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无线电视的恩恩怨怨（上）
“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改变什么的。”——最深得香港人喜爱并经常被当成是私人心得采用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又是由谁提倡及发扬光大的呢？若你问我，我会说那始作俑者，是电视。更准确地说，是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简称无线电视，又称中文频道翡翠台。
无线的翡翠台的确就是助长香港人以被动来面对无力感的一台巨型机器。甚至，根据我某个朋友的形容，香港人只是躯壳，无线才是脑袋。香港人想些什么，对什么事物有或没有反应，几时采取什么行动，全是听它使唤，由它支配。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这只脑袋让香港大多数人接受了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没有事情是不可以被容忍或包涵的，只要它不损害个人利益，每个人都可以把水平降低、要求降低，就是真的降到低无可低了，我们仍然可以告诉自己——只要习惯就好了。同时借着培养“惯性”之便，我们还可以练就对不公平、不公义的无动于衷，或轻轻叹一口气：“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改变什么的。”
因为，无线的翡翠台本身就是社会上最不求变却又代表“成功”的象征。它在节目编排、内容上的数十年如一日偏偏又在收视率上远抛对手，这“佳绩”表面上引来很多负面批评，骨子里却是香港人最乐意跟随的楷模。例如，正当舆论不断指出无线剧集如何千篇一律，如何不合情理，一代又一代的中学生、大学生对戏剧的概念和灵感却多数由这些剧集中撷取。也即是说，香港人口头上懂得分辨良币劣币，可到了切实执行，才暴露可悲的事实：我们的手脚早已不受控制，因为我们的思想叫TVB。
你可以说，香港人在创意上有多追不上伦敦人东京人纽约人，以至上海人台北人和北京人，其实可以从我们有哪些电视节目，别的城市又有什么电视节目中寻到答案。就以无线从不缺乏的饮食节目为例好了，光是BBC（英国广播公司）旗下已猛将如云，再加上C4（第四台），形式和风格迥异的煮食节目早已征服全球。老中青的代表人物分别有走高级路线的Gary Rodes，摩登主妇型的Nigella Lawson和鬼仔陈奕迅式的Jamie Oliver。我们却只能在不同名称的饮食节目内听着相同的对味道的形容：“好‘弹牙’呀！”仿佛饮食文化真是只与牙齿有关。于电视游戏，香港抄台湾抄日本已是众所周知。号称ASIA'S WORLD CITY的我们，在这方面连B拷贝都拿不到，只捡到个C。至于电视剧，以往仗着TVB本身是明星工厂，剧集不好还有知名度高的艺人罩住，这已足令港剧手执东南亚市场的牛耳。但自从台湾和大陆也加入拍摄金庸作品的战团，无线早已再无必胜的皇牌。继而先有大陆历史剧抬头，后有台湾的偶像青春剧接力——《还珠格格》开创先河，《流星花园》再下一城——让无线犹如连吃两记重拳，兼且还击之力微乎其微——编剧群中一无学者，二无天才，唯有继续在大众的讥笑中表演顺手牵羊得抄便抄。数面皮厚，较早前有一出试图“结合”历史剧与青春剧的TVB典型产品《帝女花》，近期则有叫人边看边觉得“比死更难受”的《当四叶草碰上剑尖时》。
TVB翡翠台的宗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香港人的宗旨：敌不动我便不动。如此被动又不觉得有任何问题，可能是因长期身处安定的环境。久而久之，连一个人该有的自我启发、自我反思等思维上的主动机制，也会由放缓操作至完全关闭。“缺乏危机意识”是近一年来香港人讲得最多的自责语之一，依我看来，导致该种意识的减弱（特别是年纪较轻的族群），TVB实在责无旁贷。只是在商言商，TVB的发言人大可高调地站出来表示这类谴责是不合理的：说到责任，机构除了要向市民大众交代，更重要的，是面对股东。
