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即第四章。这一部分主要是说明和讨论了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模型，作者认为该模型给出了当前经济周期研究前沿的一个有用定义。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模型是一个高度简化的、完全竞争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只存在一种商品，它由劳动和资本生产出来，技术回报保持不变，所有消费者被假定可以无限期存活且是同质的，系统的唯一冲击是外生的生产技术上的随机变动。模型建立的焦点是企业和消费者对实际价格和预期价格的跨时期模式的变化如何反应，研究重点是代理人的实际替代机会。当一个较大的技术冲击出现，提高了当前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力，与未来期的条件相比，当前期更会吸引人们去工作和生产，从而劳动力需求增加，真实工资上升，劳动力的供给随之增加，就业和产出都会提高。由于t期的技术进步引起的产出增加，对人们暂时收入的影响超过对持久收入的影响，因此人们会将产出增加中的更大比例用于储蓄和投资，从而t+1期的资本存量会增加，进而引起t+1期劳动投入的提高和经济的进一步高涨，造成远远超过技术进步最初影响的过度经济高涨。技术冲击同时也预示了未来将会有更高的生产率，面对这种冲击，企业将会增加投资，从而增加了产出和就业。但是这种冲击的影响是短暂的，导致投资项目的执行为将来的衰退埋下隐患，一方面因为增加的投资很可能是不合适的，另一方面因为工人在未来期可能并不情愿提供劳动，而是尽情享受繁荣。这种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即在不同时段重新配置工作时间的意愿，是技术冲击引起经济波动的核心传播机制。工资短暂变化的劳动供给弹性很高，人们关心自己的整个工作成果，但并不太关心什么时候工作。这样，如果技术冲击是暂时的，使得当期的实际工资暂时地高于标准工资，那么劳动者将以工作替代闲暇，提供更多的劳动，使得产量和就业量均上升，而在预期实际工资较低的未来少工作，因此真实工资的暂时变化会有一个大的供给反应。通过跨时劳动替代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形成了经济波动，也就是说，一次性技术冲击能够引起实际产量的持续波动。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结合计量经济模型，把可操作性融入到易于理解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将宏观经济学模型带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第三部分，即后四章。作者认为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将解释经济周期的问题，设定为解释就业和真实产出的波动性的做法是值得推崇的，五、六两章分别对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模型省略的两个重要问题，即失业和货币，作了详细的论述。在第五章中，作者在麦考尔有关单个失业工人决策问题的原始模型基础上集中论述了失业问题。以瓦尔拉斯情形为基础的模型，由于假设市场是出清的，并不存在失业的人，只存在没有就业的劳动，根据这一模型是无法设计一个失业补偿系统的。在固定价格模型中，按非市场出清价格供给的劳动服务的小时数与需求的小时数之差被确定为“非自愿失业”，这一模型接受了瓦尔拉斯的去除了买者与卖者之间或企业与雇员之间持续关系的抽象假设，也未能突破瓦尔拉斯情形的限制。“失业”是雇主与雇员关系的中止或者形成这一关系比较困难，失业理论应当是关于失业者的，而不是关于劳动者愿意提供却没能实现的“劳动服务小时数”。不同的人擅长不同的事，找到一项自己擅长的工作，要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自给自足均衡里的每一个工人都承担着他可能失去所从事的工作的风险，以及当他处于寻找新工作的阶段时却找不到好工作的风险。由于私人信息的存在，使得风险分担安排不完全。作者将失业看作一个个人问题，在经济周期的高峰和低谷具有相同特征，是制定社会政策对付失业的关键。第六章中作者用现代术语重新表述货币、通货膨胀和利率理论，论述了货币在经济周期模型中的作用。在交易分散的假定下，作者用证券交易的例子，建立货币经济模型，并从模型中推导出货币中性定理。在冲击序列独立假设下，货币量的变化会等比例地反映到价格水平上，而对资源配置没有影响，也就是说，只有预期到的货币冲击才会对经济起作用，因为代理人察觉的货币量变化后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而未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则不会导致这种调整，因而也就是中性的。货币量变化的直接影响是纯粹的单位的变化。只要这种变化不会对货币量或其他变量的未来变化传递某种信息，那它就仅仅会导致证券和商品名义价格的成比例变化，而对相对价格或其他实物的数量不会产生影响。然而一般货币量的变化会传递未来变化的信息，正是这些预期效应导致相关真实量的变化，这种情况下，仅仅是预期的货币变化发挥了作用。这些预期效应如何起作用的呢？作者在第七章中对此作了论述，认为名义价格黏性是引起劳动和资本跨期替代的主要原因。价格黏性依赖于代理人每天知道的有关系统状态的信息，如果必要的货币信息是公开的，则代理人会对货币单位变化作出调整，若这些信息是非公开的，则这些调整就不能出现，从而就有其他的可能性。那些没有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即那些信息不起作用的冲击是否会给真实经济带来额外的反应，取决于代理人信息系统的性质。由于获取足够的信息对货币的单位变化进行修正需要成本，所以信息私有系统的均衡具有货币非中性，而具有完全信息的系统则不具备货币非中性。货币波动之所以会对真实经济产生影响，是因为人们误解了名义信号，以为它们包含了实际上并不包含的信息。在第八章中，作者对前文的分析作了总结，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动态方法围绕的中心是，给定代理人对其他经济行为者未来行为的预期，在他的控制范围内相机而动，处理现在和未来的变量。第二，从个人福利角度来说，战后经济周期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三，根据现存的相关理论，一个社会可以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达到其所想实现的任何平均通货膨胀率。
四、简要评述
传统的经济学把经济周期作为一种非均衡现象来研究，把经济周期解释为是人们对利息率或价格水平变动所提供的错误信号反应的结果。卢卡斯较早提出货币供给的冲击即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是引起经济波动的根源，而货币供给的冲击之所以会引起经济波动，原因在于经济当事人不能获得有关市场的充分信息，从而不能准确地判断价格变化的实际情况，由此导致产量和就业量的波动。不过，尽管这种货币周期理论对于解释经济波动中的一些极端情形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该模型陷入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困境，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转向从实际因素研究经济周期。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建立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各种实际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科学技术的突然变化、生产力的变化以及消费者偏好的改变和其他意外变化等，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冲击。技术冲击决定了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转变为产出的能力，从而引起产出与就业的波动。本书在对此模型说明与讨论的基础上，将货币因素引入该模型，重新阐述货币周期理论，在承认代理人信息有限性的条件下，货币冲击会被代理人误解为技术或偏好的冲击，从而导致与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模型中的技术冲击所带来的动态反应一样的反应。
