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瓦登，还有一则关于核桃的谈话。格拉斯通顿挫了一下，以尖锐的语调说：“我16岁以后，就再也没有吃过核桃了。”然后，他接着以甚为忧郁但饱含尊严的语气说：“更确切地说，是再也没有吃过任何坚果了。”当时的听者告诉我，在场的人听到此话之后似乎醍醐灌顶。在那一瞬间，他给人留下极为出众与强烈的自信感，让人觉得他是一位如此具有魅力的谈话者。我想，格拉斯通说话的气势因为他在发“R”时的颤音而大大提升，让他的整个说话语调更富节奏感。
关于他这方面才华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我曾在伊顿听他就“阿尔特弥斯”这一题目所做的一次演讲。那场演讲不对外公开，也不允许记者采访。我受委托为《标准杂志》撰写一篇演讲总结，当时我坐在离他演讲很近的位置。格拉斯通讲了将近一个小时，双眼炯炯有神，手势得体，抑扬顿挫。当时，我觉得这是自己有生以来听过的最有意味与最富激情的演说了。他在演讲中谈到了一个女人史诗般的冒险过程，我忘记了其中这个典故。他说：“这个女人不止一次做出严重不当的行为了。”我们都为她如此放浪堕落的行为甚为震惊，觉得不可思议。接着，他说到盛怒的“天意”对她“加以惩罚”的时候，我们终于长长地舒一口气了，觉得如此的罪行接受这样的惩罚是极为适当的。而当他说到阿尔特弥斯对奶酪与黄油有特殊的喜好时，我们都深深震撼了。在演讲的最后，他为了答谢现场观众的热情，还作了一篇动情的即兴演讲，他说自己就是一位重回母校的参观者，正如阿尔特弥斯从自己的故土中汲取能量。说到这里，他结束了这篇充满情感、让听众如痴如醉的演讲。这是我听过最棒的演讲了。但是，当我对此撰稿总结时，却发现他所说的很多话语都消失无形了。演讲时的那股力量与散发出的芳香，仿佛都随蒸汽消融了。事后回想，我发现他的结论是有失公允的，所举例子也是琐碎的。我无法据此作一篇生动的总结，甚至无法使之变得有趣。
我觉得格拉斯通的演说极好地展现了他的智趣力量。他思路清晰，表达流畅，内容显得很丰富，但失去了应有的魅力与人文关怀。他的散文读起来很无趣，出于一时激情的探索让人难以信服。他的文章虽然给人逻辑上的信服感，却无法带给读者想象与智趣上的洞察力。试图重现某个时代的生活风貌，是不可能凭借某个理论来实现的，无论这个理论在已有的细节上是多么的真实。任何作品都不可能单纯凭借现有的细节来完成，必须借助某种历史的想象力来完成这一宏愿，而这恰恰是格拉斯通所做不到的。他无法让自己置身于已有的事实之外，而是过分沉迷于此。这样的事实不能被忽视的，也不能全盘地接受。甚至关于他演讲的内容在文学上具有可读性，我都是持怀疑态度的。他的演讲稿展现了他惊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与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他说话从不吞吐，时常能想出很多让人拍案叫绝的句子，内容层层铺垫，层层深入，让人信服。但他表现出雄辩的心智力量，而非为了表达思想与情感。他的演说过分依赖于个人的背景、个人的能力以及名望，这些都可以增强演说的说服力。而格拉斯通又过分执著于自己在文学上的造诣，但他却少有神来之笔。关于他是否具有幽默感，这点仍是众说纷纭。人们可能会得出肯定的回答，但这样的肯定想必也难以持久。他讲故事的时候有着刻意为之的幽默，情感有时则流露在俏皮的短诗里。但他的性情、强大气场、推论力量，这些都与广义上的幽默是不搭调的。他的这些特点无疑削弱了他展现幽默的能力。若他真的有幽默的性情，那么他是无法具有这种高尚、真诚的自我说服力的。显然，他的这种能力是练就出来的。他曾被人指责表里不一，但他却是最为真实的一个人。他有能力去梳理重整自己的想法，这都是出于他那一颗全然真诚的心。
无论格拉斯通选择怎样的人生道路，他都能做到最好。他纯真的心灵、无尽的能量、举止有礼散发出来的巨大魅力与智趣力量，让他成为一个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人。若他从商，可能赚取很多金钱；他也可以胜任财政大臣，甚至可以去当教皇。总之，他这个人不可能默默无闻，他就像漆黑中的萤火虫，闪烁着光芒。因为他为人真挚简朴，从不给人留下矫揉的感觉，总让人觉得充满力量与活力，就像太阳传播温暖。
