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这位后母也是大家闺秀，是光绪帝师孙诒经的孙女，其父孙宝琦，曾两度出任北洋军阀时期的国务总理。孙宝琦治国治家均清廉严正，子女个个品行端庄，使得京城的豪门大户争相与孙家攀亲，竟有“孙家的女儿大家抢”之说。
孙用蕃是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是在张家没落时嫁到张家的，并与张爱玲的父亲白头到老，相携以终。但张爱玲与孙用蕃的矛盾很深，她还曾打过这个后母一记耳光。
家族的日趋衰败，家庭的不幸，父母的离异，自然给女儿张爱玲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以后曾多次体现在她的作品里，对她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张爱玲小时候的成长环境中，既流着浓浓的中国传统的血液，也吹着新鲜的来自西洋的风。传统和现代、守旧和改革、旧式与新式，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共生与交织中，造就了张爱玲日后惊艳的文字与绮丽的文学风格。
在1943至1945年间，张爱玲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金锁记》等许多文章。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基本集中在此期间。
解放后，张爱玲努力去适应环境的变化，写下了《十八春》、《小艾》等作品，可是她还是感觉到她无法适应时代，于是她选择了逃避，先到香港，后移民于美间，她主要从事以前作品的整理与改写，晚年投入很大的精力于《红楼梦》的考据与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的翻译。1995年9月8日，75岁的张爱玲孤独地逝世于洛杉矶公寓，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恰逢中国的团圆节日——“中秋节”，一代杰出才女就这样香消玉殒，“从尘土里开出的花”复归尘土。
打进“76号”魔窟的两名美女间谍
象征着阴森、恐怖、暗杀、绑架的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是抗战时期汪伪特工总部所在地，是人人谈虎色变的人间魔窟。它是汪伪集团的汉奸政客和特务活动的主要基地，是敌伪时期发生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等罪恶的渊薮。连头号汉奸汪精卫夫人陈璧君也不得不承认：“76号是一处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曾打进来两位年轻的美女间谍，她们以柔弱之躯周旋于这个虎狼之窝，机智勇敢地执行着组织交给的特工任务。
这两位美女，一是中统的郑苹如，另一位则是中共地下党员关露。
郑苹如为上海名媛，花样年华的她风姿绰约，是上海滩上有名的美女，当年上海第一大画报《良友画报》1937年7月的130期曾将其作为封面女郎，她当时还是上海政法学院的女学生。只是因为她身份特殊，只称“郑女士”三个字，而未写全名。
封面上的郑苹如正如着名作家郑振铎所描写的那样：“身材适中，面型丰满，穿着华贵而不刺眼，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一个有教养的纯情女孩。”前些年，名噪一时的电影《色戒》中的美女主角王佳芝的原型，就是郑苹如。
关露是闻名上海的女作家，秀丽端庄，气质高雅。在20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关露与张爱玲、丁玲齐名，是三大才女之一。电影《十字街头》中传唱一时的主题歌《春天里》的歌词就是关露写的：“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她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邓肯自传》等影响很大的优秀作品。面对日寇的侵略，关露还写下了“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美誉。
周旋于日寇高级官佐中的郑苹如
