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两种作用力的相互作用下，成为“一部高效无比的创新和增长的生产机器”。这两种作用力分别为：首先，高科技寡头垄断行业中的激烈竞争，确保创新能够得到持续不断的投资。“在种类繁多并且积极从事创新的企业构成中，一连串的可行的创新并不一定能够给一家企业带来真正的经济利润。相反，企业从创新活动中期望得到的利润，同它期望从用于厂房和设备上的投资中得到的利润一样多。”“如果具有创新寡头的市场是有效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为了确保生存，所有企业都将不得不在创新上投入能够使利润最大化的费用。但是，其他创新寡头间的竞争则意味着，如果没有一些卓越的天才或者另外的高投入，那么，将不存在任何正的经济利润。”当然，“零预期利润并不意味着所有企业在事后只能最终获得零经济利润。”“如果好运或者技巧使某一企业的创新绩效优于其他竞争者，那么这个企业有时就会赚取远远超过零的利润。”但是，对于那些其竞争对手最终被证明更成功的创新者而言，“会承担严重甚至是损失惨重的后果”。因此对于管理人员来讲，他们不能靠运气来获得创新。“他们绝对不能冒险去依赖由外部无法预知的来源所带来的偶然出现的新想法，因为其他企业同样也可能得到这些新想法。这些企业感到不得不将研制新技术及新的或者经过改良的产品看成是他们每日常规化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资本主义经济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使创新常规化。其次，市场中的技术扩散激励企业创新。竞争和对利润的追求驱使很多企业自愿地、真实地向外散布他们的专有技术，使社会收益增加。一方面，市场机制把创新的使用权留给那些最能够有效地利用它的企业，假如创新的所有者对其创新有效利用率较低，而其他竞争者对此项技术的利用率较高，则在两个效率中间任何一个点上，二者达成交易，都能够做到帕累托改进。因而在利润的驱使下，创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分离。另一方面，技术专利的购买者愿意支付一定的价格购买专利技术的原因是“技术的‘友好转让’速度要比那些使用工业间谍和挖墙脚等‘敌意转让’手段快得多”。两方面的激励促使技术的快速扩散。然而一个企业为了获得其他企业的技术，与其他企业进行谈判，谈判一方必须具备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提供给对方。这项要求也激励了企业的创新行为。这样所有的人都能很快地享受到技术进步的好处，产生技术外溢效应，为经济增长作出巨大的贡献。
第二，寡头竞争和常规创新支出，成为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其主要原因在于寡头竞争所产生的棘轮效应，这种效应导致企业在创新研究上的支出标准偶尔有所提高，但却很难削减其研发支出。“在很多高科技行业中，创新果真是竞争的一项主要武器，那么就会出现一种简单的情况。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将支出到与其边际利润为零的研发费用平衡的水平。一个在相当长时间内创新落后于别人的企业，其市场将会受到很大的侵蚀，这或许是因为在顾客看来，它的产品质量较差；或许，处于企业成本原因，其产品的价格高于其竞争者所提供的同等质量产品。因此，从长远来看，没有哪个企业敢在创新方面比其他竞争者节省开支。”这样，在整个行业中就形成了一个均衡标准，而各企业将倾向于超过这个标准，以期带来超额的利润，这个行业均衡将被打破。如此一来，“每个企业都清楚，其他竞争者不可能采取被动反应。相反，竞争对手们的反应很可能是追随破坏均衡的企业增加投资额。”“这样整个行业最后形成一个新的、更高的研发投资标准。”这种在创新支出上的棘轮效应，很可能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特征，为其增长纪录提供巨大帮助。
第三，自由市场经济是激励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动力源泉，同时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作出了持续的和主要的贡献。熊彼特对“企业家”的定义是：能够大胆而富有想象力地突破现行的商业模式和惯例，不断寻求各种机会推出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工艺，进入新的市场并且创造新的组织形式。除了这两方面的因素之外，企业家在作为各种形式新企业的缔造者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都说明了企业家的重要性。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经济机制远不是那么完美地促使企业家把创新活动投入到生产性领域当中。不过，与其他形式的经济机制相比，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好。”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量的寻租或其他形式浪费企业家才能的活动一直在持续，但是，生产性活动前所未有地成为一种如此有效和有声望的获取财富、权力和名望的方法。对于大多数企业家而言，这三个目标都是他们的主要追求。”生产性活动得到尊重，激励企业家投入到生产的创新活动当中去，这又成为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显著增长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总之，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寡头竞争将创新作为一种武器，并参与创新竞争，使创新竞争规范化以减少其不确定性，从事系统的创新交换并通过创新许可获得利润。同时，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与生产性的创新活动相比，破坏性、寻租性的创新机会相对减少。最后，创新外溢对社会有利的一面也对所有抑制创新活动的因素起到了非常有价值的抵消作用。所有这些特征，无论是从部分还是从整体而言，都是构成自由企业经济的特征，而其他类型的经济中没有这些特征。这些特征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谜底所在。
2.资本主义增长机制的微观经济理论分析
本部分主要通过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后，证明标准的微观分析工具组合及微观分析的结果可以用于对日常创新的分析中。首先，通过对创新对最终产品均衡的影响的比较静态分析，引入微观经济基本理论模型，探讨定价与创新投资的补偿问题。得出结论：市场可以决定企业的大小，决定企业可以指定高于边际成本多少的价格，从理论上讲，市场甚至可以决定企业对不同消费者索取的每一种不同价格。其次，建立创新的最优时间安排，分析得出产业集中度与创新发生的可能性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同时，每家企业的预期研发费用会随着创新净利润的增加而增加。最后，在对专利技术许可和资源传播的讨论上，同时考虑许可费的高低，寻求许可价格符合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得出结论：现实生活中，市场机制的确提供了激励使价格达到大致最优，尽管其力量并不是足够充分。
3.资本主义增长机制的动态宏观分析
