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
傅斯年（1896—1951），江西永丰人，生于山东聊城。1913年进入北大预科，1919年毕业于北大中国文学系。
1918年下半年，以傅为主的北大同学，组成新潮社，请胡适作顾问，以傅任实际主编的《新潮》杂志也于1919年元旦问世，这是继《新青年》后主张白话文学运动和思想革命的第二份刊物，销量在15000份左右，影响极大。在五四运动中，傅是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为5月4日北大集会时主席，为游行示威总领队。5月5日，北大学生集会，因有一人与傅言语不合乃至动手，傅负气不再参加学生会工作，但尽力支持继任的段锡朋（1897—1948，江西永新人）的工作。
同年秋天，傅通过了山东官费留学英周的考试，少数试官以傅是五四要角，系激进分子，不拟录取，由于省教育厅科长陈豫坚持以考试成绩为准，得以上榜。
傅在英、德之时，学习的是心理学、哲学、物理学等。回国后主持中央研究院，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获得巨大的成就。五十岁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五十四岁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广廷教授，增建校舍，充实、奖励研究，奠定台大的学术根基与自由传统。
卒干1950年，享年五十五岁。
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
罗斯福总统突然谢世，引起全世上爱自由的人民的悲痛，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政见，不分主义，普遍的衷心痛悼。这固然由于世界缩小了，可以发生国际仰瞻的人物，也正因为罗斯福之伟大风格，有超越于不同的种族，阶段，政见，主义者。我们痛定思痛，他这一生对美国，对远东，对世界，对人类前途的贡献，皆曾划一时代。他就任美国大总统时，正值空前的商业不景气，他推行“新政”——其中实在含有温和而有效的社会主义成分——更继续不断的创造些有利大众的制法，同时先天下人看到世界大祸之将临，搏斗孤立派，推行“大海军”，终于领导世界走到今天进步的战胜逆行的形势。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他这样一个伟大人物，理智与情感调和，现实政治与崇高理想兼备，我很难想象今天的世界是怎样？他虽然在世界运行的最紧要关键中忽然谢世，他已经成就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格之一，他这一生必是后来史家一个大题目。现在若问，在他的伟大贡献中最伟大的是什么，各人的重点不同，答案必不一致，我的答案是，他给自由主义一个新动向，新生命，并且以事实指证明白，这个改造的，积极的新自由主义有领导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资格。
这话待我从远处说起。自由主义是美国独立，法兰西革命的产品，领导这两大事件的思想，在十八世纪中不止一家，前此的宗教革命也是一个远源，但最有效力的激动者还要算卢梭的政治哲学教育哲学。诚然，我们现在检讨卢梭的思想，可以证明他的政治哲学并无历史的根据，他的教育哲学并无心理的根据，但，哲学的时代正确性，是要看他能不能与时代的现实配合发生作用，不像几何物理一样，超于时间的。卢梭的哲学恰恰激动了新兴第三阶级，即所谓市民阶级的心坎，于是对封建宗教的势力之统治者发生革命，以自由为号召，以解放为归宿。法兰西革命虽震荡了全欧洲，却并未曾安定下去，终被个人主义者之拿破仑挟着走岔岔路，在革命中也并未曾演化出一个切实具体的教条和方案来，虽有“平等，自由，友爱”的原则，这仍是空洞洞的。再看美国，政治虽然安定，自由虽然确立，若以现在的眼光看去，他那宝贵的“人权宣言”十条，仍多偏于政治的消极方面。十九世纪自由人道主义在英国之演进虽无赫赫的段落，却有不少零星而合于实际的进步。整个看来，在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之后的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却因与资本主义配合而变质了！