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国际舆论斗争往往都有国内根源。以2008年西方媒体关于西藏拉萨“3.14”骚乱事件的歪曲报道为例，不少西方知名媒体都卷入其中，让人瞠目结舌。3月17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在网站上刊登题为“藏人描述持续骚乱”的报道，所用配图是西藏当地公安武警协助医护人员将骚乱受伤人员送进救护车的场景。然而BBC给出的图片说明却写道：“在拉萨有很多军队”，似乎完全没有看到救护车上大大的“急救”二字。在《泰晤士报》等媒体的报道当中，“军事镇压”、“武力管制”、“藏人被杀数百人”等文字随处可见，全然不顾事件的骚乱本质和事实真相。同样在17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法新社在各自网站上使用了一张描述一辆车正向两名平民驶来的图片，虽然CNN网站的图片说明写的是“藏人向军车投掷石块”，但图中却看不见类似场景。事实上，当时军车旁有约10名暴徒在向军车投掷石块，只是CNN和法新社未选取这种客观描述暴徒恶行的照片。类似的“张冠李戴”还有不少。德国《柏林晨报》网站18日将一张西藏公安武警解救被袭汉族人的照片硬说成是在抓捕藏人；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网站刊登图片称，中国军人将藏人抗议者拉上卡车，可图片中明明是印度警察。德国NTV电视台也在报道中将尼泊尔警察抓捕藏人抗议者说成是“发生在西藏的新事件”。其实，国外反华势力一直都在支持藏独分子，之所以在拉萨事件报道上不惜牺牲自身公信力大做文章，就是想借此制造混乱，破坏北京奥运会。这个事例说明，每逢中国举办重大活动之时，都是一些西方媒体炮制反华舆论的高发期，我们要有应对国际舆论斗争的充分准备。就“3.14”拉萨事件而言，骚乱前后群众情绪的引导与抚慰，歪曲报道出现后的真相澄清，都是在做群众工作。群众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危机事件处置的最终效果。
党报作为权威性、公信力强的媒体，理应在化解危机中担当重任。
正是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党报群众工作也应承担应对国际舆论斗争的重要职责。那么，党报群众工作如何应对国际舆论斗争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
首先，在常态环境中注重社会舆论的疏导和群众矛盾的化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周永康2008年12月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源头治理、妥善处置上下工夫，依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诱因，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其实，最大限度地减少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诱因，既是党政机关的职责，也是新闻媒体的职责。特别是各级党报，更要做好常态环境中社会舆论的疏导和群众矛盾的化解。媒体有环境监测的功能，对于党报群众工作而言，就是要密且关注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发现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既要正面疏导，又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
对于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党报群众工作者要本着化解矛盾的目的促成问题解决。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那种以为把什么事情都搞大就能促成问题解决的想法是错误的。党报群众工作任何时候都要把握一个尺度，只能化解矛盾，不能激化矛盾，更不能把矛盾扩大化。
其次，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要做好公众情绪抚慰和社会舆论引导工作。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公众的信息需求异常活跃，如果媒体传播渠道不畅或者信息不对路，人际传播必然盛行，谣言四起，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这个时候，作为权威媒体的党报应该在第一时间发出正确的声音，引导社会舆论。如果说党报时政要闻主要从政府层面及时传达信息引导舆论的话，那么党报群众工作则应该着眼于从群众层面及时了解群众的意见、传达群众的声音、抚慰群众的情绪，架起政府与群众信息沟通的桥梁。危机事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危机我们不知所措，如何化解危机，对于党报群众工作而言，同样有很多事情要做。
