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佛里·M·霍奇逊
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①
①[英]杰弗里·M·霍奇逊（Geoffrey M.Hodgson）著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本书作者英国经济学家杰弗里·M·霍奇逊（Geoffrey M.Hodgson），是欧洲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最著名代表人物，并被誉为传统制度经济学在当代的学术领袖。霍奇逊是欧洲演化经济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主编《制度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作为当代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复兴了旧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扼要介绍现代与当代五十本西方经济学代表性论著，涉及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六个主要领域，内容包括作者简历、主要思想、学术贡献等。《现代西方经济学：名著导读》突出对这些论著进行导读性说明，使读者概括了解相关写作背景、框架结构及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及基本观点。此外，为便于了解这些名著出版后的相关研究，还列出了重要的中英文扩展性参考文献，从而为经济学理论研究者和研究生提供阅读参考。
一、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英国经济学家杰弗里·M·霍奇逊（Geoffrey M.Hodgson），是欧洲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最著名代表人物，并被誉为传统制度经济学在当代的学术领袖。霍奇逊是欧洲演化经济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主编《制度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作为当代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复兴了旧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并对其进行全面的创新，开创了“制度演化经济学”这一经济学的崭新领域。
霍奇逊教授著述颇丰，已经出版12部专著，发表17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一书完成于2001年，是近期很有影响的制度经济学著作之一。
二、本书精要
本书围绕经济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展开论述。作者认为一般化的理论方法是重要的，但是其价值有限。这些一般性方法必须使用对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制度背景和文化背景保持敏感的分析方法加以补充。他讨论了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旧制度主义是如何研究历史特性问题的，描述了历史特性的本质和作用，同时也指出其他经济学派对历史特性问题的态度。在此过程中，尤其强调历史特性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最后，针对如何把历史特性问题重新提上经济学的研究大纲，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可行建议。
三、论著内容
1.一般性理论与历史特性问题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导论中，作者首先指出一般性理论的局限性。他认为一般性理论虽然会达到一定程度的解释性统一，但是这种统一是有局限的。经济学所宣称的解释性统一通常是衍生类型的统一。这意味着从同样的公理集合课题推导出众多的命题集合，或者同样的命题集合可以从越来越小的公理集合中得到。这是一种没有本体论基础的统一。也就是说，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的解释是从纯粹的强加的假设基础上得到的，并不是从对客观实体的调查和发现中得出的。霍奇逊还指出，即使某些经济理论做到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解释性统一，这种统一也仍然存在局限性。本体的解释性统一的局限性依赖于被解释的现象之中是否存在潜在的统一。
基于上述认识，作者认为：在社会科学中，需要解释的真实目标之间存在的差别对任何一般性理论的范围施加了限制。因此，将复杂性系统纳入到一个结构丰满的一般性理论之中是极其困难的。这种困难根源于三个问题：第一，分析和计算难于处理；第二，一个可处理的理论必须将自己局限于所有可能结构之中的一个相对微小的子集；第三，过分一般性的成本是可能会遗漏现象子集所共有的关键特征。作者以经济学中的一般性理论构建来说明这种困难的性质和程度。他将易货交易与货币经济两个模型的比较作为例子。从表面上看来，易货经济模型比货币经济模型所使用的限制性假设要少，因而易货经济模型更具一般性。但是，易货经济模型暗含着每个商品都能够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的假设，实际是排斥了货币这种特殊的商品。而在现实的货币经济中，有货币存在，且有一些交换被排斥。所以，易货经济模型实际上不比货币经济模型更为一般。
作者进一步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引入博弈论工具，他认为这实际是对一般性理论方法的放弃。博弈论工具所构建的是例证理论，而非一般性理论。
作者所分析的一般性理论的局限性，并不是为了否定一般性理论的力量或价值，而是为了探讨某些类型的中层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与元理论论证。霍奇逊主张回到19世纪关于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中，去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他认为当代经济学遗忘了历史特性问题（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这一问题是指：“首先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中存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系统类型。历史特性问题致力于研究社会科学中的解释性统一性的局限问题：实质不同的社会—经济现象，可能需要在某些方面不同的理论。”
作者将自己对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中的一般性及特定性问题的观点总结为以下8点：
1.科学不能仅仅是对经验细节的分析或描述。描述自身，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总是依赖于预设的理论或概念。
2.科学不可能在没有一些一般性或普遍性陈述和原理的情况下前进。解释真实因果机制的解释性和一般性是值得科学研究的目标。
3.然而，复杂现象的一般性理论总是被高度简化和存在局限，这主要是由于在试图建立任何真正一般性的理论时所必然包含的复杂性和计算的局限。
4.社会科学中的统一和一般性提供了有力的概念框架，但是它们缺乏辨别能力和充分解释具体细节的能力。
5.只有当作出额外的、限制的和特殊的假设时，社会科学中所谓的一般性理论才具有解释力。
6.在处理复杂（社会—经济）系统时，我们需要将一般性概念陈述、理论与根系统和子系统的特定类型相关的特定的概念、论述和理论结合。
7.社会科学中最为有力和最具信息量的陈述和理论是那些从特定的理论构建中得出的，这些特定的理论构建旨在分析特定领域，并且也受一般性框架和原则的指导。
