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瑛生于1878年，湖北阳新人。1924年，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亲定石瑛为中央执行委员，此后为历届中央委员。身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石瑛平时生活十分俭朴，节衣缩食，坚持乘火车坐三等车，乘轮船坐统舱，被称为“三等车主义”、“民国第一清官”。1928年，石瑛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与同样勤政爱民、清苦廉洁的民政厅厅长严重、财政厅厅长张难先意气相投，合称“湖北三怪”。
1932年3月，石瑛擢任南京市长。就任之日，避开欢迎仪仗队，手拎旧提箱，着布衣布鞋入市府，得“布衣市长”雅号。任内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严格财经手续；多筑平民住宅，举办平民贷款；扶持旧有缎业，大力提倡国货；增设校舍，普及小学教育；禁烟、禁赌、禁娼，整饬社会风气，古都气象为之一新。
石瑛的人生最精彩之笔，就是在甫任南京市长时大力整顿税收，成功地逼孔祥熙等权贵纳了税。
当时，石瑛选择了有魄力、有能力且能廉洁自律的胡忠民做南京的税务局长。两人下了决心，要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无畏劲头，下猛药治收税老大难之痼疾。他们首先在《中央日报》的广告栏里，刊登了南京市长的两个通告。一个是《减免小商小贩捐款的决定》，一个是《清查房产契约催缴大户税款》。对那些小商小贩的捐减免，而对豪门大户的税捐却要连历年旧账一齐算。此项举措一出，大得民心。
石瑛和胡忠民通过调研后认为，税收之所以收不上来，主要是政府中一些大人物带头不纳税。两人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工商部长孔祥熙身上开刀。
其时，孔家的祥记公司在南京有分号，宋霭龄做股票债券生意，孔祥熙卖过几处房产，以前的不算，仅近两年孔家就应缴税款4500大洋。石瑛和胡忠民派专人将催缴税款单送到了孔家，末尾注明限三日内缴清。
谁知孔家根本不买账，孔二小姐还将催税单撕了个粉碎。三天时间一晃而过，孔家不理这个茬，税款自然是分文未交。
胡忠民亲自出马上门向孔家催要应缴税款。孔祥熙和宋霭龄都没出面，蛮横的孔二小姐站在院子里挡住了胡忠民，轻蔑地说：“区区一个小局长，也敢来我家要钱？”
胡忠民不卑不亢：“不是我向你要钱，是你们欠国家的税款！税收是国家主要财源，纳税是公民必尽职责，拖延要加收罚款，抗拒要受法律制裁！”
孔二小姐仰天狂笑：“我们欠国家的？你真会说笑话！国家是谁？国家就是我们！委员长是我姨夫，财政部长是我舅舅，实业部长是我爸爸，他们是国家，应该由其他人给我们送钱，而不是让我们给别人出钱！”
胡忠民说：“二小姐，这税款的事，是不是请你父母出来谈谈？”
“我父母见你这样的小人物？门儿也没有！”孔二小姐一口回绝。
胡忠民继续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可孔二小姐根本没有交税的意思，反而极尽轻蔑之能事。
“税警团！上！搬取实物，折抵税款！”胡忠民不得已拿出强硬的态度。
“警卫连！有强盗来了，拿起武器，看家护院！”孔二小姐大声招呼。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际，石瑛亲自来到了孔家。
石瑛好言相劝，依然不起作用，孔二小姐态度很强硬，就是抗税不交。石瑛只好使出杀手锏：“我这里有一个启事，请你交给孔部长过目。如果有修改意见，今晚8点以前通知我；没有意见，明天报纸就照样刊登了。”
孔二小姐接过来又要撕，石瑛提醒说：“那是副本，撕了也没用”，接着又对其他人大声说：“税警团，保护纳税人安全！在这没有完税以前，门前设岗位，严格盘查一切进出人员！”说完，石瑛头也不回地返回了市政府。
一边在门前设岗位，一边又是叫喊着要登报，这明明是给孔部长出洋相，石瑛真要做绝事了。
当天下班前，孔家派人把税款送到了税务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派人如期缴纳了税款，就此，南京的商贾权贵们一个个都破天荒地交齐了税款。石瑛整顿税收旗开得胜，民皆称快。
被逼纳税后，孔祥熙自然很不舒服，他一直在寻找报复石瑛的机会，机会终于来了。后来孔祥熙升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一天，他接到了铁道部划拨给南京市12万元协助款的报告。这件事情本已先开会议定，但孔祥熙却挥笔批示：“铁路经费紧张，此议取消！”
1934年1月，国民党中委会议正在举行，孔祥熙坐在主席台前，突然，石瑛闯了进来，冲到孔祥熙面前，厉声质问：“你为什么取消铁道部给南京市的协助款？”
孔祥熙猝不及防，支支吾吾地说：“这个，经费困难哪……”