最后，国际舆论斗争来临时要积极应对。尽管我们在常态环境中注重了社会舆论的疏导和群众矛盾的化解，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也做好了公众情绪抚慰和社会舆论引导，但是国际舆论斗争还是有可能发生，因为国际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总要千方百计挑起事端、歪曲事实、编造谣言，损毁我党、政府和国家的形象。国际舆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当国际舆论斗争来临时，作为主流媒体的各级党报应积极应对，要第一时间澄清事实真相，遏制谣言传播。
（四）党报群众工作与新兴媒体传播
被誉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和被誉为“第五媒体”的手机等新兴媒体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既有的媒体传播格局，使传统媒体面临巨大的挑战，而且也改变了陈旧的传播观念，为媒介融合带来了新的机遇。据2009年7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3.38亿，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互联网普及率达25.5％；中国网民规模继续呈现持续快速发展的趋势，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500万人，同比增长36.60％，在2009年上半年，中国网民数量净增量为4000万人；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网民中的45.9％在过去半年曾经使用手机上过网，手机网民规模达到1.55亿人。据工业与信息化部2009年9月2日发布的7月份我国通信业运行情况显示，前7月我国移动电话用户累计增长6140.6万户，移动电话用户已达到7.03亿户。面对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作为传统媒体的党报，其群众工作不仅不能无视新媒体的存在，反而要正视新媒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断创新党报群众工作。在新媒体语境中，党报群众工作至少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其一，新媒体传播平台的运用。党报群众工作传统的信息来源渠道主要有群众来信、来电、来访等，可是随着互联网和手机普及率的不断提高，人们已经不习惯用原有的方式向党报反映情况，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在线聊天、网络论坛等方式越来越被推崇。为了扩大党报群众工作的信息来源，除信访接待和热线电话外，还应该推出手机短信、电子邮箱、QQ及MSN、BBS等信息接收渠道。党报群众工作传统的信息发布渠道是群工部负责的版面，可是由于受到版面容量、发稿时限、出版滞后等因素的影响，很多信息很难及时有效地满足群众需求。
而互联网有海量容纳信息的优势，手机也已经成为新闻传播的重要接收终端，党报群众工作完全应该把网络和手机当成重要的信息发布平台，来弥补其自身不足。
其二，新媒体传播优势的嫁接。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面广、互动性强等优势，对于前两个优势，党报群众工作可以通过新媒体传播平台来整合。而要嫁接新媒体互动性强的优势，就要求我们革新党报群众工作新闻的采写方式。党报群众工作新闻的传统采写方式是：群众反映曻记者调查曻有关部门答复曻问题得到解决，尽管这种方式也帮群众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对各方意见的反映往往是不充分的，更谈不上对其他人意见的反映；而且这种方式采写的党报群众工作新闻，在快捷的新媒体面前没有优势可言，再说不少新闻网站的群众工作也很有起色，对党报群众工作已经构成竞争。党报群众工作新闻应该充分嫁接新媒体互动性强的优势，从新闻的深度和观点的提炼上下功夫。其采写方式可转变为：群众反映（信息上网）曻网友对反映情况的看法曻记者调查曻有关部门答复曻记者采访初稿（稿件上网）曻网友对记者初稿涉及问题发表看法曻记者综合各方意见完成定稿曻发表党报群工部版面。这样，党报群众工作新闻的可读性就大大增强了。
其三，对新媒体传播舆论的引导。我们说党报是社会主义舆论宣传的主渠道、主力军、主阵地，既包括时政要闻、经济新闻等“规定动作”的宣传，又包括群众工作等“自选动作”的宣传。就规定动作宣传而言，党报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可是，自选动作宣传就不一定了，且不说都市类报纸红火的热线新闻分流了党报群众工作的相当一部分信息来源，就是网络舆论中的大量内容也是党报群众工作没有涉及的。不对网络舆论引导产生作用，很难说党报群众工作在舆论引导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何况，网络媒体中BBS、博客等内容往往由于把关不严，存在舆论导向偏差。如果放任错误舆论广泛传播，势必对社会主义舆论宣传造成不良影响。手机媒体除作为新闻信息接收终端外，更多是一种人际传播工具，一些信息借助手机通过人际传播必然变形，难免出现舆论导向偏差。因此，无论网络传播还是手机传播，都非常有必要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而党报群众工作切入新媒体传播舆论引导，刚好可以弥补自身信息来源的不足。在加强对新媒体传播舆论监测的基础上，我们可把其中的重要信息作为党报群众工作选题进行策划，以达到引导舆论的效果。