但是，当世人深思他风光的一面的时候，脑海中就会泛起他在家中安静恬淡地坐着，保持着高贵尊严的形象，就会发现他其实不大喜欢公众的注视，而是喜欢静思。此时此刻，我的眼前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年老的他精神矍铄，身披斗篷，在10月的一个早晨，冒着毛毛细雨，只身一人吃力地跋涉到教堂参加礼拜的情景。我仍记得，1896年家父去世了，我那时待在哈瓦登。某个仍让我伤怀的晚上，我与他还有另一位客人一起吃晚餐。他甚为小心，语气平和地谈论了一些他认为我们可能会感兴趣的话题，讲了一些无须评论或是回答的话语，谈话显得如此自然轻松，让人难以察觉他背后的良苦用心与周到细致。
最后，我还记得后来到哈瓦登与他共进晚餐的情景。当时，夺走他生命的病魔开始发作，他深感不适，身体孱弱。我走进了餐室隔壁烛光幽暗的前厅，他坐在一张沙发上，妻子坐在他身旁。他们俩静静地坐着，手牵着手，就像两个小孩，又像一个年迈的勇士与他忠诚的妻子。那幅情景极为神圣，但用文字记录下来似乎有点平淡，褪去了光环，感觉只是一份爱与家庭的温馨感觉，化作丝丝缕缕，润物无声。
被人曲解的时候
最近，我一直在阅读沃德所著的《纽曼①的一生》这本书。作者写得很坦率，文学造诣颇高，显示出传记作家高超的水准与不偏不倚的写作态度。
这是一本满怀苦楚甚至是让人心碎的书！读者在阅读此书的时候，就像在感受一位迷途天使的艰辛历程。读者看完此书后，会对纽曼简朴、真挚与磊落的性格而感动。但是，纽曼的一生却又让人感到莫名的悲催，他总是畏首畏尾，犹豫不定。读者会觉得，他时常被人欺压、否决、阻挠、漠视乃至误解。纽曼就像一个小孩被那些工于心计的外交家或是教会游说者玩弄于股掌之间。曼宁与塔尔伯特都是行事果断、精于算计之人，这些人最终都只能归为二流人物。这两人在罗马教会给人留下极为不佳的印象。纽曼似乎都被某些愚钝的趋炎附势者与富有心计的投机者所操纵。其实，那些人并不知晓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全然失去了某种信徒般的热情。甚至可以说，他们这班人对基督信仰并不感兴趣，他们没有“蛇的智慧”，却完全领悟了“蛇的狠毒”。教会那班权力执迷狂是绝对不允许纽曼参与到这场博弈中来的，相反，他们却完全利用了纽曼所具有的声望来为自己服务。
①全名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原为圣公会神父，后成为罗马天主教枢机。
我记得有次在哈瓦登的时候，听到格拉斯通在谈到曼宁时说，此人终将被世人视为一位工于心计的外交家。接着，他着重强调说：“当曼宁面临政策性的问题时，一切原则都必须为此让路，无论是柏拉图、年鉴乃至真理本身！”人们在阅读《纽曼的一生》一书时，就会发现这并非偏颇的评价。
最后，读者看完此书，就会因为纽曼从未参与任何关于他子虚乌有的阴谋，而对他倍感敬意。当别人需要利用他的时候，他被人无情地利用；他从未被人深信过，从未有机会独展拳脚。显然，纽曼并非一位实干之人，他几乎从未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践，诸如筹建爱尔兰的罗马天主教大学，或是他原本要为剑桥大学设立的学院，这些最终都化为泡影。纽曼做事拖沓成性，有点儿想蒙混过关的习惯。对于自己将要去做的事情，他从来都不敢确定，也不敢明确表明自己所持的立场。他似乎是故意做出这些计划，自娱自乐一番，而压根就没想过要真正去执行。当他内心满怀苦楚地回首时，读者大可明白他的沮丧、无助，深深意识到自己一事无成。
尽管纽曼在实干事务上显得很软弱，但读者却可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性情充满了柔和的力量。直到读完这本书，我才真正地了解纽曼的为人。现在，我觉得自己开始懂他了。我深信，纽曼首先是一位诗人，一位艺术家。他对道德的美感有很极高的洞察力，但他对罗马天主教的坚持并非出于宗教议题。罗马天主教在情感与艺术上都深深引起他的共鸣。罗马天主教优雅、让人尊重的传统，让人敬畏的历史，辉煌的建筑，壮观的排场，睿士辈出。英国原先实行自由主义宗教改革的教会已经渐渐堕落沉沦于享乐与物质主义之中，无法带给纽曼他所需要的。他希求更为古老，更为柔和，更具美感与更加振奋的东西。我觉得纽曼的智趣能力很强，卡莱尔曾粗俗而愚蠢地说过，纽曼有着一颗兔子般的脑袋。但阅读这本书之后，读者会理解卡莱尔的真正意思。纽曼并非一位思路清晰或是思想深邃之人，他并不了解哲学，惧怕任何思想上的臆测。他渴求休息、舒适、平和，沉浸于美好的梦想，往昔的回忆，渺远的情感。他具有逻辑性的思维，但却深陷于表面上的逻辑。他的心很容易深信某物，然后心智就趋向于此。
