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寻访“北京人”计划
2005年7月2日，“北京人”的政府组织——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首次成立。对于揭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踪迹，又有了线索，如美军少校军事法庭证词、头盖骨被协和医院医生拿走、头盖骨在老革命家手里、121岁老“高官”知其去向等。
另外，头盖骨的丢失，日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们有责任为寻找“北京人”贡献自己的力量。应成立一个中日联合搜集委员会，便于在针对国际层面的线索时，双方政府相互协调，也有利于联合国际组织跨国寻踪。
3.命运多舛的敦煌遗书
1900年6月22日清晨，敦煌莫高窟的伙计像往常一样洒扫庭院，清理尘物。他扫着扫着，不小心戳到墙壁，居然发出空空的“咚咚”声，好奇的他再用旱烟杆敲敲，愈发觉得里面是空的。他急忙叫来了敦煌莫高窟的住持王道士，他们用镢头仔细刨开墙壁，发现内置一小门，居然是密室！兴奋的王道士又刨开门上的泥封，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间复室，丈余见方。满满堆积着白布包裹，打开一看，满包都是经卷，整整齐齐，在白布包下还铺叠着众多的经幡、绣像等，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横空出世。
然而，住持王道士对这些文物并不重视，对文物的价值也没有概念。他仅是送了些经卷、画像给敦煌县知事汪宗瀚。这些东西在汪宗翰的手中也不过是鉴赏的古董、官场结交的礼品而已。1902年，甘肃学政叶昌炽偶然在汪宗瀚那儿看到了这几卷古书、几幡画像，叶昌炽深知道这批文物巨大的价值，就建议当时的藩台衙门将其运至省城保管。藩台衙门算了算，这些古物从敦煌装车运到省城，至少得花费几千两银子，太不值得，因此并未采纳这个建议。但总归是公事，于是藩台衙门给敦煌县衙下了一道公文，敷衍道：“经卷、佛像，妥为封存”。县衙接到公文，又立马下了一道公文给王道士，要求王道士将经卷“妥为封存”。王道士当然不听官家这一套，他依然拿这些东西到处送礼。一次，他把一箱经卷呈送给了安肃道台满人廷栋，但廷栋不识货，认为这些善本经卷的书法还不如自己的好，便拿了随便送人。恰巧，嘉峪关税务司一个比利时人任满回国，向廷栋辞行，廷栋送他几本善本经卷，还告诉他是敦煌石窟发现的古书。比利时人途径新疆，作为见面礼，这些古书又被分别赠送给了新疆的长康将军和道台，敦煌经书就这样不经意地呈现在了世人眼前。
此后不久，觊觎敦煌莫高窟藏经的外国人纷至沓来。
1905年，俄国的奥布鲁切夫到达敦煌，他是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西方盗宝者。他窃取了上万件敦煌藏经洞遗书，这些藏宝至今还陈列在俄罗斯彼得堡的东方研究所里。
1907年5月，从比利时人那知道敦煌遗书的匈牙利考古学家斯坦因，也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敦煌。
斯坦因主修梵文，他看不懂汉文，但这不妨碍他雇湘阴人蒋资生翻译经书。他在微弱的油灯下细细摩挲善本卷子，还打开了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里面全是颜色调和的古画，鲜艳如新。他贪婪地筛选着，就像是在哄抢免费的商品。斯坦因共窃走遗书1万多卷，还包括许多绘画、刺绣、绢画，如长及丈余、宽到五六尺的唐绣观音像等。而最早的版画艺术杰作——木板雕刻印刷的《金刚经》，也是在这时被斯坦因带离中国，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斯坦因仅付给王道士14块马蹄银，约合720两银子，就带走了这批中华民族的国宝，16个月后，它们堂而皇之地陈列在了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里。
慕名前来的还有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当时他正率领一支探险队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挖掘。当他看到长康将军送给他的是一卷唐代写本佛经后，便迫不及待地向其问明出处，之后于1908年3月抵达敦煌。但与斯坦因不同的是，伯希和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在烛光下一页页一件件地翻检，他几乎把藏经洞中的遗书通检一遍……凭着深厚的汉语言文学功底和深厚丰富的考古学知识，他盗走了最有价值的经卷，他把斯坦因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他带走了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赫然陈列在巴黎的就有六七十件。