郑苹如是一个中日混血儿，浙江兰溪人，1918年生。父亲郑钺，又名英伯，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民主革命，并加入了同盟会。他在东京时结识了日本名门闺秀木村花子，花子对中国革命颇为同情，两人结婚后花子随着丈夫回到中国，改名为郑华君。他们先后有二子三女，郑苹如是第二个女儿，从小聪明过人，善解人意，又跟着母亲学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当时投靠汪政权的资深媒体人金雄白曾多次见过郑苹如。关于郑苹如出众的外表，金雄白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有以下记载：“一个鹅蛋脸，配上一双水汪汪的媚眼，秋波含笑，桃腮生春”。
郑钺在回国后，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还担任过江苏高院第二分院的首席检察官，与中统巨头陈立夫的堂弟、时任国民党特工机构“中统”驻上海负责人的陈宝骅关系密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郑钺一家以木村花子的日本人身份作为掩护，在上海参加地下抗日活动。在家庭和时局的影响下，郑苹如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沦陷后，她凭借卓越的日语能力，以及父亲与“中统”的关系，成了“中统”上海区的情报人员。
郑苹如是位很出色的“中统”情报员，她凭借母亲的关系，周旋于日寇的高级官佐中。她曾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派到上海的和谈代表早水亲重攀上关系，继而又通过早水的介绍，结识了近卫文磨的儿子近卫文隆、近卫忠磨，以及华中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人。那近卫文隆见到郑苹如后，一下子堕入情网。郑苹如天真地认为，若掌握了近卫文隆，就能迫使日本首相作出停战让步了。于是她曾请示上级，计划软禁日本首相的儿子近卫文隆。直到重庆方面命令她中止这一行动时，她才罢手。原因是重庆方面担心把近卫首相推向强硬派一边，这一史实也已在日文着作《历史的证言》中得以披露。
郑苹如还曾探听到汪精卫“将有异动”的重要情报，通过秘密电台上报重庆，可惜当时政府起先并未重视，直到汪精卫离开重庆投敌后，方知郑苹如早已掌握此一情报。此后重庆国民政府对她极为倚重。
1938年冬，国民党“军统”高官丁默邨从昆明逃至上海日占区，在大汉奸李士群的撮合下投敌叛国，在当时上海的极司菲尔路76号组建了汪伪政权特务机构总部，丁默邨、李士群分别为正、副主任。丁默邨把持下的汪伪政权特务机构总部与汪精卫合流，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土，并与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展开了较量。由于出身“军统”，丁默邨对国民党特工机构的活动规律一清二楚，经常在“特工战”中给对方重大打击，大批非国民党抗日人士也遭到血腥镇压。日本记者称其为“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国人称其为“丁屠夫”。于是，流亡重庆的国民党当局下令，不惜一切代价，除掉丁默邨。
接触过丁默邨的日本人犬养健曾这样描述他：“长相平凡，五尺身材，有肺病痼疾，脸色苍白，少言寡欢。有病吸鸦片，喜壮阳药，好女色。”“中统”驻上海负责人陈宝骅针对丁默邨嗜色如命的这一特点，决定选派一名年轻漂亮且善于交际的女特工前去施展“美人计”，诱杀丁默邨。郑苹如在上海明光中学读书时，丁默邨曾任该校校长，两人算是有师生之谊。因此，她成了当时“中统”上海区内最合适的人选。郑钺也鼓励女儿：“抗日除奸，对国家民族有利，对四万万同胞有利，非做不可。”
好色的丁默邨交到郑苹如这样如花似玉的女朋友，果然喜出望外，对之宠爱有加。而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不时恃宠撒娇，与丁默邨时断时续，若即若离，逗得丁默邨馋涎欲滴，神魂颠倒。中统见时机成熟，布置下手。第一次行动，由郑苹如请丁默邨到她家作客，在郑家附近安排了狙击人员，然而丁默邨诡计多端，他的轿车快到郑家时，他改变主意掉头离去，计划遂告失败。
此时中统上海区的负责人换了张瑞京，他重新策划第二次“刺丁”，他安排郑苹如以购买皮大衣为由，想把丁默邨诱杀在西伯利亚皮货店。岂料就在此时张瑞京被李士群逮捕。张李原有一番交情，当张和盘托出“刺丁”计划时，正中李士群夫妇的心意。原来，丁默邨与李士群此时已矛盾很深了，李士群早就想除掉他了。为防事迹泄漏，李士群他们先把张瑞京保护起来，而中统上海区见没有任何异状，于是原计划照常执行。
