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中国虽与欧洲各国立约通商，开埠互市，然只见彼邦商船源源而来。今日开海上某埠头，明日开内地某口岸。一国争，诸国蚁附；一国至，诸国蜂从。滨海七省，浸成洋商世界；沿江五省，又任洋舶纵横。独惜中国政府未能惠工恤商，而商民鲜有能自置轮船，广运货物，驶赴外洋，与之交易者。或转托洋商寄贩货物，而路隔数万里，易受欺蒙，难期获利。——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
通商口岸一般都是开放给外国人居住和贸易的城市。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在许多场合下又被称为“条约口岸”，也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产物。还有一种说法将通商口岸称为“商埠”，但在近代中国除了按照不平等条约规定而被迫开放的商埠之外，还有中国主动对外开放的商埠，被称为“自开商埠”。自从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并签订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被迫对外开放广州、上海等5个通商口岸，伴随着此后历次战败以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都会被迫增开更多的通商口岸。因此，通商口岸的增加，也反映了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在一些大的通商口岸，西方列强还租地建屋，演变发展成为“国中之国”的租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商战”舆论思潮与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清王朝开始改变对外政策而自开商埠，一种新型的通商口岸由此出现，但这两类口岸的性质与作用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不可同日而语。
一近代中国通商口岸起源
西方列强为何要强迫中国开辟通商口岸？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鸦片战争前清王朝实行的对外贸易政策开始谈起。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学术界都将鸦片战争前清王朝实行的对外贸易政策称为“闭关政策”，而且对这一政策的评价也存在着某些争议。后来又有学者认为，将当时清王朝的对外贸易政策称为“闭关政策”并不确切，因为清王朝实际上从未实行过真正严格意义上的闭关政策，尽管当时确实采取了一系列较为严格的限制对外贸易的措施，但仍然开放广州作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口岸，并未完全“闭关”。
当时，清王朝之所以要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一直是一个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商品经济在明清时期虽有所发展，但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中国既不需要通过对外贸易扩大海外商品市场，也无需依赖外国商品的进口，因此对外贸易对于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言也就无足轻重，这可谓清王朝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经济基础。正因如此，嘉庆皇帝曾经不无自豪地对外表示：“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当时的对外通商，完全不是出于经济方面的需要，而是显示天朝对他国的恩惠。乾隆皇帝也曾在给英王的敕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第118卷。
其次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而且这也是清王朝实行限制对外贸易更重要的原因。政治原因包括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是防范汉人与外人联合起来反清，所以对出海贸易进行严格限制。凡“出洋贸易人民，三年之内准其回籍”，若超过三年则不准再回原籍。对外则是抵御西方殖民者的骚扰与侵略，具有一定的自卫意义。当时，英国、葡萄牙等国殖民者出于开拓东方市场和殖民掠夺的目的，打着通商的幌子不断对中国进行骚扰，甚至多有侵略活动。于是，清王朝即采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和外人在华活动的政策，试图通过这一严厉举措从根本上对殖民者的活动予以阻止。
在明清两代，每当击退一次殖民者的骚扰或侵略，即有新的更加严厉的限制政策出台，这也反映了“闭关政策”的用意。例如，明朝军队于1552年击退葡萄牙人，即于次年宣布实行“禁海”政策，禁止萄人对华贸易。1637年英国船队闯入广东，明朝随后又宣布不准外国商船进入广州。清朝康熙年间，曾经开放广东澳门（后移广州黄埔）、福建厦门、浙江宁波、江苏云台山四口对外贸易，并设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个海关。但外人越来越多，并且不断有骚扰事件发生，引起清廷警觉。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王朝宣布仅开放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在此之后，随着外人试图闯入天津、进入澳门和广州，清王朝又制定了《防范外夷规条》、《民夷交易章程》。
在鸦片战争前，虽然仍开放广州一口通商，但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已达到十分严厉的程度。按照清王朝的规定，外商不准与华商直接交易，只能与清政府特许的中国行商进行贸易，史书称“公行制度”。行商不仅负责与外商的贸易，而且负责管理外商的生活起居，设立商馆租给外商临时居住。当时，清王朝还严格限制外商带银回国的数量；规定外商在广州只准居于商馆，受行商约束，“番妇”（外国女子）不得进入广州，并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外商不得坐轿，不得随便出游，也不得随意雇佣华人役使。另外，还禁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外国护货兵船，不准驶入虎门等海口，否则即停止贸易。
如此严厉的限制政策，对于迫切希望洞开中国贸易大门，开拓庞大东方市场，掠夺中国丰富资源的西方殖民者来说，自然是难以忍受的。其所采取的破坏手段，先是通过罪恶的鸦片走私贸易，源源不断地掠取了中国大量的白银，在清王朝大张旗鼓地禁烟之后，英国殖民者又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用武力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也逼使中国对外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
