粮数量必日减而贵，在无其他来源（如洋米）能确保粮食充足之前，唯出此下策。梁当时置身海外，远离水火，而以史密斯的经济自由主义、太史公之利导说来评议此事，正如《盐铁论》第41篇所说的：“文学、贤良不明县官事。”若梁当时主掌国政，不知如何下决策应对此事？
7.1.3病情诊断
在前两小节内，梁运用诸项统计数字解说中国国际收支的严重性，视之为“国富损失之大凡也”（21：29）。在国内经济方面，他用近五年市面恐慌的诸多事件与米禁问题，来显示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无论是对内或对外的经济问题，都是长期积弱的体现，梁对中国经济结构的缺失与病情，有一套体系性的见解，析述如下：
在工业方面，欧洲有产业革命与新式机械化生产；而中国只有旧式工业，虽勤劳但获报甚啬，虽无冻馁之民，亦无千金之家。“近世所谓新式企业之组织法，吾国人至今莫能运用之。加以在现今腐败政治之下，不容此种工业以发达，……则我国境内之生计现象，必将分为两阶级。甲阶级则资本家，而其人则皆外国人也；乙阶级则劳动者，而其人则皆中国人也。”（21：32）
在商业方面，中国缺少两项要件：经营技术之精与挹注资本之雄。换言之，“由于全国企业资本之缺乏也，由于企业之涂术不健全也”（25上：140）。中国之商业以小型居多，号称大型商者集中在三类业务内：垄断业（例如有特许权的盐商）、厚息举债业（如当铺及票号）、赌博业（如各省之彩票商）。而这三业“皆以不法之行为，弋不当之利益，其于国民生计全体有损无益”（21：35）。中国输出商品以丝茶为大宗，“而试问我国商家曾有一人能自设一行栈于各国市场，而与彼之消费家稍相接近者乎？……质而言之，则我国现存商业，不过为外商之补助机关而已”（21：36）。
农业可分广狭两义，狭义者如传统的五谷、菜蔬、树艺，广义者如蔗糖业与橡胶业等。中国农业几乎限于狭义的范围，而人口稠密，天然灾害频仍，“夫以今日农民之境遇，本既已岁暖而号寒，年丰而啼饥矣，则稍遇灾祲，益以速其槁饿，此五尺之童所能知也。……则良懦者有束手待死，而骁桀者有铤而走险耳。故循今日之政治现象而不变，则我祖宗五千年来世守之农业，不出三年必全灭绝”（21：39）。
除了上述农工商业的积弱外，货币体制的不健全更加重了市场的恐慌。（1）不行金本位，固守银铜币制，国际银价大跌时受害甚深。（2）银行制度不颁定，金融体系仍在传统的钱庄银号手中，每遇钱庄变故，祸害广被。（3）币制混乱，各地银两重值不一，铜币种类过多过杂，交易困难。（4）大清银行冒中央银行之名，而营一般银行之业务，既无货币发行准备金，信用终必无据。
7.2外资利弊
梁有两篇文章论外资问题，一长一短：《外资输入问题》（1904，16：61-98）、《利用外资与消费外资之辨》（1911，27：77-80）。他对外资问题的论述，起意于“今日中国立于列强间，至危极险之现象不啻千百语。其最甚者，则外国纷纷投资本，以经营各大事业于我腹地，直接生影响于生计上，而并间接生影响于政治上，此最为惊心动魄者矣。……吾固案诸学理，……就种种方面以研究此问题之真利真害，……略陈今后政府国民所当采之方针为结论”（16：61-62）。
7.2.1剖析与对策
此长文共7节，分述外资输入中国的原因、外资的性质、外资在华略史、外资的类别、评比外资的利害、论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可采之对策。此处不拟依序摘述，只选论梁个人对外资的见解，凡背景性（如外资输入史）与解说性（如外资的事业项目）者皆不论。
何以列强争相以雄资进取中国经济之命脉？“故今日列强之通患，莫甚于资本过度而无道以求厚赢（利润）。欲救此敝，惟有别趋一土地广人民众而母财涸竭之地，以为第二之尾闾，而全地球中最适此例者，莫中国若。此实列强侵中国之总根源。”（16：63）