但纽曼所真正具有的，是他那无与伦比的语言表达能力。他笔下所写的文字，尽显他个人的风格。在这个世纪的所有作家里，只有他与罗斯金拥有对事物极为细致的观察力，然后还能在思想领域产生影响。他的文字就像汩汩流淌的清泉，能以最佳的方式将自身心智与本性中柔和、幽默、勇敢及美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无论他的布道演讲、信件、备忘录或是记录稿，都是如此，他所创作的谈话录语言流畅，又让人感觉私密，似乎完全发自他内心的纯真之音。这就是他极高天赋、艺术造诣、精妙笔触，十足独创性的体现，而且还不留下加工的痕迹，一股纯天然的芳香扑面而来。纽曼才华横溢，他的《辩解文》给人深刻的印象。书中那种忧思般的自我拷问，仿佛他正在与读者面对面交谈，说着悄悄话。纽曼能将内心所想的东西完整精确地表达出来，可做到笔随心动。正如他自己所坦承的，《辩解文》可说是他含泪之作。读者可从该书中感受到作者悲伤的心境。
在《纽曼的一生》一书里，还有其他的内容也可证实纽曼的这种观点。他曾说，唯一让他得心应手的就是诗歌的创作。从《纽曼的一生》一书中可知，他是多么热爱音乐，但却出于某种自我克制的苦行而压抑多年。纽曼曾说，只有音乐才能让他沉静下来，给予他振奋，让他重新拾起手中的笔。在他60岁的时候，朋友送给他一把小提琴，在吕内尔乡村的小礼堂里，四处寂静，没人打扰，他津津有味地拉着小提琴，不觉时间的流逝。
纽曼对朋友以及自己生活的挚爱之情，在他的文字里都染上了浪漫的色彩。他曾这样描述道，他要离开利特莫尔的时候，他亲吻了自己睡过的床，房间里的壁炉台。当他重返故地时，读者似乎能看到当时的他，泪眼婆娑、百感交集的模样。20年后，他仅有的一次重返故地，别人对此的引述相当感人。据当时一位目击者说：“当时，我正经过利特莫尔附近的教堂，我看到一个衣衫破旧的人，倚靠在停柩门前，号啕大哭。他似乎身处困境，他穿着古旧灰色的外套，领结上扬，帽子遮住了脸庞，似乎要掩盖自己的窘境。”此人正是重返故地的纽曼！这些描述的话语带有某种莫名的伤感，也证实了纽曼异乎常人的敏感与丰富的情感。读者更加深入的时候，就会发现纵观纽曼的一生，他都期望被别人理解、热爱、欣赏与赞扬。他像一个纯真的小孩，时常因臆测别人的猜忌、反对或是叱责而深感恐惧。但是，《辩解文》一书的成功让他的幸福感大增，声名日隆让他深感满意，也让他可以大胆地表达内心一些看似幼稚的想法。世人对他诗歌的认可带给他带来深沉的满足感。读者会觉得，纽曼似乎过分看重红衣主教的价值了。对于自身纯粹的动机以及奉献的精神只有自己明了的状况，让他深感不满。纽曼想让别人也能知道这点，希望别人也能对此加以承认或是给予赞许。他渴求荣耀、情感以及认可。他无法忍受在静寂中默然，他有着艺术家天生的自我主义，他想要诉说自己的故事，阐述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的信念。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又害怕这样做。实际上，他所真正惧怕的，是别人的批评与诋毁。任何看过《辩解文》的读者都会有这样的感想，即作者是怀着喜悦的心情，饶有兴致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正是纽曼对赞同、自尊与怜悯魂牵梦绕的忧思，让这本书呈现出这副模样。
我并没有否定纽曼是一位情感丰富，洋溢热情的人。他骨子里是一位道德主义者，罗斯金、卡莱尔、丁尼生等人皆是如此。我想这才是对纽曼评价的分野之处，区分于其他的哲学家、牧师、宗教政治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