理性预期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穆斯（John Muth）于1961年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明确提出的，但卢卡斯将穆斯的假说同货币主义模型结合起来分析。本书阐述的经济周期理论，坚持以理性预期假说为基础，并结合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认为信息不完全性和由此引起的相对与绝对价格变动的混淆，是产生经济周期的原因。虽然并未完全克服传统货币周期理论的不足之处，但它为经济波动提供了重要的解释，丰富了经济周期理论。他倡导和发展了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理论，提出了更加可靠的方法来衡量经济政策改变的效果，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使人们更理性地认识到经济政策的效用范围。
扩展性阅读文献
[1]王闻.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及其学术贡献[J].经济学动态，2004（06）.
[2]朱鲍华，林勇.罗伯特·卢卡斯与理性预期学派述评[J].南方经济，1996（2）.
[3]蒋永穆，安雅娜.从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到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突破[J].河南社会科学，2005（1）.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胡碧涵）
威廉·鲍莫尔
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自由市场创新机器
TheGrowthMiracleofCapitalism：Innovation Machine①
①[美]威廉·鲍莫尔（William J.Baumol）著郭梅军等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一、作者简介
威廉·鲍莫尔（William J.Baumol，1922— ），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鲍莫尔以对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完整解释而成名，后主要研究企业家行为、产业结构、通货膨胀理论、环境政策以及竞争政策等问题。
主要论著有《生产力和美国的领先地位》（Productivity and American Leadership：The Long View，1989）、 《可竞争市场和产业结构》（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1982），Entrepreneurship：Productive，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本书（《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自由市场创新机器》）与稍后出版的Good Capitalism，Bad Capitalism，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and Prosperity（2007）一起，对其持续了三四十年的企业家创新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
二、本书精要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证在寡头垄断的自由市场，创新的不可避免性，使经济增长得到保证，这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当年提出的命题，即“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前者仅仅是由于人口、资源等外部因素变化引起的经济量的增加，而后者则是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引入了“新组合”而导致的经济上质的优化；第二部分对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一些工具进行了改造，以对创新问题进行分析；第三部分用长期宏观经济学方式研究历史上的增长，试图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史无前例和无可比拟的增长表现，并且提出一种虽不完美，但却真实可信的关于资本主义增长过程的效率理论。其中心思想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中，创新的溢出效应使其经济增长过程接近最优增长效率的必要条件。增长的发动机最终依赖于制度规则，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或许不是最优的技术进步体制，但和其他经济制度比，却是最不坏的制度。
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市场中，一些规模较大、具有较高科技水平的少数几家大型企业操纵某一市场，将创新作为主要的竞争武器，以此确保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动，从而保证其自身的增长。因此，在这样的市场中，创新已经取代了价格，成为竞争的主要规则。寡头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一个军备竞赛模型，外加创新投资的棘轮特征”，相互竞争的寡头企业“通常不会满足于将有发展前景的发明在公司的研究机构里束之高阁”，而是“将发明性的活动常规化”，“从而确保其长期内的连续性”。生产性的创新精神、法治和技术的自由贸易构建了资本主义或者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而这些特征在其他经济类型中，要么干脆不存在，要么就处于非常微弱的地位，从而这些特征对于解释自由市场所取得的卓越的增长成绩至关重要。通过对自由市场经济增长过程经济效率所进行的分析，作者以资本主义经济所表现出来的高速增长凸显了关于市场经济趋向静态效率的传统结论的缺陷。
三、论著内容
1.关于资本主义的增长机制
本部分主要研究自由市场增长过程的效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之谜，解释其经济增长机制的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