通商口岸的开辟，是英国政府应英商之迫切要求，强迫清王朝以签定不平等条约的方式而得以实现的。英国商人早就向本国政府提出，“中国法律和欧洲法律全然异趣，不列颠臣民根本不能接受它的统治”，必须“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或几个岛屿，作为贸易基地，藉以避免中国政府的勒索、控制和干扰”；此外，“超乎一切的一桩紧要的事情是占有一处居留地，在那里我们可以生活在不列颠法律保护下，免得遭受那些半开化的汉人子孙的侵害”。由此可见，英国不法商人蔑视中国的法律，在中国四处骚扰破坏，反而说受到了中国法律的“侵害”，这简直就是一种强盗逻辑。1840年英商在写给侵华英军总司令的一封信中，更是明确说明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是最值得作为英国臣民居住和贸易的口岸。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页。
于是，《南京条约》即指明这5个城市作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该条约的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第四款又规定：嗣后“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30页。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强迫中国打破原有行商垄断贸易制度，对外开放的第一批通商口岸，因其以不平等条约为法律依据，所以又称为“条约口岸”或“约开口岸”。
中国地域广阔，市场庞大，西方列强当然不会满足于仅仅开放5个通商口岸。《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清王朝以“羁縻”政策暗相抵制，加之中国坚固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五口通商后最初的一段时期，并没有出现西方列强预期的结果。另外，列强在中国攫取的政治经济等许多方面的特权，起初主要都是限于在通商口岸或是租界范围内实施。包括缴纳关税也是如此，在中国海关供职多年的外国人马士就曾指出：“在所有条约口岸，外商享有一个共同的特权，即只要在其中一个口岸缴纳了关税，当其商品转运到其它任何口岸时，均不再缴纳关税。”转引自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第27页。既然如此，对于外国列强而言条约口岸当然是开得越多越好。
1856年，英法联军又发动侵华战争，于1858年强迫清王朝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随后还在上海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国又被迫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第二批为数更多的通商口岸，并规定外国人可以在各通商口岸自由居住，租赁房屋，购买土地，还可以进入内地游历、通商、传教。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又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至此，中国的通商口岸从5个增加到16个。不仅通商口岸的数量大为增加，而且地理位置遍及沿海各个重要港口及长江汉口以下的重要地区。从此之后，还开始了西方列强“把条件强加于中国”，中国不得不履行条约的时代。当时，清朝恭亲王奕曾竭力反对开放沿江口岸，他认为：“逆夷要求各款，多出情理之外，其尤关利害者，莫如江岸通商一节。”他还强调列强增开口岸之要求贪得无厌，将永无止境，为害无穷。“自添设五口以来，……迄今未廿年，又欲添设海口，甚至有长江口岸之请。是其贪得无厌，竟无止足之时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第26卷，第950—951页。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最后丝毫不能阻挡沿江口岸的开放。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也乘火打劫，大规模侵占我国东北领土，并借中国收回伊犁之机，强迫清王朝同意在新疆和蒙古又增开7个通商口岸。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前，通商口岸已经越开越多，几乎每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都要增开若干通商口岸，这已成为列强共同援引的惯例。甲午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又规定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地理位置已扩展至长江上游。
据有关档案统计，《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已开通商口岸多达40个。包括广东的广州、汕头、琼州、北海、拱北、九龙；福建的福州、厦门；广西的龙州；云南的大理、蒙自、思茅、河口；浙江的宁波、温州、杭州；湖北的汉口、宜昌、沙市；江苏的上海、镇江、苏州、江宁；安徽的芜湖；直隶的天津、张家口；四川的重庆；奉天的营口；黑龙江的松花江；山东的烟台；甘肃的嘉峪关；新疆的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葛尔、乌鲁木齐、天山南北；江西的九江；西藏的亚东；蒙古的库伦、蒙古各盟。目睹这一情形，时人甚为惊叹：“北至于牛庄，南至于琼崖，内至于长江”，几乎已是无处不有通商口岸。
1904年日俄两国在我国东北发生争夺战，日本获胜后在次年与清王朝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中国在东北三省一次性增开铁岭、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瑷珲、满洲里等16个通商口岸。有学者认为此举开创了一次开放条约口岸数量的最高记录，但另有学者指出，这16个通商口岸属于中国自开商埠，并非条约口岸，是当时清王朝抵御条约口岸的一项具体措施，应该予以肯定。彭雨新：《论清末自开商埠的积极意义》，载章开沅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1页。另见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第105—106页。
不管怎样，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东南沿海、大江南北乃至新疆西藏等地，几乎都无不遍布通商口岸，成为列强在中国编织的一个庞大的倾销商品与掠夺原料的网络。如同郑观应所说的那样：“今日开海上某埠头，明日开内地某口岸。一国争，诸国蚁附；一国至，诸国蜂从。滨海七省，浸成洋商世界；沿江五省，又任洋舶纵横。”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0页。如此情形下的中国，真可谓全境对列强的倾销与掠夺给予了开放。
二租界的产生与发展
在近代作为“国中之国”的租界，是中国主权丧失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所谓领事裁判权，起初主要即是在租界之内实施。而租界的出现，也是通商口岸建立之后西方列强进一步强行攫取中国主权的产物。
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善后条款，规定清王朝允许英、美、法等缔约国在5个通商口岸租地建屋。这一条款后来即成为列强在华设立和扩展居留地，并进而演化为租界的条约依据。应该说明的是，租界的开辟虽以条约为依据，但它的出现仍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体现了西方列强蛮横扩大在华权益的侵略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