自由主义因反抗封建而产生，资本主义因工业革命而发展，这两件事原来毫不相干，前者是不愿受役于人，后者是因机器而役人，心情上更全是相反的。一八四八年的欧洲革命，却是法兰西革命的尾声，这中间何尝有资本主义？那些初在英国及他地推广工业革命，夺民田，役幼童，乃至跑到海外冒险去的“工业诸侯”虽然建设了他的“财产自由”以外，又何尝有人道性的自由主义在念？历史上常常有两件事原不相干，因同时发生而纠缠不清的，这就是一个例。诚然这中间也不无联系之处，因为这两件事都是凭借十七八世纪第三阶级之渐渐生长而出来的，但是，在心术上在政治意义上，终于是两件不相干的事。从十九世纪之初，纯正的自由主义，尤其是偏于人道主义者，几乎全被赶人好事者的沙龙，作家的论撰，学校的课堂里去了，在一般的社会上，力量实在不大，白瞪着眼看着资本主义挟走的自由主义在社会上大发达，一切为着资本主义的利益！资本主义，这样的利用自由主义，诚然得了很大的便宜，击破封建势力，建设“财产自由”。可惜的是，法兰西革命的人道主义色彩，完全遮盖了。不过，沙龙，课堂与著作，也还不是不生产的田园，于是纯正自由主义也还有在理论上发达的趋势。不特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演化出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即正纯的自由主义者，如边沁，穆勒父子等，也证明机会均等在自由主义中之重要所以忽略经济方面之自由主义者，我们可以说，不是真有见解的自由主义者，不是人道传统的自由主义者。
自从“第四阶级”出头，资本阶级及其挟带的变态自由主义，成了目下受击之对象，于是很有转而结合旧势力恶势力者，又自上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公正的和平，及其经济影响，引起欧洲的各种反动力量，对于亚洲之不变的殖民地概念，培养了日本的实力，于是两大战之间成了民主政治自由主义之没落期，其结果便是这次的世界大战之前夕，许多人怀疑自由主义之实用性，加以一切的攻击，“无能”，“虚伪”，“作恶”，“坏事”，等等。
不过，在这四面受敌状况中的自由主义者，也有一部分人不甘居败北，而检讨现实，回想百余年的进展，以为自由主义确有若干修正之必要，而不应该根本加以推翻。这一类的修正派大约限于文人及教授，他们的原则大致可分为两项：
一、继续法兰西革命的传统，即人道的自由主义，而解脱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及其相衍的帝国主义之不解缘，乃至反对资本主义。
二、取用社会主义的目的——这本不与法兰西革命时代的自由主义违反的——而不取一派的社会主义者之阶级斗争哲学。
自由主义本是一种人道主义，只缘与资本主义结合而失其灵魂，今若恢复灵魂，只有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然若一面恢复原来的人道主义，一方又接受阶级斗争之理论，仍是把政治动大放在人之相恨上，仍是与人道主义相反的。人类的文明，总应该有继续性，有继续性然后便于发扬光大。试看欧洲的文明，在古代本以地中海为中心，北岸之欧洲，南岸之非洲，有同等重要，只缘非洲经过多次的彻底推翻，成了今天的落伍，北岸的欧洲文化，层层的建设上去，遂有近代文明的光辉。今天求人类的进步，总不该先推翻一切，从“青铜时代”重新做起，希特勒便是一个这样打算自原人从新做起者。
所以新自由主义者应该不违反人道主义之传统，而考核现实，修正道路的错误。
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在这次战前虽不乏其人，终无多大政治力量，总被右派呼为幻想者，被左翼呼为“乌托邦”！总为世人所忽略！
谁知罗斯福总统，不凭借学究的理论，不从事教条的排演，以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故，竞把一种新的自由主义，在新大陆表证其成功，并指示此一主义可以领导世界和平，人类进步。
何以称他为一种新自由主义呢？美国的政治传统，本是自由主义，不待说，但传统的自由主义到今天太多保守性，例如“财产自由”，竟是其他自由的一切自由的障碍。罗斯福总统在第一第二两任总统时推行的一切社会立法，即所谓“新政”者，虽不揭社会主义之名，也并不是强烈性的社会主义，却是一个运用常识适合国情的对资本主义现状之严重修正案，其中实地包涵着不少温和的社会主义成分。这无怪乎保守的最高法院宣布他的最大制法为“不合宪法”，此中所谓“不合宪法”，即不合“财产自由”之意。更无怪乎“大买卖人”始终反对他。不过民众是支持他的，时代是支持他的，所以他四任当选。一九三二年，他第一次竞选总统，发表了一个“新民约”演说，他说：
