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演义》的作者李健侯是陕西米脂人，是李自成的同乡后人，其父为清末进士，在四川以及陕北的绥德做过官。李健侯自幼随父亲在衙门读书，因家境富裕，他不事农耕，放浪形骸，平时居家读史、绘画，悠闲度日。父亲死后，李健侯曾游河北、山西各省，后回到家乡米脂县。1934年，李健侯应聘参与县文献委员会编纂《米脂县志》，同在现代史上大名的李铭是同事。
在各地游历期间，李健侯收集了许多有关李自成起义反明的材料。尤其对李自成为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的品德，及其诸多的英雄业绩，非常钦佩。李自成的这些优点，连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明史》都不得不如此记载他：“不贪财利，不好酒、色，脱粟粗粝，生活简朴，与其下共甘苦。很能礼贤下士，纳人善言。”回米脂县志局供职后，他又搜集了不少有关李自成的珍贵史料，对这位历史上了不起的起义军领袖的景仰之情更深了一层。他认为李自成“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10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王天下”，其业绩可与刘邦、朱元璋比美，况其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之风，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窃叹吾乡有此不世之传人，而竟听其事埋没，莫得搜考而表彰之，时时引以为憾。”
李健侯立志为李自成写传记，他潜心收集各种资料，参考了六十多种古籍，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订正谬误，考证其真伪。
1926年，他着手写作章回体历史小说《永昌演义》（“永昌”是李自成自立为帝时的年号），初稿完成后又六易其稿，为写成此书甚至不惜卖掉部分田产，终于在1930年12月将该书定稿，但一直未能出版。这部章回体历史小说共四十回，约38万多字，其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对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行了热情歌颂。
20世纪40年代初，此小说在陕西广为流传，1942年，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铭把《永昌演义》原稿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书非常赏识，很高兴地阅读了这本书，并让秘书手抄一本，以备将来之用。
当年毛泽东曾亲自嘱托秘书，逐字抄存了这部书稿！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的抄存本，可见毛泽东对它的重视程度。
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关注由来已久。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进入东山学校读书，放假回外婆家时买了一些“笔杆糖”，平均分给表兄弟们。分完后，最小的表弟吵着还要多分一点，少年毛泽东便对他说：“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所以，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他的话终于说服了小表弟。
1921年，毛泽东在衡阳第三师范向同学们作《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演讲时，向学生介绍了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总结了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他们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时，引用了李自成起义的有关资料。他说：“当时陕北大饥，自成乘机而起，至山西、张家口、南口、土木堡等处，后至北京，卒为清兵所败……后被三桂引清兵入关，迫至无路可走。这可见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不过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是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
据谭震林回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拒绝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他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稍后，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特别强调了要与流寇主义思想作斗争：“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了。”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更加注意对李自成起义的研究。他曾对刘志丹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再次强调：“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在1938年关于保卫工作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谈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时说：
“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
李健侯先生的《永昌演义》，让毛泽东第一次对李自成的整个历史有了全面的了解。毛泽东读几遍后，很是兴奋，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铭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
实则吾国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着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首先对李健侯多年的苦心经营表示赞赏，并热情地邀请李健侯来延安一游。毛泽东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此书的不足之处，即作者虽然把李自成作为正面人物来歌颂，却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对李自成起义的根源与意义进行分析，“此书赞美李自成的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毛泽东对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作了肯定，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是2000年来农民战争中极着名的一次，是陕北人民的骄傲。在信的最后，毛泽东提出了此书的修改意见：“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
李铭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即转给身在米脂的李健侯。李健侯看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久，李健侯应邀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毛泽东还奖给了他200元边币，两石小米，聘请他当了边区的参议员。
