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认为人的学习开始于感官对于外物的接触，“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荀子·儒效》）。但感官之闻往往“各有所接而不相能”（《荀子·天论》），而使人“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于是苟子提出致知必明辨之。明辨在于“兼陈万物而中悬衡”，即“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不偏执于某一物或某一方面，全面分析、综合、比较，以求真实把握事物之本然。此外，荀子认为心是藏与虚、两与一、动与静的统一，要想获得真知灼见，必须做到“虚一而静”，如此方能“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荀子·解蔽》）。
其四，笃行之。
重行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在知识教育的过程中也同样重要。孔子十分重视教育学生将其所学到的知识学以致用，他批评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所以孔子提倡“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王廷相将学习的目的归结为“修身兼济物”，学习应该是博学、精思、践履三者的结合。“诸生读书，务期以治事为本，而为有用之学”（《浚川公移集·督学四川条约》）。
四、灵活施教
儒家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和原则，这是儒家哲学中最具魅力和智慧的领域之一。其方法和原则，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材施教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首倡“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他从“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出发，认为每人的智力、能力、性格、心理、志向、兴趣等皆有分别，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应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准确地说，孔子并未明确提出“因材施教”这四个字，此乃后人根据孔子的教育实践概括出来的。“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朱熹《论语集注》），孟子之“教亦多术”，《礼记·学记》之“长善救失”皆是这一原则的贯彻和发挥。
其一，“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儒家认为要想教好学生，必须作到对每个学生的特点了如指掌，这是教学工作的必要准备和前提，所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关于孔子对学生性格及优缺点的准确了解，《论语》有多处记载，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师也过，商也不及”；“求也遇，由也兼人”等等，不一而足。
其二，“教亦多术”。
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儒家提出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因人而施教。所谓“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是故“教亦多术矣”（《孟子·离娄下》）。具体而分之，以学生的智力和能力差别为根据，“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对于中等以上资质和能力的人，可以把高深的学问传授给他，而对于中等以下资质和能力的，则不可以高深的学问传授之。以学生的个性差异为依据，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不同的学生提出相同的问题，孔子往往有不同的回答。当冉求与子由都提出“闻斯行诸”这一问题时，孔子因“求也退”，故激励之；因“由也兼人”，故抑制之，使之谨慎从事（《论语·先进》）。“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学生对于“仁”的提问多多，孔子针对不同学生的提出，围绕着“仁”这一中心原则，作出了多层面、多角度的不同回答，体现出了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
其三，“长善救失”。
儒家认为从学者往往存在“四失”，即“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即贪多务得、片面专精、浮澡怠慢、畏难不前。此“四失”产生的原因完全在于学生心理上的原因，即“心之奠同也”。所以作为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这种心理状态，“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先秦儒家此观点为后世儒家所继承，清儒王夫之发挥之“多、寡、易、止虽各有失，而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于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于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则善长矣”（王夫之《礼记章句》卷十八）。多与寡、易与止，并非全然不足道，关键在于教师是否能够因势利导，帮助学生扬长避短。
（二）循循善诱
基于对“为仁由己”、“道惟在自得”的主体自觉意识的强调，儒家在教学中一贯奉行启发诱导的原则。不论在知识教育亦或道德培养过程，都强调启发学生的主体自觉意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其一，“君子之教，喻也”。
儒家在教学中反对机械灌输，提倡启发式教学。《论语·述而》载孔子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愤”乃“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乃“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乃“开其意”，“发”乃“达其辞”（朱熹《论语集注》）。也就是说在教学中必须引导学生认真思考，及其“已略之通流”，但思之未得而启发之，当其“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达”（《朱子语类》卷三十四）而开导之。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教学实践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孟子云：“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礼记·学记》将孔子的启发式教学之法归纳为三个原则，即“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学记》认为施教者若以“道而弗牵”则必“和”，即引导学生，而不牵着他们走，就能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若能“强而弗抑”则必“易”，即严格要求学生而不强制其服从，可以使学生在学习中得心应手。若能“开而弗达”则必“思”，即启发学生思考，而不马上将结果告之，可以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思考习惯。做到了以上三个原则，可谓“知教之所中兴，又知教之所中废，然而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
