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东印度公司正式确立其对华鸦片政策，“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页。为了保证对华鸦片贸易和走私的进行，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一整套管理鸦片种植、生产、交易的庞大机构与设施。其中包括最高管理机构，在主要罂粟种植区下设的两大经理处，以及隶属于经理处的若干分理处和收购处，主要负责鸦片的种植与收购。东印度公司以贷款引诱大量印度农民种植罂粟，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按照规定，烟农均与东印度公司签有合同，必须将所有的生鸦片全部卖给东印度公司，而且自己不得吸食。东印度公司的鸦片生产则主要集中在加尔各答进行，为此还建设了大型的鸦片制造工厂。为便于在华倾销，东印度公司想方设法对鸦片的生产予以改进，“使罂粟的蒸熟和鸦片的调制适合中国鸦片吸食者的口味”。在贸易销售环节，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有代理处。因为广州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清朝乾隆皇帝后来下诏规定中外贸易限定在广州一口。东印度公司主要将鸦片以拍卖的方式交与认可的中间商，烟商既可用白银支付烟款，也可立下借据，到广州出售鸦片后在代理处支付白银。还有不少中间商贩卖鸦片之后，随即在中国收购茶叶、瓷器等运往英国，交易后再与东印度公司结算，从而形成英国在亚洲独特的“三角贸易”，即英国向其印度殖民地输出大量的机器制造品，然后通过印度向中国贩卖巨额鸦片，所得利润用于支付在华收购的茶叶、瓷器、生丝。通过这种三角贸易，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英国对华贸易中十分不利的入超局面。马克思曾指明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鸦片贸易的时期，“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页。有关统计数据也表明，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贩卖的鸦片，与以前相比数量之增多确实达到了十分惊人程度。
随着英国国内政坛的变化，1833年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被废除，变为统治印度殖民地的行政机关，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时代宣告结束。但在此之后，英国向中国偷运贩卖鸦片的罪恶行径却并未随之结束，而是变成众多英美洋行公司和鸦片烟贩追逐的目标，甚至还使对华鸦片走私发展到一个新时期。例如，由英国商人查顿和马地臣创办的怡和洋行，建立有专门在中国沿海从事鸦片走私的武装船队，成为当时向中国走私鸦片的最大的鸦片公司，二人也先后被清朝官方驱逐出境。以不法英商颠地为首的宝顺洋行，也是当时向中国偷运鸦片的大公司之一，林则徐赴广州禁烟后，曾迫使颠地交出鸦片1700箱，并具结永远不得再来广州。美商旗昌洋行同样疯狂向中国贩运走私鸦片，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甚至有后来居上、超过英商怡和与宝顺洋行之势。
除了怡和、宝顺、旗昌这样的大公司之外，还有更多外国中小公司和分散经营的不法洋商，也都依靠向中国走私鸦片获取暴利。其走私贩卖鸦片的方式也不断变化，起先是将藏有鸦片的商船直接开到广州黄埔港，在船上与中国商人完成交易。当清朝政府厉行禁烟后，外国鸦片走私贩又采用新的方式，将商船偷运的鸦片卸在停泊于珠江口外伶仃洋岛的趸船上，然后再载着其他货物驶入黄埔港，用鸦片样品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伶汀洋岛四面八方可通水路，船舶出入方便，因而被鸦片烟贩选为储存和贩运鸦片的理想之地。到鸦片战争前夕，岛上存储鸦片的趸船多达近30艘。中国商人交款后，凭提货单雇走私船“快蟹”、“扒龙”到伶仃洋岛的趸船上提货。由于在鸦片提货的过程中，还是常常会与清朝政府的缉私船出现武装冲突，于是，洋商也派出许多武装船只，保护鸦片走私船与政府缉私船对抗，使鸦片走私一度成为公开的行为。“大批外国船只，或由外人控制的船只，以‘客船’的姿态出现……从东面的虎门到城西的花池，差不多沿河各处都成为这种贸易的舞台。”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第209页。
不仅如此，鸦片走私的地域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伶汀洋到广州城外及东南沿海地区，鸦片走私都十分猖蹶。例如英国的鸦片走私烟贩，北上至闽粤交界的南澳建立鸦片存储站点，怡和洋行还将鸦片运至福建泉州卖出更高的价格。正因如此，“在外国鸦片贩子无孔不入、无恶不作的活动下，鸦片的输入量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增长。在东印度公司的特权被取消的四年里，鸦片的输入量竟增长了100%。”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8页。
三鸦片烟毒的严重危害
与日俱增的鸦片贸易与走私贩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不断增长的滚滚财源，对近代中国则造成了长久难以消除的诸多严重危害。
当时，外国不法烟贩通过鸦片走私贸易所攫取的利润高得惊人，其他任何商品贸易都无法与之相比。以1805年的情况为例，在印度鸦片产地的收购价为每箱160卢比，运到加尔各答拍卖即上升为每箱988卢比，再偷运至中国广州走私贩卖，每箱鸦片的价格则高至3500卢比，相当于收购价格的22倍。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3页。需要说明的是，有些书籍记述当时每箱鸦片在印度的拍卖价要更高一些。由于存在着如此之大的差价，鸦片贩子有时甚至贩卖一箱鸦片，即可赚取1000银元，由此通过罪恶的鸦片走私牟取高额利润。
