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代的情报使命
二战之后，世界格局变成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冷战迅速展开。此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本着“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使命，成为美国在世界范围活动的先锋部队。
战争的炮火并没有烧到美国本土，使得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取得辉煌的胜利。但是，美国人也非常清楚，单凭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并不能战胜共产主义阵营，只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保持优势，才能防止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情报局的工作表面上是搜集、整理、分析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实际上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
冷战的设计者之一乔治·凯南曾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弥补这个空白。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其一，中央情报局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其二，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继续渗透西方世界，美国有责任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推广到世界各国。
中央情报局的使命还体现在第三个方面：塑造美国的新形象。二战结束，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共产主义世界，都是一片疮痍，亟待休养生息，唯独美国保持着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繁荣。不过，在古老的欧洲文化面前，美国这片新大陆不过是一片文化荒漠，在英国人看来，美国人只不过是嚼着口香糖、开着雪佛兰车、满口美式俚语的暴发户。因此，美国政府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将美国的生活方式当作一种价值观来对外输出。而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中央情报局。
可惜的是，中情局从诞生那天起就存在重大的缺陷。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组再到中央情报局，它的功能一直是整合各个情报机构的情报，然后做出分析报告。这样的功能从一开始就遭到多方反对，反对呼声最高的是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于是，中情局就变成了情报机构中的继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既没有正式的章程，也没有得到国会的经费拨款，只能靠少数议员提供的补贴经费勉强维持。另外一方面，由于中情局向来行动隐秘，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它的监控目标，一些主张民主开放的议员对此非常不满。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甚至提醒总统，一旦设立中情局，总统、国安会以及任何其他人都不知道它在做什么，也没有办法控制它。
尽管如此，1947年1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派给中情局一个重要的任务：秘密进行心理战，以应对苏联及苏联所策划的颠覆活动。中情局看准了这次大展拳脚的机会，将行动目标锁定为意大利。中情局向白宫报告称，一旦意大利的共产党获得选举的胜利，意大利就可能变成极权的警察国家，从而让共产党人占领这个代表西方文明的古老国度，中情局必须迅速行动，着手打击意大利的共产党，防止他们在下一年的大选中夺权。
实际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授权中情局开展这一行动之前，中情局的特工已经开始行动了。可以说，这项任务从一开始就是不合法的。这一情况印证了艾奇逊的担心，没有人知道中情局在做什么，也没有办法控制它。从“意大利行动”的结果来看，中情局并不是传说中的等闲之辈。
想要对付共产主义，不仅需要具体的情报信息，还需要大量的经费。时任中情局罗马工作站站长的詹姆斯·安格尔顿报告称，行动经费估计需要1000万美元。好在，安格尔顿从战略情报局开始就一直在罗马，他熟悉意大利的特勤机关，可以利用特勤机关的成员将经费分发出去。接下来，中情局面临的问题就是去哪里搞到这笔钱，毕竟，中情局始终没有独立的预算，更没有应急费用。