其二，“深造自得”。
儒家普遍强调学习必须独立思考，形成独立见解，因为只有学生经过独立思考得到知识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知识，此谓“深造自得”。即“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形成独立思考能力，深造自得，首先要有存疑精神，孔子云“多闻阙疑”，“多见阙始”，孟子更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的著名论断。他还指出，“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其次要注意由博返约。孔子云：“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孟子从“心之官则思”的观点出发，强调思维的重要性，“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离娄下》）。所以儒家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特别重要的是由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转化。
其三，“盈科而进”。
儒家自孔子始即形成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颜回谓“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孟子认为“其进锐者，其退速”（《孟子·尽心上》），学习的进程如果太快则必然影响学习效果，他将学习过程譬若流水，“不盈科不行”，流水在流动中，必注满一个洼坎之后再注下一个洼坎，未注满时绝不下流。“盈科而后进”（《孟子·尽心上》），只有在水注满洼坎之后方能继续前行。
与之同理，“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孟子又以拔苗助长的反面教训，指出教学是一个自然有序的过程，违反自然规律的盲目冒进，“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孟子·公孙丑上》）。关此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礼记·学记》也有论及，《学记》以“预”“时”“孙”“摩”四者为“教之所由兴”，“预”乃“禁于未发”，在事情未发之前，加以预防；“时”乃“当其可之”，抓住适当时机，及时进行教育；“孙”乃“不陵节而施之”，不越级，按照次序进行教育；“摩”乃“相观而善之”，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三）教学相长
教学相长意谓师生在教学过程中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儒家此教育思想和原则肇始于孔子，他认为学生可能有胜过教师之处，“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进而提倡弟子应该“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对于颜回对自己的事事心悦诚服，颇为不满足，“于吾言，无所不悦”，“回也，非助我者也”。对子夏在读《诗》时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大加赞扬，“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论语·八佾》）。可见，孔子经常在教学活动中，在为学生答疑解惑中，相互切磋学习，并从学生的讨论中得到启发。《礼记·学记》以“教学相长”高度概括了孔子这一思想，“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日：教学相长也”。“教学相长”的观念对后世教育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四）身教重于言教
儒家注重身体力行，讲求为人师表，他们认为，教学方式不仅有言教，还有身教，“言教”在于以言说理，“身教”在于以身示范，对学生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感化作用，在教学工作中，身教比言教更为重要。
所以身教必须具备一定的品质和条件。具体而言之：其一，教之必先爱之。
“仁者爱人”是儒家的基本主张。爱护学生，以爱心而育之，是教师必须具备的条件。孔子十分关心和爱护他的学生们，从学业品行到生活健康无所不在孔子关注的范围之内，闵子骞、子路、冉有有了良好的表现，他感到由衷的欣慰；原宪家贫，他常接济；冉伯牛身患不治之症，他亲身探望，并不尽惋惜；颜回早逝，他痛不欲生。孔子爱护关心学生，学生也尊敬热爱孔子，彼此在融洽的情感中，完成教与学的任务，也将人生的真谛“仁者爱人”体现于具体的行为中。
其二，学而不厌。
儒家提倡终身教育，活到老学到老，作为教师更是必须如此，教师只有重视自身的学习修养，掌握广博的知识，才能在教学工作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孔子云：“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
其三，“诲人不倦”。
作为一名教师，要本着对学生、对社会认真负责的态度，树立“诲人不倦”的师德。孔子就是这样的典范，他一生从事教育，孜孜以求；他本着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对不同情况的学生一视同仁，耐心教导。
众所周知，子路开始被认为是恶劣至极，而孔子不计劳苦，“引而教之”，“卒能政事，序在四科”（《论衡·率性》）。孔子之所以能够诲人不倦，以他自己的表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子贡赞之“学不厌，智也；教不诲，仁也。”（《孟子·公孙丑上》）对学生的爱和高度负责的态度，是孔子诲人而不倦的内在原因。
其四，以身作则。
孔子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此言说明了教师以身作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关此，子贡谓之“正身以俟”，荀子谓之“蚤正以待”（《荀子-儒效》），孔子自己将之归属于“无言之教”，“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孔子同时强调“无言之教”与“有言之教”缺一不可，其中以暗示或自身示范的办法教导学生，更能起到言教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儒家教育哲学是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如何总结继承这一部分宝贵遗产，“五四”以来一直成为有争议的问题。无论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彻底抛弃的态度，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加分析、全面吸收的态度都是不对的。我们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儒家教育哲学有批判地继承，有选择地吸收，以促进当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