赚钱才是正经。简单如这句话，已足够让TVB理直气壮地化整为零，把节目时段五马分尸。打开电视，很难不叫人怀疑有许多节目是先有特约赞助，才有节目内容。除了摆明车马的半小时广告杂志，现在更有分拆成五分钟一小块，十五分钟一大块的“信息节目”。播完一小块，再来一中块，或是一大块。这一块一块，题材看似是关于康健、争取公民权益、学英文等等，说穿了不过是各种商品的推销。愈来愈零碎的广告杂志式节目反映出翡翠台在节目制作方针上的被动，终于在营销上出现自食恶果的局面：由于过去二十多年它没有提升观众的智商和品位，以致高价货品的广告早已近乎完全绝迹该台，因此它亦唯有“将大屋间隔成多个小单位，以较便宜的价钱出租”。看见无线电视的这番局面，除了替它感到“可悲”，更不得不为香港人难过：这种使自己看来更CHEAP（廉价）、更LOWBROW（低俗）的广告策略，岂不正好反映出目前社会的穷则变，变则更“穷”？（当香港的“小”经济因自由行获得回升而被政府大吹大擂，我则在内地电视台看见愈来愈多贵价消费品的广告！）然后，TVB的员工还要面对“一人一骚”和裁员。
香港人在眼界和胸襟上的狭窄，无疑是受到“脑袋”——TVB的压缩所影响。真要改变现状，得看我们有多少决心与勇气挣脱它的控制。所谓“挣脱”，不应该是“从今拒看翡翠台”，那太容易了，而且难保根植在身体每个角落里的无线因子不会随时对我们进行反噬——躲得过看得见的无线节目，却逃不出肉眼看不见的无线影响。正如我在前面写过，无线的影响力不是在于一个半个的制作，却是在于那套被全城人奉为圭皋的“价值观”。
过去二十多年无线为香港制造了整整两代的愚民（满足于低层次精神生活的一些人）——当然你可以辩称“是先有鸡才有蛋”：如果香港不曾是殖民地，历史未必如是成为历史。但在一切已成定局的前提下，我们本来还有创造选择的机会，只是时间最后没有被无线用来开拓更多可能性，相反，它成功地令两代香港人学晓了主动放弃对选择的要求。纵然偶尔也有人会表示不满和愤怒，然而结果几乎是一致的：继续边看边闹。原因？“不看便会失去与别人沟通的话题。”却不计较更严重的后果：“无线令人愈看愈蠢。”
既然本地电视文化对香港人素质下降的问题大有“贡献”，我们便有理由要求每个人正视自己与TVB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由一九六七年至今，故事很多很多，只可惜内里几多变迁都只是人事上的，自七十年代后期之后，它在节目编排和内容上的变，都只有一个模式：换汤不换药——放眼全世界，我想不到还有哪个地方会像香港般，除非扭开电视看的不是翡翠台，否则晚晚都是三线剧集，如此晚晚一样，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二十多年！
2003年10月
我与无线电视的恩恩怨怨（下）
香港人很少不爱“上电视”，不爱“上电视”便不是正宗的香港人了。因为我们早在无线电视于一九六七年开台后不久便有了让街坊上电视，跟其他街坊打招呼的“习俗”：谁不记得《欢乐今宵》（EYT）曾经星期一至五每晚都采直播制，而录影厂内除了艺员和工作人员，还有过百的现场观众？几乎一直维持至八十年代初期，也即是EYT的受欢迎程度逐渐下滑之前，不论是哪个阶层的香港人，都会把当EYT座上客视为一生中起码要实现一次的愿望。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在我十九到二十二岁间，曾经每天都到广播道七十一号上班，当身边亲友知道我是TVB员工一分子，第一个反应总是：弄不弄得到《欢乐今宵》入场券？
而当EYT每晚九时三十分准时启播，第一个镜头对准的，永远是观众席。在录像机还未深入家家户户之前，那些终于得上电视的香港人，一定不会忘记通告远亲近邻：“我今晚上电视，记得看我！”
你或许可以说，无线的对手丽的电视，或后来的佳艺电视及亚洲电视，其实便是输在少了像EYT式的桥梁上：千万不能低估亲民的力量。
无线的“亲民”，也始于开台启播的第一日——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前，香港人看电视是要付钱的。“免费娱乐”对于六字尾七字头的香港人来说，其意义除了是物质性的，其实也代表了精神上的。因为“免费”把大众互相认同的范围拓阔了。不用花上一分一毫便能收看的电视节目，等于大大丰富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交流的话题。“免费”的概念还打破了不同阶层之间的隔膜与屏障，因为不论是什么地区什么背景的居民，只要家里能接收到无线的广播，都可以被荧幕上最爱以爆肚来作弄其他艺员的波叔（梁醒波），或往往因广东话不灵光舌头转不过来而笑话百出的潘迪华与奚秀兰引得嘻哈绝倒。当然，到最后，当不同阶层的人都如愿以偿上电视，一起来到《欢乐今宵》大本营的一号录像厂时，在荧幕上出现的一张张面孔，就更不可能分辨出什么人比什么人更优越了。