为了筹措费用，时任海军部部长的詹姆斯·福里斯特尔与好友艾伦·杜勒斯便邀请华尔街和华盛顿的商人、银行家，获得了不少来自朋友的捐款，可是，经费还是不够。后来，福里斯特尔找到了担任财政部长的老朋友约翰·斯奈德，他也是总统杜鲁门的亲密战友之一。为了尽快筹措军费，福里斯特尔劝说斯奈德挪动外汇平准基金。
这一基金原本是大萧条时期用来稳定海外美元币值的，二战期间，变成了战利品的收藏所。于是，斯奈德从欧洲重建的经费中挪出了数百万美元，找到一些有钱的私人户头，其中不乏意大利裔的美国人，再由他们转给中情局在海外设立的组织。捐款人只要在申报所得税时注明特别的密码，就可以顺利报税，不会引起地方政府的怀疑。
得到这笔可观的秘密拨款后，艾伦·杜勒斯局长让中情局的各色人物——华尔街的经纪人、常春藤盟校的书呆子、雇佣兵、窃贼和骗子们带着大把大把的美元，通通登上前往欧洲的客轮。之后，这些人将上百万的美元转交给意大利的政客或者梵蒂冈教廷的政治组织。巨额现金的移交方式非常传统，中情局的人员会带着装满现钞的黑色公文包进入当地的星级饭店，在隐秘的地方转手。虽然用大额现钞来干预政治选举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但是这个方法非常有效。
选举前，意大利的新***主义者已经出局，保皇党已然过气，其余的都是小党，只剩下基督教民主党、梵蒂冈教廷的政治组织和意大利共产党三足鼎立。立场居中偏右的基督教民主党和梵蒂冈教廷联手之后，尚且只能和意大利共产党平分秋色。随着中情局的介入，原本僵持的状态出现了转机。
在第二年的意大利大选中，基督教民主党以很大的优势获得胜利，并组成一个将意大利共产党排除在外的政府。基督教民主党从此和中情局相交甚好，1948年在意大利爆出一则新闻，称中情局的特工请求当地的黑手党帮忙，成功地让装有美国武器的货船逃过共产党控制下的码头工人的搜查。虽然中情局总部对这样的做法非常不满意，却真实表现了中情局和意大利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1948年3月，捷克危机爆发，身处柏林美国占领区的卢修斯·克莱将军给五角大楼发电报说，苏联随时会发动攻击。五角大楼将电报内容泄露出去，华盛顿顿时陷入恐慌。尽管中情局的柏林站多次保证，并没有发现苏联发动进攻的征兆，但是没有人相信。第二天，杜鲁门总统在参众两院的会议上警告说，苏联已经扬言要制造巨变。随后，杜鲁门提出了帮助欧洲复兴的计划，即广为人知的“马歇尔计划”。出于对苏联发动战争的恐慌以及政客的警告，国会立刻同意了这项计划。
“马歇尔计划”为欧洲各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战后重建经费，并建立了对抗苏联的政治与经济屏障。为了世界各国能够按照美国的蓝图重建文明，美国协助了16个欧洲国家和3个亚洲国家。之后，战舰、军人、枪械、弹药、汽油弹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则在激烈地讨论，试图找到拯救世界的最好方法。
有趣的是，虽然这个复兴计划被称为“马歇尔计划”，主要发起人却是外交家乔治·凯南和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并由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担任法律顾问。这样的人事组合给中情局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国会批准了“马歇尔计划”，5年拨出总计137亿美元的援助经费（包括战后重建和经济援助项目在内）后，中情局各地的工作站透过“马歇尔计划”的海外办事处，使用了这笔经费的5%，约6.85亿美元。
这个秘密的“洗钱计划”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就像美国的援助在欧洲和亚洲大行其道一样，中情局的特工也随着这些资金而动，有了这笔秘密的经费，中情局就可以拥有源源不断的现金，完成他们的秘密计划。正因为经费来得轻而易举，中情局的行动慢慢地变成了“烧钱行动”。在日本、叙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中情局都是大手大脚地花钱，要么是购买高质量的情报，要么是搞秘密的颠覆行动，到了艾森豪威尔任职总统的后期，中情局的一切活动都靠钱来解决。
得益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美国的武器流入了意大利，粮食、日用品也进入意大利人的生活，中情局和意大利政坛的关系也更为牢固。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阿尔契德·加斯贝利还特别前往美国，送给杜鲁门一批骑马铜像，以感谢美国为意大利战后恢复所作的贡献。
可以说，中情局的“意大利行动”消耗不菲。在早期的25年间，这是中情局投资最大、历时最久，当然也是收获最丰厚的一次行动。此后，中情局将现金收买选票、政治人物的手段运用到了极致，不断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实施政治干预或者颠覆。
CIA成战犯归宿