本部分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通过提供与资本主义成长过程有关的理论模型和历史证据，深入洞察创新以及创新对不同类型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一，以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片段为例，探索过去几个世纪的发明记录与竞争市场经济的非凡增长表现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比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与其他社会制度相比，只有资本主义制度将自由市场经济作为主要的前进机制，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武器。例如，在18世纪和19世纪农奴制经济中，无论是农奴还是封建君主（贵族）都排斥创新活动。对农奴而言，“在偿还他们欠地主的劳动义务时总是尽可能地将其努力降低到最低程度”，他们“断然排斥任何做出变化的努力，担心这只会减少他们微薄的收入或者从他们身上榨取额外的劳动”。对封建主而言，绝对的君主政体的统治主张与开明的专制主义思想相碰撞，“封建主有充分的理由害怕任何可能的变革，尤其当这些变革同时也是约束其权力的机会”；此外，“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体制，有地的贵族们也就不需要为取得以生产率或产品质量来衡量的优异业绩而奋斗”。再比如，虽然古罗马和中国古代有许多辉煌发明，但都被束之高阁而非应用于经济发展。古罗马是一个不尊重商业的社会，“只要财富与工商业无关，那么获得财富就没什么可耻的”，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以带来创新的激烈竞争为特征的市场”，因此发明者选择向皇帝请赏而不是请求投资者将其发明转换成生产；古代中国创造出了一系列让世人瞩目的发明，但“政府出于自身的目的而没收和剥夺官僚不能成功制止的发明”，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国家经常干预以限制商人阶级的自由。因此，“在这个经济体中，我们仍然没有找到将创新作为主要武器的生机勃勃的竞争性市场。”其次，“没有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也不一定会阻止独创性的发挥与杰出发明的出现。”中世纪晚期提前到来的工业革命“似乎没有理由将其归功于竞争性市场压力”，事实上，“这一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可能是它们带给其主人的垄断地位。”
第二，通过构造宏观模型分析研发支出和生产增长率，发现研发支出增长会推动生产率增长，然而这种推动存在时滞。这是由于研发所导致的其他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会影响甚至提高研发的相对成本。但是，作者仍然对创新的未来持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创新会培育创新。“任何创新速度放慢的情形可能都离我们很远，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创新活动的增长趋势有减弱的迹象。”
四、简要评述
《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自由市场创新机器》一书，结构严谨、主题宗旨明确，作者对其持续了三四十年的创新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并为其后出版的《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奠定了知识系谱。鲍莫尔的《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自由市场创新机器》一书则试图在两者间取得平衡，特别是尝试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模型化。事实上，在熊彼特之后，研究创新的经济学家大都走上激烈的批判主流经济学的演化经济学道路，而主流经济学则又在引入创新方面进展缓慢，因而，这种学术探索是值得赞赏的。
参考文献
[1]（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
[2]（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美）保罗·萨缪尔森，等.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4]威廉·鲍莫尔，等.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黄明香）
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
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A Transaction-cost Politics Perspective①
①[美]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著刘元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一、作者简介
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1944— ），是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曾就读于印度孟买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在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产业组织与市场结构理论等领域具有重要贡献。
主要论著有《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AER，1977）、《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Thinking Strategically：The Competitive Edge in Business，Politics，and Everyday Life1991）、《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1996）等。
二、本书精要
本书是一本政治学和经济学整合研究的著作，主要探讨制定经济政策中的政治学问题。作者认为，许多国家的贸易政策与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建议相差甚远，如果不将政治纳入分析之中，难以理解其间的差异。对于其他经济政策而言，政治有着同样的作用。作者认为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一个政策从提出到实施以及行政代理机构及其下设机构的选择和组建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政治性的。
基于此，作者展开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创立了所谓的“交易成本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政策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新方法，以理解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政治的作用。作者认为，计划、实施以及监督一项交易的成本被证明是解释许多产业组织现象的核心，也可以用来讨论在制定经济政策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类似的交易成本，并说明了这些成本是如何影响不同制度和政策的运行的。作者利用该分析框架展开了相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利用美国财政政策和关贸总协定（GATT）作为案例，来说明该分析框架，并表明政策是如何偏离经济学家理想的效率标准的。同时，揭示了一些看来似乎没有效率的做法在应付机会主义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成本时可能是有效的。
三、论著内容
1.经济政策的制定是一个政治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