外资在华活动的性质，自甲午之战以来的十年间，依梁的见解约略有七项性质上的进展与变化。（1）马关条约内特别提到日资可用机器改造土货（中国之制造品）。（2）马关条约之后数月，英人赫德（总税务司）拟出机器制造抽税章程，范围限定在制造业内，未及他业。（3）中俄密约（《喀希尼条约》）要求东三省铁路权与矿权，德国依《胶州湾条约》要求同一条件，然势力犹有限制。（4）开始有正式借债兴业之交涉，然借债之主动权犹限中央政府，势力尚未普及。（5）民间与私人假财团法人名号，与外国资本家交涉，外资输入之途大开；但名义上仍是借债，主权在华，债务与利权仍在我。（6）华洋合股向外借债，冒华人名义发起，洋人附股，华人总办洋人帮办，其实正好相反。（7）明订华洋合资之权利义务，要求改正矿务章程；外资输入已不必假名华人，门限全撤。
接下来梁要谈论的，是借用外资的时机与原则：
（1）“凡一国中以特别事故（例如战争忽起、兴学骤盛），致金融紧迫之现象者，最善莫如得外资以为调和。……苟政府财政之基础稳固，而所以运用者适其宜，则外资之必不为国病明矣。”（16：77-78）
（2）外资输入时，因大笔资金短期涌入，最易发生通货膨胀，扰乱国内金融市场，物价变动剧烈。梁的反论是：“在浅识者，以为是货由外国输入之意义也。……故坐是因噎废食以诟外资，……然按诸实际，外资之来者一千万，其引受现金，通例不及一二百万，盖其大半皆由各种国际动产券面上所有权之移转，而甲国之中央银行与乙国之中央银行，为一纸汇票之划拨而已。”（16：81）
（3）若“外资输入太骤，……无奈本国之场业不能与之相应，……阿根廷当四十年前图治太锐，大借金于英国，……俨然大进步之幻象，及实利未收，而偿还本息之期已至，于是全国骚然，百业中止，而国势从此不可复振”（16：82）。
（4）“然则外资最可怖之问题何在乎？曰：不问其外资之来源，而问其外资之用途。用之于生产的，往往食外资之利；用之于不生产的，势必蒙外资之害，此其一。曰：不问输入时之受纳法，而问输入后之管理法。苟能全盘布画，分期偿还，则虽多而或不为病。反是则其末路之悲惨不可思议，此其二。”（16：83）
（5）“要而论之，外资之来，能如欧美各国之以本国公债券自由吸集者最善也，盖有外资之实而无其名，万无牵涉及于政局之患，……不用一毫人事之干涉。”（16：84）
从这五点看来，梁通过日本的财经著作，对欧美运用外资的史例与基本原则，掌握得相当不错。梁说在光绪四年到二十七年间，中国向外借债九次，大部分为偿外国兵费（赔款）之用，这是属于非生产性的外债，这是本书第4章的主题。梁认为对中国前途最危险者不是外债，而是外人投资本于内地，以经营铁路、矿务及其他工商业者。一般持此论者以为外资所到之地，即为他国权力所到之地，外资的恐怖之处在此；梁认为商权归商权，政权自政权，不必混谈。这个观念是正确的，但接下来的三项论点却甚可商榷：
（1）外资与中国劳动者。一般的见解是中国人口压力大，失业者多，外资来华利用中国的资源与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生产价值，故应欢迎外资。梁的见解不同，他认为外资初入的数年或十数年间，或许有此良效，但恐长期之后，将步欧美后尘，产生中国前所未有的劳动阶级，中国社会因外资深入而阶级化，接着出现贫富悬殊。他的推理方式，是眼见欧美尚无法摆脱工业化之后的这两项恶果，所以事先考虑中国若采外资及其经营方式，要如何才能避免同样的后果。
这或许是一项考虑，但因为实际后果并未发生，所以难下论断。
若纯就学理来推论，清末中国失业人口的压力不轻，一般劳工生活水平不高，果若有外资能提供相当的工作机会，减少失业人数，何乐不为？在贫弱的经济结构下，是要先考虑中国社会阶级分化与贫富悬殊化的后果呢（这两项结果尚不知何时才会出现）？还是以救命活口、增加工业产能为优先考虑？求生尚且困难之时，梁先顾虑到欧美社会工业化之后的弊端，犹如半饥之人担心日后患高脂血症，而推拒眼前的牛油、牛排。梁认为“而今也国中一切生利事业，皆仰成于外资，则彼外资者，无异吾臂取吾民固有之幸福而横夺之也，是外资之可怖一也”（16：88）。这是尚未噎而已思废食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