到1945年9月，意大利、德国、日本三个***国家已经先后签署了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告一段落。战后，依照《波茨坦公告》，战胜国开始处理战后事宜，并成立了纽伦堡和东京两大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被判处绞刑、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经历被捕和获救后，最终被游击队捕获，暴尸街头；第三帝国的元首希特勒在总理府地堡自杀；其余战犯或在审判中获刑，或在审判期间自杀。
当然，由于美国、苏联等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许多战犯被免予起诉，有些战犯甚至透过法网的缝隙，逃脱惩罚，改头换面，开始了新的人生。为了争夺德国的尖端科技人才，中情局利用美国入境管理法规的漏洞，将大批的**战犯送入美国，对此，美国的执法部门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做深究。于是，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得以在美国逍遥法外，甚至推动了美国的科技发展计划。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图尔·鲁道夫和冯·布劳恩。
阿图尔·鲁道夫，1906年出生在德国，24岁时进入柏林大学求学，在火箭技术方面成绩斐然。1934年，鲁道夫成为德国“V-2火箭之父”冯·布劳恩的主要助手，此后一直负责当时的V-1火箭的实验工作。之后，他又成为“米特维克”地下火箭制造厂的负责人。期间，他利用来自苏联、波兰、法国的战俘制造V-2火箭，这些火箭后来被用于轰炸伦敦等同盟国的城市。
在“米特维克”，由于沉重的劳动和党卫军的杀害，数以千计的战俘被折磨致死，以至于鲁道夫不得不要求上级不断给他加派新的战俘。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集中营对囚犯的处决。一位曾经在**政府任职的官员回忆说，那些囚犯像生猪一样被人用钩子勾住下颚，然后吊起来。基于这些作为，鲁道夫的罪行是绝对不能被宽恕的。
不过，这位罪大恶极的战犯竟然成功地逃过了惩罚，从欧洲偷偷潜入了美洲，而这一计划就出自中情局之手。实际上，**倒台之后，像鲁道夫一样从德国逃到美国的科学家还有一百多人，鲁道夫的童年玩伴兼同事冯·布劳恩也在其中。他们一起前往美国，一起为美国研制V-2火箭原型，研制弹道火箭“红石”等，为美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鲁道夫还参与了美国“土星”号火箭的研制工作，这只火箭被用来发射“阿波罗—11”载人航天飞船——也就是搭载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的那一艘。凭借这些，鲁道夫和冯·布劳恩纷纷获得了美国国籍，并且被美国国防部授予了最高嘉奖。
其实，在战争接近尾声之时，中情局就已经开始策划网罗德国科学人才的行动了。他们看到，即使战事打到1944年，**德国即将走入末路，还是能够拿出一系列的新式武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V-1、V-2火箭。同盟国深知这些武器已经无法改变***国家战败的命运，对于研究这些武器的科学家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1945年春，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就开始筹划一次代号为“回形针”的行动。他们派遣专家跟随美军进入德国，四处搜寻这些火箭专家，势必要在其他同盟国到来之前抢到这批“无价之宝”。搜寻人才之前，最重要的事是甄别人才，为此，美军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找到了匈牙利籍科学家西奥多·冯·卡门教授，希望借助他的科学顾问集团，即美国著名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前身，找到最有价值的德国科学家。
冯·卡门带领的顾问团进入美军占领区后，被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委以重任，并且授予了正式的军衔，其中冯·卡门成为陆军航空队少将，火箭组长钱学森则被授予陆军航空队上校军衔。有趣的是，正当美军蓄势待发，准备采取行动时，德国的火箭工程师马格努斯——冯·布劳恩的弟弟主动找到了美军，商量投降的事宜。
据马格努斯说，第三帝国的统帅不希望大批的科学家落入苏联人的手里，早在盟军攻入本土之前，哥哥冯·布劳恩已经带着500名科研人员离开了研究基地。“我们希望找到下一个服务的对象，条件是能够善待我们。”马格努斯如是说。送上门的礼物让美军喜出望外，于是，在不费一兵一弹的情况下，美军找到了藏身深山的冯·布劳恩。
在冯·布劳恩的带领下，美军发现了“米特维克”火箭制造厂，并抢在苏军到达之前，运走了工厂里的火箭部件和车床。在未来的9天里，美军用了3趟列车将所有的机械设备、仪器和零件运离苏军控制的范围，这些材料足以制造100枚V-2火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