1939年12月21日，丁默邨在沪西一个朋友家吃中饭，他打电话邀郑苹如前去参加，郑便赶到沪西陪丁默邨直到傍晚。那天，郑苹如特意打扮得花枝招展，艳丽迷人，令丁默邨感到在朋友面前很有面子。归途中，丁说要去虹口，行至位于静安寺路的一家皮货店时，郑苹如突然提出要买一件皮大衣，拉着丁默邨进店帮她挑选。丁默邨的职业反应是到一个不是预先约定的地点，停留不超过半小时，照理说是不会有危险的。他心想郑执意要他同去，不外乎是想乘机敲他一笔竹杠。于是他便随她下车，但当郑正在挑选皮衣时，丁默邨突然发现，玻璃橱窗外有两个短打衣着、形迹可疑的人，正向他打量。丁一看情形不对，便从大衣袋里摸出一沓钞票，向玻璃柜台上一掼，说：“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说完就急转身向外跑。郑见丁默邨突然向外奔跑，起初一愣，本想追踪出去，但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此时徘徊在店外人行道上的中统特务，没料到丁默邨会不等东西挑好，就突然冲出店来，因此稍为踌躇了一下，竟让他冲过马路。丁的司机见他狂奔而出时，早已发动引擎，开好车门。等到枪声响时，他已钻进车内，拉上了车门，子弹打在防弹车门上，他毫发无伤，扬长而去。而李士群派出的狙击人员，因只是“协助”成分，因此也没有怎么出力，暗杀行动乃告功败垂成。
侥幸逃脱暗杀之后，丁默邨认定郑苹如是“中统”特工，但不“忍心”对这个美人下手，希望借此机会将她彻底“收为己有”。因此，他不仅假意接受郑苹如对此事的辩白，还应她的要求派人给她送钱。而不甘心失败的郑苹如也以为丁默邨已经完全被自己迷惑了，便于三天后主动前往“76号”，试图继续与丁默邨交往。她随身携带着一支“勃朗宁”袖珍手枪，计划伺机击毙丁默邨，完成锄奸的任务。但由于已与丁默邨势若水火的李士群早已知晓“中统”暗杀丁默邨的计划，郑苹如一踏进“76号”，就被李士群手下的特务逮捕。
整个“76号”主要是由丁默邨所设计，大门是牌楼式的建筑，两侧的墙上开了两个洞，用来安装机关枪。在大门的东侧，有二十多间相对应的平房，做为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和审讯室。在大门的西侧，有一栋楼房是电讯室。电讯室旁的一栋建筑是看守所，看守所旁花园，有一栋三开间的平洋房，由日本宪兵占用，作为现场指导和监视使用。日本的上海特务总部“梅机关”部分人员进驻在这里。
“76号”的主要建筑位于正中央，是栋三层楼洋房。这栋主建筑的二楼是丁默邨和李士群的办公室兼寝室。三楼有两个房间，是所谓的“犯人优待室”。郑苹如被抓后，就是被关在这里。
在接受审问时，郑苹如承认皮货店门口的暗杀行动与自己有关，但原因是“丁默邨与我相好后，又别有所恋，我实不甘心，就用钱请人来打他”。她将一桩政治暗杀说成了男女之间的争风吃醋，并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重庆的人”。
丁默邨虽然恼恨郑苹如参与对自己的谋杀，但又着实迷恋她的美色，因此他并没想要置她于死地，只是想关她一阵子，再把她放出来。
一批与这件案子毫无关系的女人，如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以及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等却一致主张非杀郑苹如不可。这些汪系要人的太太们都曾经到羁押的地方看过郑苹如，一致说郑苹如生得满身妖气，谓此女不杀，无异让她们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胆胡为。丁默邨的太太赵慧敏当然是醋海兴波，而其余的贵妇人则尤极尽挑拨之能事。
这时丁默邨的老婆赵慧敏悄悄找到毕业于黄埔六期的汪伪“和平救国军第四路司令部”司令员林之江，并对他面授机宜，于是郑苹如被暗中移解到忆定盘路37号的“和平救国军”第四路司令部内，这连丁默邨与李士群都不知道。1940年2月，在一个星月无光的晚上，林之江从囚室里请出郑苹如，谎称丁默邨找她，汽车七拐八弯，来到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郑苹如已经知道这里将是她的殒命之地，她依然态度从容，下了车，仰着头，向碧空痴痴地望着，叹了一口气，对林之江说：“白日青天，红颜薄命。你我有数日相聚之情，今若同去，亦不为晚。若君无意，则有死而已。唯勿枪击我面，坏我容貌。”
林之江对此一代红颜，竟至手颤心悸，下不了毒手，他背过脸，指挥他的卫兵上前。郑苹如连中三枪倒下了，死时年仅23岁。抗战胜利后，着名文学家郑振铎曾在1945年10月6日出版的《周报》上以《一个女间谍》为题追悼郑苹如。
他说：“为了祖国，她不止几次出生入死，为了祖国，她壮烈的死去！比死在沙场上还要壮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