继奥布鲁切夫、斯坦因、伯希和之后，1911年10月，日本大谷光瑞也率领探险队来到敦煌，他们从王道士手中骗走了500多卷经卷和两尊精美的塑像。1909年5月，伯希和再度来华，这次他是为了向中国学者炫耀自己的辉煌成果而来的。在北京六国饭店，他甚至还展出了他随身带来的敦煌遗书。中国学者罗振玉、董康、蒋斧等人闻讯拜访了伯希和，伯希和将敦煌藏经洞的情况向他们道出。当时的《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也就“石室藏书出现”为题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敦煌“藏经洞”的消息这才传遍京城，清政府如梦初醒，终于意识到自己损失的是什么。
就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第9个年头，1909年8月22日，清政府教育部发出电令，搜买敦煌遗书，并专门为此拨经费6000两白银。1910年3~4月，第一批敦煌遗书——6004卷经书装车起运，而在运抵北京途中，因偷盗散失无数。终于运至北京时，新疆巡抚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竟将大车接到自己家中，并伙同其岳父李盛铎、刘廷琛、方尔谦等人挑选遗书，取其精好者藏匿下来，而将较长的经卷，一拆为二三充不足之数。据李氏及家人日后出售的卷子目录得知，李盛铎至少攫取了四五百卷，何震彝藏掖得更多，还将经卷大都作为礼物馈赠了亲友，现藏东京的一部分卷子和我国台湾中央图书馆的150余卷经卷，就是何、李当年的私藏。对于这种暗地私吞的行为，学部侍郎宝熙上章参奏审查。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土崩瓦解，此事不了了之。
1910年将这批敦煌遗书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其卷数比敦煌起运时还多，变成8697卷。到1929年，京师图书馆将经卷移交北平图书馆时，则达9871卷。仅以卷数而言，现今北京图书馆是世界上收藏敦煌遗书的三大图书馆之一，其所藏敦煌遗书近万卷。
全世界有多少敦煌遗书？
由于种种原因，敦煌遗书分藏在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美国、韩国、瑞典、芬兰、丹麦、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其确切数字着实难以统计。但凡有数字记载的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近万件，英国图书馆藏13000余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7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0000余件，还有5万件以上分藏在在敦煌研究院、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及甘肃等省市的博物馆、图书馆里，另外上海图书馆和博物馆共藏有近280余件，其中绝大多数为佛教文献。
4.巨商捐献毛公鼎
举世无双的毛公鼎是晚清出土的国宝之一，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造型朴实端庄，颈部两道凸弦纹间装饰重环纹，腹部呈半球状，足像马蹄形，内壁铸铭文32行，共499字，是我国出土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记述了周宣王告诫、赏赐大臣毛公的策名辞，是海内外最引人注目的一件珍品。
毛公鼎的发现也纯属偶然。晚清道光年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自家地里刨地，锄头忽然碰到了坚硬的东西，一看，只见土里露出了一节沾着绿锈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地挖了半天，一件完整的青铜鼎破土而出。他兴高采烈地把它扛回了家，一时间董春生发现宝物的消息传遍了全村。有一个古董商人闻讯也前来看货，他注意到青铜鼎内有大量的铭文古字，即知此鼎不凡，马上掏出白银300两将其买下。但当把鼎运到村南头的时候，追赶来的村民董治官将之拦下，说这鼎位于他和董春生两家相交的地界上，他也有一份，争执了半天，董治官硬是把鼎拉了回去。古董商又气又恼，回到县上，便用钱贿赂了县知事，把董治官以私藏国宝的罪名抓进了县牢，用铁链吊拷逼问鼎的下落。董治官受不了严刑的折磨，最终招出了藏鼎的地方。县知事立刻派武装人员去藏鼎的地点，把鼎装上单套马车，运回了县衙。
运回县衙后，古董商人出重金悄悄把毛公鼎买走了。据传当时名画家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见过毛公鼎，并以鼎内铭文为底摹绘了一幅双钩图，作为礼物寄给了时年69岁的浙江嘉兴名士徐同柏。到他年逾八旬时才见到毛公鼎铭文拓片，于是便有了《周毛公鼎考释》一文的问世。