1947年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李健侯依附国民党军队，出任米脂军政联合督察处主任（实为临时县长），后随胡军南撤，新中国成立后定居西安。
毛泽东没有忘记第一个给李自成立传的李健侯。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便亲自建议陕西省人民政府录用李健侯为省文史馆研究员，为其修改《永昌演义》创造条件。可惜天不假年，此书刚开始修改，作者不幸逝世，徒留遗憾。
李健侯的《永昌演义》写得非常精彩，作者对李自成的兴起、失败，明朝的覆灭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人物作过一番考据，情节颇多曲折，故事引人入胜，读后令人酣畅淋漓，尤其称道的是李健侯飞扬的文采。这里仅举一例说明，如书末第四十回有一首七律诗：英雄一代赴飘萍，大块空留百战身。捣碎乾坤惊日月，踏翻宇宙走雷霆。时来作恶天还怕，远去看经佛不灵。事业尽随流水去，禅房梦醒夹山青。
1984年，《永昌演义》由新华出版社以李建侯的别名李宝忠为署名作者出版发行。
民国两奇才联袂演绎的文化奇闻
五四运动前夕，蒋百里和梁启超等结伴欧游，以巴黎为大本营，用一年的时间踏遍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归国后梁氏撰成名着《欧游心影录》，蒋百里则撰成名着《欧洲文艺复兴史》。
欧游之后的梁启超，看到的是“科学破产”，彻底放弃“科学万能”的迷梦，认为“中国不能效法欧洲”，主张中国人当在中国文化上“站稳脚跟”。欧游之后的蒋百里，看到的却是“万卉齐开，佳谷生矣”的盛景，认定中国必得走上“人之发见”与“世界之发见”的那条“文艺复兴”之路，因为此路“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实为吾民族梦寐以求之“曙光”……
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于文艺复兴时期精神，体会很深。1921年问世后，十四个月内连出了三版。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深入人心。蒋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引领了时代精神。《欧洲文艺复兴史》被公认为是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着作，至今还被用做中央美院的西方艺术史教材。
着名文史学家曹聚仁读过这本书后，以达·芬奇之“多方面的光芒”评蒋百里：“百里先生也是这样一种人物，一生既为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也擅长文史研究，诗词都不错，字也写得很好，说话滔滔不绝，风趣横溢。”
周维强曾以“文化史的名着”评价此书：“蒋百里着述甚多，《国防论》、《欧洲文艺复兴史》固然分别是军事学和文化史的名着，而1938年8月在武汉《大公报》上连载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更是一部独具慧眼、入木三分的作品。”
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在成书过程中，还因为写序的事情，演绎出一则空前绝后的文化奇闻来，事情是这样的：
《欧洲文艺复兴史》约五万字，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并评论此书为“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蒋百里便请梁启超为此书作序。梁启超下笔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写了五万字，与原书字数相等。他又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而将此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为该书作了序言。这一趣事在当时轰动一时，被传为文化史上的佳话。
众所周知，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着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而被誉为“把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的蒋百里，则是我国近代卓有建树的军事学家与文史大家（蒋百里还是大科学家钱学森的岳父）。他们俩联袂演绎的这一段“作序”奇闻，点亮了近代文化史的天空，也为我们的文化史增添了些许魅力。
群星璀璨的“赤黄埔系”
黄埔军校建于1924年，建校时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因其校址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史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自1924年6月在广州创办到1949年底迁往台湾，在大陆共办了23期，其毕业生包括各分校、训练班在内，计有23万余人。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4年至1927年），黄埔共招生六期，加上武汉分校的学生，有近万人之多。这些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日后成了共产党军队中的骨干将领。他们为人民解放事业南征北战，光耀史册，被国民党方面称为“赤黄埔系”。
在黄埔一期学生中，徐向前是共产党方面军职最高的将领，很早就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其人头被蒋介石标价十万（与朱德、毛泽东一样）。徐向前当年曾在黄埔军校被蒋介石召见，可他生性少言寡语，又是北方人，所以没怎么被校长注意，蒋校长后来为此极为遗憾。
陈赓被称为“黄埔三杰”（另两人为蒋先云和贺衷寒）之一。陈赓在第二次东征中救过蒋介石的命，曾被委以副官重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左权当年是被陈赓带进黄埔的，后来军职却又在陈赓之上，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在山西十字岭牺牲，是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八路军最高指挥员，被誉为“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蒋先云考进黄埔时是第一名，毕业时又是第一名。“黄埔三杰”中，以他为首。蒋先云的入党介绍人是毛泽东，可见其人分量。蒋介石对他赏识无比，以极大的耐心等他回头。国共分裂时蒋介石曾许诺只要蒋先云过来就能当师长，当时黄埔学生中能当团长的都没几个。然而蒋先云铁了心跟共产党，终于不辞而别。
1927年5月28日，蒋先云在河南临颍与奉军张学良部作战时牺牲，时年25岁。
李之龙以“中山舰事件”而名扬中外。在考进黄埔之前李之龙就已是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的政治秘书，资历是很老的。李之龙和蒋先云并列为黄埔中的左派学生领袖，也因此被右派学生痛恨。中山舰事件前，李之龙官升为海军局局长，军衔中将，与校长蒋介石平级，这不可避免地被将黄埔视为蒋家军的蒋介石所不满。选定李之龙作为打击目标，可说是各方合力所至。李之龙从此一蹶不振，党内同志也冷淡对他，最后流亡日本。国共分裂后，李之龙又回国反蒋，在广州被捕。据说蒋介石闻讯后，曾电告李济深将李之龙解送南京。电报到达时，李之龙已被押赴刑场，牺牲在了红花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