8.于是，社会科学需要将一般性原则与旨在研究特定领域的理论构建结合起来。这些工作在抽象的不同层面进行。一个哲学渊博的元理论必须解决这些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问题。
2.德国历史学派及其影响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对经济思想史上的历史学派们的工作及其影响做了分析式的论述。他所说的历史学派主要包含马克思、德国历史学派和不列颠群岛（英国）的历史学派。其中以德国历史学派为主，他详尽地分析了新旧德国历史学派的观点。有意思的是，作者将马歇尔也视为历史主义者的战友，他认为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历史特性问题有充分的重视和肯定。
作者专门讨论了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批判以及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之间的方法论论战。他论述了新德国历史学派对方法论问题的反击，驳斥了将历史主义方法视为“反理论”的观点。
作者将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反历史主义的观点概括为4点：1.反归纳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初始或者全部过程都不能仅仅依靠事实。描述必须依赖于先前的理论概念，而且描述本身不能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2.个人主义。经济分析的恰当起点是有给定目的和偏好的个人，而不是‘国民经济’或者任何其他更高层次的单位。3.经济原理的普遍性。一些经济原理，例如供求规律，与所有的经济系统都相关。经济学必须集中在对原理的阐明上。4.驱逐历史特定性问题。经济学家不需要给予历史特定性问题以优先权。
霍奇逊只认可第一条命题，他认为其他三条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对于第二条命题，作者指出将个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单位是需要严格论证的，而不是不证自明的。对于第三个命题，他赞同经济理论需要一些普遍的超历史的概念或原理，但他认为这些原理并不完整，更不能想当然地运用。对于第四个命题，则认为即使经济学中的普遍原理已经建立，但没有理由否认使用特定理论来解释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的必要性。
3.美国制度主义到历史研究的终结
作者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讨论了当代英美主流经济学排斥历史特性问题的历程。结果导致在当代主流的经济思想史体系中，一个非历史的一般性理论体系不断进步，而经济学对于历史特性问题的广泛讨论被极度边缘化或排斥在外。在作者看来，这一结果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它既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也有纯粹的偶然因素。
作者对促成这一结果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概括。他说：“我们可以看到外来入侵的影响、重大大学的学术环境的影响、移民的影响、英语成为国际语言的影响和世界力量平衡发生改变的影响。”其中，重点阐述了当时的学术环境变化对美国旧制度学派的兴衰的影响。这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取代实用主义、行为主义取代本能主义的学术浪潮对旧制度学派的哲学和心理学基础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旧制度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康芒斯试图调和这一冲击，但却导致了凡勃伦主义的研究主题被削弱。
对于偶然性因素，作者也进行了概述。他说：“我们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所揭示的是一个既具戏剧性又具悲剧性的错误，叙述中包括了误解、缺陷、自满、夭折、自尽、个人竞争、道德缺失、事业上的野心和处心积虑的努力，而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一个结果：忽略或重写历史。”作者为马克思·韦伯、罗伯特·霍克西的早逝而哀叹不已。也为伊芙琳·伯恩斯、阿道夫·洛等人的理论未能受到学术界正视而遗憾。作者对塔尔科特·帕森斯、约瑟夫·熊彼特和莱昂纳多·罗宾斯等人反历史主义的串联展开了辛辣的攻击。他还批判了凯恩斯的《通论》，认为凯恩斯并没有实现建立真正的通论，他只不过隐去了其理论所依赖的特定的经济制度基础。
4.新的历史研究
在本书的第四部分，作者试图从经济学所遗忘的历史问题这一起点出发，重新开始历史研究。他首先分析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的一般性规律，认为主流经济学理论所依靠的市场神话、供求规律和稀缺与竞争的前提假设都不具有纯粹的普遍性，而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作者认为：“虽然所有社会学分析和经济学分析都必须利用非历史的和超历史的概念，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选用它们。”在他看来，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的错误就是将适用于一个系统范畴的概念看作是适用于一切系统的概念。
不过，作者也强调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普遍性假设的必要性，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花了大量篇幅来构建这样一个概念体系，并希望这些概念既具有一定的超历史性，又能对历史特性问题高度敏感。为此，作者吸纳了凡勃伦、康芒斯、马克思、德国历史学派等历史主义者的理论，同时又借鉴了复杂系统论、一般性演化理论、自我组织理论和人类学分析，以丰富自己的理论和方法。
作者的概念体系起始于“习惯”，这一点继承自凡勃伦。进而，他重新探讨了习惯、文化、制度、法律、财产、企业等问题，建立了一系列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概念。在这一框架下划分不同类型的社会—经济系统。其划分标准是控制生产领域的财产关系，这一方法继承自马克思。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自己对社会—经济系统的转型和变迁问题进行分析的元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其实是对马克思和韦伯观点的改造。
最后，基于上述观点对经济学进行了重新的定义。作者认为：“经济学，如果进行广泛定义的话，应当是研究统治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学科。换句话说，经济学研究所有的维持性制度。”基于此，为重新构建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四、简要评述
作为欧洲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的领军人物，霍奇逊一直致力于复兴旧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凡勃伦所提出的作为一门演化科学的经济学。而这本书正是试图在历史特性问题上执行这个任务。其论证是通过作者对经济思想史的独到的分析而进行的。
本书的理论成果十分丰富。无论是对主流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经济学的批判都是深刻而根本的。所建立的概念框架颇具兼容性，为制度经济学与其他演化经济学流派的融合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有可能成为将来演化经济学共同的基础性理论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