石瑛声色俱厉：“好一个经费困难！可南京从一个中等城市跃为首都，增加了多少中央机关？这些机关除了大官员，还有小职员，人口增加五倍还多！增加这么多人，要开商店，要修道路，要办学校，市政的经费就不困难了吗？”
孔祥熙阴阳怪气地嘲讽说：“我听说石市长整顿税收成效卓着，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呀！”显然孔祥熙没有忘记自己一下子交几千块大洋纳税的事，他取消协助款就是有意向石瑛报复。
顷刻间，石瑛明白了孔祥熙取消协助款的真正原因所在，气不打一处来：“可你也不要忘了，南京市一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你现有家产的百分之一！”
“你放肆！”孔祥熙拍案而起，手指石瑛鼻子，脸部因愤怒而扭曲。
疾恶如仇的石瑛顺手抓起桌上的大墨盒，就向孔祥熙头上掷去。墨盒未伤着孔祥熙的皮肉，墨汁却泼了孔祥熙一脸，进口毛料西服也玷污了一大片。石瑛快步离开会场扬长而去，孔祥熙狼狈不堪。
石瑛回去就写下辞呈，回武汉去了。
蒋介石深知石瑛的耿直，觉得若准其辞职，此事传播开来还是对孔祥熙不利，于是立即派人敦请石瑛复职，并亲自保证恢复铁道部的协助款，石瑛才答应回来。
石瑛还为共产党做过不少好事。1939年夏，他当选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通电声讨汪精卫投日叛国罪行。1940秋，陈诚回鄂任省主席，拟逮捕中共地下党员董冰如（省议员），石瑛巧为周旋，使董安全离开恩施。共产党员石克继在宣恩被捕入狱，身患重病，石瑛力保其狱外就医。
1943年12月4日，石瑛病逝，其传世作品有《石蘅青先生言论集》。
胡适与黄侃“斗法”
五四时期围绕白话文运动的那场硝烟弥漫的争论，充满了狡黠、机巧、趣味与智慧，点亮了新文化运动启蒙的天空，也照亮了现代史的进程。
胡适是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由于白话文是新生事物，当时社会上对此的反对异常激烈，反对白话文运动的有大学者吴宓、黄侃、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尤以黄侃为最。
黄侃乃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大弟子，恃才傲物，其狂妄与尖刻是出了名的。
黄侃年轻时曾拜访大学者王闿运，王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钝犬啊。”
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竟道：
“你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你的儿子。”好在王闿运通脱，并未计较。
如此狂狷之人，又是反对白话文最凶者，黄侃对胡适进攻的火力之猛可想而知，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又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这一次，胡适回击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绝。也是在课堂上，胡适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时，有位同学不服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一点缺点都没有吗？”胡适微笑道：“没有”。这位学生想起黄侃关于文言文电报省钱的论调来，反驳道：“怎会没有呢，白话文语言不简洁，打电报用字就多，花钱多。”胡适说：
“不一定吧，要不我们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同学们果然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字数最少且表达完整的，其内容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须５个字：干不了，谢谢。”随后胡适解释道：“干不了”，已含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而“谢谢”既有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有婉拒之意。可见，语言的简练，并不在于是用白话文，还是用文言文，只要用字恰当，白话也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简练。
胡适一番精辟的阐述，是对黄侃“文言文电报省钱”之论调的回马一枪。同学们听后不由得纷纷点头赞同。在胡适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白话文最终取代了文言文。
张治中犯颜直谏蒋介石