（五）党报群众工作与党报发展转型
改革开放30年来，从报业经营的角度来看，党报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型。
第一次转型是从“财政依赖型”转换成“自主探索型”。改革开放前，党报发展完全依靠财政拨款，尽管上世纪50年代初期报业也进行了市场化实践，但是由于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广告份额非常有限，因此这次市场化持续时间不长，影响也不大。改革开放初期，报业又开始市场化实践。1978年末，《人民日报》等首都数家新闻单位联合给财政部打报告，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方针，希望通过适度的自主经营获得一些经济收入，以弥补财政补贴之不足。1979年1月28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率先刊登了“文革”后的第一则广告。报业的这次市场化探索比较成功，不少党报实现了财政“断奶”。据1994年的统计，全国绝大部分省级以上的党委和政府机关报以及二分之一左右的地市一级党委和政府机关报均结束了吃“皇粮”的历史，走上了“独立核算，盈余留用”的自我发展道路。第二次转型是从“自主探索型”转换成“子报供养型”。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许多党报都创办了都市类报纸。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商品流通越来越活跃，市场广告份额日益增大，一大批都市类报纸完全靠市场求生存求发展，成为这一时期报业发展的一道景观。与此同时，许多党报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都在大幅下滑，亏损面也在逐步扩大，党报收入亏空大都靠子报经营收入贴补。“子报养党报”、“集团养党报”，依然是当前不少党报的生存模式。
第三次转型是从“子报供养型”转换成“分类管理型”。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媒体种类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自2005年以来，我国报业经济处于整体下滑态势。特别是受到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不少行业增速放缓，广告投放量大幅下降。尤其是报业广告投放大户房地产行业受金融危机波及更为明显，势必制约报业广告收入的增长。何况，“子报供养型”模式既不利于党报挖掘自身潜力谋发展，又会加重子报负担，降低党报集团（报社）的整体抗风险能力。离开了子报的经济支持，既不能简单地把党报推向市场，更不能把党报还原到“财政依赖型”，那么，就应该对党报实行分类管理，在享受国家关于党报发展优惠政策的基础上，为党报制定单独的考核指标，这一指标既包括社会效益指标，又包括经济效益指标。
而且，从我国现行文化体制改革政策来看，也主张对党报进行分类管理。因此，“分类管理型”将是党报发展的大趋势。
那么，三次转型跟党报群众工作有什么关系呢？在“财政依赖型”时期，单纯强调党报的社会效益，而群众工作又是党报“自选动作”新闻宣传中最能凸现社会效益的部分，因此这个时期党报群众工作普遍都搞得不错。在“自主探索型”时期，虽然经济效益成为党报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这个时期报业竞争不充分，党报赢利前景看好，以凸现社会效益为主的群众工作未受大的影响。在“子报供养型”时期，党报大面积亏损，在盲目市场化观念的诱导下，一些党报卸下了群众工作这一“重负”，以期成功走向市场；殊不知，市场化道路上成功的党报寥寥无几，而党报群众工作则受到严重影响。
党报发展步入“分类管理型”时期，党报群众工作应该回归重要地位。原因在于，党报群众工作不仅能够凸现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在分类管理背景下，党报承担的规定动作宣传任务很重，就这部分内容而言，党报自主创新空间比较有限。而群众工作则属于自选动作宣传任务，只要不违背宣传纪律和新闻规律，党报完全可以充分挖掘创新潜力，取得两个效益的双丰收。《四川日报》群工新闻版面“服务热线”在强化舆论监督的同时，深化、细化政策法规服务，不仅稿件多次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示，深受广大群众的好评，而且还吸引了泸州老窖等知名企业前来做题花广告、赞助头条新闻大赛，为报社赢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以及反腐败力度的加大，舆论监督必然越来越受到重视，党报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地位将越来越突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都市类报纸走俏市场，其拳头产品就是舆论监督和民生新闻，而这两方面内容刚好属于群众工作范畴。党报舆论监督的权威性非都市类报纸能及，党报服务性群工新闻的政策性和指导性也具备其他报纸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党报完全能够凭借自身优势切实搞好群众工作，在激烈的报业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