咸丰二年（1852年），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他写信给北京的著名金石学家兼收藏专家陈介祺，陈先生接信后马上汇来白银100两，以50两作货款，50两作运费，让苏亿年雇车专程送抵北京。苏亿年日夜兼程，历尽千辛万苦，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把宝鼎安全运到了北京。陈先生一看就知此物不凡，就又给了苏亿年白银1000两作为封口费。毛公鼎到手以后，陈介祺并不敢张扬，将鼎锁藏于密室，每天偷偷研究把玩，写出了铭文考释文章和题记。
陈介祺病故后，陈家的后人把毛公鼎卖给了清末重臣端方。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端方被革命军所杀，端家败落，他的一个妾辗转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有人说这鼎是假的，银行就派人前往陈介祺的家乡山东潍县调查，找到陈介祺铸造的仿制品两相比较，断定端方家中的毛公鼎系原物，准于典押付款，将此鼎入库秘存。
端家毛公鼎押给银行的消息不胫而走，传来传去外国人得到了消息。美国人福开森积极从中说合，英国记者辛浦森出5万美元向端家求购毛公鼎。但当时的5万美元仅合银元4万元，端家并没有出手。同时，社会舆论纷纷指出国宝珍贵，不能落于外国人之手。1926年前后，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向端家表示愿以较低利息抵押毛公鼎于大陆银行，端家颔首，由谈荔孙代为向天津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毛公鼎改存于大陆银行。
此后不久，毛公鼎被北平大收藏家、国学馆馆长叶恭绰与郑洪年、冯恕合股合资买下。1930年，郑洪年、冯恕二人转让，毛公鼎归叶恭绰一人，仍存于大陆银行，后来叶迁居上海，毛公鼎也一同被转移到上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此后不到一年时间上海沦陷，叶恭绰匆匆逃往香港，他的一些藏品并未来得及转走，其中就包括毛公鼎。叶恭绰在上海之妾潘氏欲侵吞叶在沪家产，打起了官司。1940年，叶恭绰致电时为西南联大教授的侄子叶公超，让他赴上海代为主持诉讼事宜。叶公超途经香港时，叶恭绰语重心长地对他的侄儿说：“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当叶公超到上海应诉之时，潘氏已密告日本宪兵队叶宅有国宝毛公鼎及大量珍贵字画，日本宪兵队当即遣人前去搜查。万幸的是搜出一些字画后，接着搜出两支自卫手枪，日本宪兵注意力转移，竟未发现藏在叶恭绰的床下的毛公鼎，但叶公超却因持枪被以间谍罪逮捕。叶公超牢记叔父的叮嘱，虽遭鞭打、水刑多次，绝不讲出实情，后为脱身，密嘱家人铸造假鼎交出，并由其兄叶子刚以重金作保才得释放。这次牢狱之灾长达49天，之后仍受到严密的监视。1941年，叶公超终于得以秘携毛公鼎逃往香港，将国宝完好无损地奉还给叔父叶恭绰。不久日军攻占了香港，叶恭绰不得已又携带毛公鼎返沪。后因经济困顿，万般无奈将鼎典押给银行，巨商陈永仁知此事后，马上出资将毛公鼎赎了出来。
1945年抗战胜利后，按照叶恭绰的嘱托，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给了国家，此后运至南京，由中央博物馆馆藏。1946年10月，为庆祝蒋介石60寿辰，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于联合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文物还都展览”，其中就有毛公鼎。
1948年大陆解放前夕，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被运往台湾，毛公鼎此后便停留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世界上最大的青铜鼎
后母戊鼎是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青铜鼎，它现今收藏在国家博物馆内。后母戊鼎重875公斤，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立耳，长方形腹，四柱足中空，所饰花纹均以云雷纹为底，耳外廓饰一对虎纹，虎口相向，中有一人头，耳的侧缘饰鱼纹，鼎腹上、下均饰以夔纹带构成的方框、两夔相对作饕餮形，中间隔以短扉棱。鼎腹四隅皆饰扉棱，以扉棱为中心，有三组兽面纹，上端为牛首纹，下端饕餮纹。足部饰兽面纹，腹内壁有铭文“后母戊”三字。鼎造型厚重大方，气势恢弘，纹饰美观典雅，工艺精湛，展现了商周青铜文化的登峰造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