张治中将军是国民党政坛上一位独树一帜的人物，他在国民党内长期身居高位，担任过多个要职，但一直信守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弹的承诺。毛泽东称赞其“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张治中是三民主义的真诚拥护者，又是一位敢于犯颜直谏的人。他曾多次以口头或书面意见的形式，对蒋介石进逆耳之言。
在和蒋介石相处的25年中，张治中对国民党内“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身之毒，只求禄位之保持，不图事业之推展”的现象深恶痛绝，曾多次就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问题，当面向蒋提出意见，甚至发生争论，可谓蒋氏诤臣。张治中还多次上书蒋介石，陈述意见，其中有三次长达万言。
一次是1941年3月2日，张治中就“皖南事变”的影响，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当，力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第二次是1945年11月，鉴于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张治中自新疆给蒋介石再次上万言书，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反对重新挑起内战。第三次是1948年夏天，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前夕，张治中已看到蒋家王朝必然失败，但出于对蒋的忠心，明知其不可为，仍然作最后的进言，又一次向蒋呈上了一封《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
在《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中，张治中不惜冒丢乌纱帽甚至丢头颅的风险，对国民党执政以来的各项保守政策予以严厉批评，并将之归咎于“领袖”本身的领导失当、独断专行，指出若干年来“总裁”对国民对干部所发表的文告与训示，“多偏重于抽象之说教，绝少关于具体之现实政策”，甚至在文中有蒋“为世界各国领袖中脾气最坏之一人”等语。
蒋介石在大陆执掌政权期间，大权独揽，小权亦很看重。蒋介石兼职范围之广，令人瞠目结舌，最高峰时蒋介石身兼27个要职！除陆海空三军统帅职务他始终牢牢抓住，非己莫属外，中央农民银行理事长他要兼，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董事长他要兼，连童子军总司令他也要兼……对此，蒋麾下文武几乎均熟视无睹，甚至有些趋炎附势者，竟拍手叫好。唯有一人，坚决反对蒋介石兼职过多，此人就是张治中。
抗战初期，张治中改任蒋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想方设法促使蒋减少兼职，以提高工作效率。张治中到任未几，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因诸多劣迹遭地方实力派驱逐而下台，蒋介石乘机要自己填补真空，张联合多人表示异议，力陈兼职之弊。蒋不听，并大言不惭地表示：“没有人能任。”张笑道：“您手下不乏将相之才、封疆大吏，何愁没人？”蒋固执己见，但到成都（省政府所在地）两次，就领教了地方势力的手段。他们一致排外，很难对付，蒋介石遂辞去四川省主席兼职，交其重要谋士张群继任。
滇缅公路打通后，需要在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设置交通运输管制局来管理。在组设机构的签呈上请示局长人选时，蒋介石又批了“自兼”二字。张治中则认为，最高统帅兼交通运输管制局局长太不成体统，遂签署意见：“请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张治中对何直言：“您如不愿兼，委员长就要自兼，这不成体制，请您勉为其难，为领袖分劳分忧。”何应钦无言以对，被迫答允。这样，蒋介石总算又少了一个兼职。
陈嘉庚曾提“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
“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是陈嘉庚先生1938年10月28日从新加坡给当时正在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发来这样的一个电报提案。它言简意赅，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大快人心，给了当时的主和派以沉重的一击，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着名爱国人士、卓越的政论家、出版家邹韬奋先生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