不仅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通过对华鸦片走私获得了大量收入。例如，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规定，鸦片按照成本300%的高税率进行征税。于是，鸦片的生产和贩卖越多，英属印度殖民政府的税收自然也会随之增加。另外，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许多英商洋行以三角贸易方式，将贩卖鸦片所得的现银从中国进口茶叶等畅销品，运回英国本土售出时也需缴纳大量税金，成为英国政府的又一大税收来源。据不完全统计，仅东印度公司垄断时期，“英国财政部从茶税中所得岁入，在公司专利末年，每年平均达三百三十万镑，中国茶叶供给了英国全部岁入约有十分之一，同时还供给了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列岛编：《鸦片战争论文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86页。通过鸦片税收和茶叶税收，英国政府即可轻而易举地获得大约500多万至600万镑的巨额款项。华伦也曾在《鸦片》一书中指出：“多年以来，东印度公司从鸦片贸易上获得了巨额收入。这种收入使英国政府和国家在政治和财政上获得无法计算的好处。英国和中国之间贸易差额情况的有利于英国，使印度对英国制造品的消费量增加了十倍；这直接支持了英国在东方的巨大统治机构，支应英王陛下在印度的机关经费；用茶叶作为汇划资金和交流物资的手段，又使大量的收入流入英国国库，而且用不着使印度贫困就给英国每年带来600万英镑。”转引自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3页。由此也不难发现，英国政府为何会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公开支持对华鸦片走私，甚至在清廷厉行禁烟时不惜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不仅使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惊人的暴利，而且改变了以前中国进口商品的结构，也改变了西方国家对华贸易不利的入超局面。例如，“1817年中国鸦片进口值为61.1万银元，仅占广州进口商品总值的4.1%，1825年鸦片进口值已跃居首位，达到978.2万银元，占进口商品总值的42%。在1830至1833年这四年间，鸦片平均每年进口更高达1395.3万银元，占进口商品总值的52%。原来居进口商品第一、二位的棉花和呢绒，则分别由占进口商品总值的53.5%和21%下降为23.6%和8.8%。”朱庆葆等：《鸦片与近代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94—95页。显而易见，鸦片走私贸易也改变了西方列强对华贸易不同商品所占总值的格局。
美国也通过对华鸦片走私获得了暴利，并改变了对华贸易长期大量入超的不利局面。18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中国输入美国的货物总值远远多于美国输入中国的货物总值，巨大的贸易逆差使得美国每年都需要将大量白银运往中国，以此平衡中美贸易。但通过鸦片走私，这种状况即逐渐改变。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前10年，美国运往中国平衡对华贸易的现银与以前相比即减少了80%。
在大量走私贩卖鸦片之前，英国商船每年也都需要携带为数甚多的白银，运到中国购买茶叶、瓷器等商品。19世纪初，这种局面仍然继续维持，中国每年因贸易出超所获得的现银均为数百万两，有时甚至达到800万两之多。但随着鸦片走私量的激增，英商运往中国的白银即日益减少，到19世纪20年代甚至出现了与以往相反的局面，即中国的白银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英国。
银元的流通十分便利，并且在中国市场交易中具有超过其本身含银量的价值，所以外商运入中国的白银绝大多数均为银元。而后来中国流出的几乎均为细纹银，尽管当时的清廷禁止细纹银出口，但仍通过走私的渠道大量流出。仅从中国流入英属殖民地印度的细纹银数字，也可看出中国白银外流的严重状况。1814至1815年度，中国流入印度的白银已有130万两左右，1814年后又迅速增长，到1827年的13年中，共计流入2358万两。从1830至1839年的9年中，总数又增长至3176万两。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28页。这仅仅还只是当时中国白银流入英属殖民地印度的数量，如果计算中国白银外流的整体数量则更加惊人。尤其是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每年都达到了3000万两左右。
由于鸦片在当时已是清朝政府明令禁止进口的毒品，所以只能采取走私的方式进行交易，而且“向买之人皆系携带现银交易现货”。也就是说，中国国内之鸦片贩子，只能用现银购买鸦片，不能采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获得鸦片。这样，鸦片走私量的增加，即意味着中国白银流出量的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823年以前，中国每年外流的白银为数百万两，以后急剧增加；1823至1831年间，每年外流1700万至1800万两；1831至1834年间，每年外流2000余万两；1834至1837年间，每年外流的白银已高达约3000万两。王金香：《中国禁毒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中国原本是采银并不多的国家，只是因贸易出超使英国等西方国家的白银流入，使中国的白银并不短缺。在政府财政收支和民间商品交易中，均较为普遍地以银两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易手段，所以白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与影响。一旦外国白银不再流入，相反中国的白银还不断流出，立刻就会出现白银短缺的恐慌，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影响。最为突出的直接后果是导致银贵钱贱，19世纪末铜钱七八百文可换纹银一两，19世纪初银钱比价也保持在1000文左右。但随后不断上涨，1817年涨至1216.6文，1827年又涨至1340.8文，1838年更涨至1637.8文。《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卷，第415页。银钱比价的持续上涨，使贫民百姓的生活负担越来越重。因为除一部分富裕人家之外，一般贫民百姓劳作所得为铜钱，在平常生活中也多用铜钱，并无多少存余之白银，而缴粮纳税却一直必须折为银两支付。如同时人所说：“银价高则折钱多，小民重困。”因为银价日益上涨，百姓缴纳各种赋税时，就需要支付更多的铜钱来兑换成白银，经济负担由此而无形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