一切皆从观众位置的逆转开始。“直播节目”是由无线电视发扬光大，而EYT的每晚直播，也会因艺员每晚能够克服困难而使观众产生敬佩感与亲切感。这些感觉日积月累，渐渐形成大众对于参与节目的欲望。“参与”的吸引力在于让人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并且有可能通过别人对自己存在的认同来进一步肯定自己。许是终于拿到了《欢乐今宵》入场券的香港人都有追求“自我肯定”的意欲，所以就算电视台只是安排他们坐在观众席，他们还是会把握每个机会向镜头展示自己，以“四万咁口”（咧齿而笑），或V字手势。
如果哪个观众缺乏报名竞选“香港小姐”的条件，又或连最基本的“开麦拉”面孔也久奉，按道理说，他在电视镜头前被上百万人看见的机会，或许就只能是《欢乐今宵》观众席上的惊鸿一瞥了。然而“现实”在TVB的字典里好像又有另一番诠释。当年疯魔多少视迷的何守信先生，不正就是有着很普通很普通的一张面孔？
拥有一张普通面孔如何守信也可以在荧幕上成为偶像，确实令当时对于“欲望是什么？”还在懵懂阶段的香港人受到一定冲击。换了惯常把人当成对象，又把对象当成“人”来欲求的今天，我们当然明白“性感”其实是最难被抗拒的吸引力。何守信的注册商标是额上的“三条火车轨”，是以当年只有二十来岁的他，既年轻却又成熟，合该有其成为“被欲望的对象”的条件。
何守信凭着他的“性感”（被誉为香港的尚·保罗·贝蒙多），在极短时间内走红，一方面增强了无线观众在看电视时的荷尔蒙分泌，同时也令他们对自己产生了更多的自我幻想。年轻与精力旺盛如当时的TVB和六未尾七字头的香港社会，上述的化学作用无疑有如动物的发情阶段。而无线亦知道把握这个时机的重要性，因此被网罗到荧幕上的普通人便陆续有来：一九七〇年无线开设第一届艺员训练班；一九七三年第一届香港小姐宣告诞生。
自此后，香港人逐渐明白，若是有意从看人变成被看、凡人变成神祇，上电视被看见便不应该只是目的，而是手段。而这，未尝不就是无线电视“赐予”香港人的第一个“恩惠”。这个“恩惠”，又未尝不可以被看作是《仙履奇缘》中神奇教母赠予仙杜丽拉（CINDERELLA）的那双玻璃鞋。我一直相信，如果不是TVB，香港人根本不可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学晓如何飞上枝头，晋身浮华世界。
2004年4月
吴征亚视
吴征
看罢三集《先生贵姓》，忽发奇想：咦，什么时候我们的智慧才可以不用再受这种侮辱——流水作业，混水摸鱼，什么两线三线，谁需要一个晚上除了“剧集”，还是“剧集”？
眼前这一出尚未至于叫我动气——情节欠通到了一个地步，只会令观众替演员叫苦，替制作人尴尬，心情反而归于平淡，于是边看边想：无线最大的资产可是旗下的合约艺员？假如剧集减产，岂不是养兵无用？还有，艺员的当红直接替公司的招牌镀金，所以“明星制”只能在无线推行，而亚视捱打。
换言之，仿效五十、六十年代片厂制的一家电视台，其实只是将拍片换作拍剧，然而营利的概念没变——包括以卖埠的方式，将赚钱的版图囊括全世界。
难怪吴征走上了不归路——试图另辟蹊径，谈何容易？因为不管无线亚视表面上有多敌对，骨子里还是有着最佳默契：你做老大，我做阿二，只要这个排名的空间足够大家偶而搞搞小动作，便皆大欢喜。
否则，两台早就没有合约艺员制了。次之，剧集不用数十集地夜以继日——大家频呼港剧不如日剧之际，可有认真把两者的差别看个仔细，由剧集的长度开始？
《寻找他乡的故事》虽好，但是观众惯性扭开电视寻找金庸的“全集”——《雪山飞狐》未完，《碧血剑》又在选角，因为香港电视，总不能只应酬港人。
惯性
没有赶上“吴征时期”看《假如我来办亚视》，但从周末一辑所见，我不相信原装概念，会是现在的版本——人有我有，影印《K100》。
后者开宗明义，乃宣传机器。“我认为你需要知道的，自然会让你知道，甚至牢记。”——声音由上而下，完全符合官方喉舌的角色。而听者亦无须转动脑筋，只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