人人皆有生存之权利，同时也应有安居乐业之权利。他也许因为懒惰和罪恶，放弃这天赋之权，可是他有自新的机会去行使他的。……老，弱，孩童，当受人爱护，不得加以摧残。我们一定要限制投机者，操纵者，甚至于金融家的活动。……总之，我们必须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原译）这个名号，这个立点，完全说明他是一位新自由主义者。而他在第一第二任之立法与建设（如TVA，田纳西建设工程），完全证明他这主义是成功者。
到他第三任时，他看到世界大战之不可免，进步分子必与退步分子搏斗，于是把备战作为他的最大新政，有这最大新政，其他社会立法转可缓办了。（战时是最易于推行社会政策的时候，在英美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尚如此，只有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他看到世界上不能一国独自繁荣，又看到新自由主义之不能孤立，所以自第二任起，使用国际的形势，反抗恶势力，发挥新力量。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他向国会宣布其未来世界观念，即是那个驰名的“四大自由”论，他说：
……在我们祈求的未来日子，我们望见一个建设在四种基本人类自由的世界。
第一是，言论及表示的自由——世界的一切地方。
第二是，每人各如其式崇拜某上帝之自由——世界的一切地方。
第三是，免于匮乏（的自由）——把这话说到世界上，就等于说，每个民族问，为他的人民获得一个健康的太平生活，需要相互的经济了解——世界的一切地方。
第四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把这话说到世界上，就等于说，全世界的解除武装，到一种程度，使每一国均无力对其邻人施行侵略——世界的任何地方。这不是一个千年的远景，这是可以在我们这一世造成的世界之基础。这个世界，恰是与独裁者所欲造成的暴力的新秩序完全相反的。（新译）后两项之称作自由，本是英文里舞弄字面，在中文里原是多事，即此可知他的自由论含有一半是新成分，以此新成分补充旧有者，而自由主义之整个立场为之改变，消极的变为积极的，面子的变成充实的，散漫的变为计划的，国际竞争的变为国际合作的。原来的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实有助长帝国主义之咎，他的第三原则——免于匮乏——不特净化原来者，且正反其道而行之。他这两项新原则，实在得自上次大战后之教训，也正是他的“新政”之扩大，因为用心取术全是一贯的，我们不妨称他这四原则为“世界的新政”！只可惜这“世界的新政”方开始奋斗时，即旧金山开会时，他便去世了。
人类的要求是自由与平等，而促成这两事者是物质和精神的进步。百多年来，自由主义虽为人们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却帮助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这是极可恨的。没有经济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每不是真的。但是，如果只问平等，不管自由，那种平等久而久之也要演出新型的不平等来，而且没有自由的生活是值不得生活的，因为没有自由便没有进步了，所以自由与平等不可偏废，不可偏重，不可取一时的方便取一舍一。利用物质的进步（即科学与经济）和精神的进步（即人之相爱心而非相恨心），以促成人类之自由平等，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使命。
原载1945年4月29日重庆出版《大公报》星期论文。
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
本文中所谓高等教育者，大体指学术教育而言，即大学与其同列机关之教育。此中自然也含些不关学术的事，例如大学学生人品之培养等，然而根本的作用是在学术之取得、发展与应用的。
在清末行新教育制以前，中国之学术多靠个人及皇帝老爷一时的高兴，其国家与社会之高等教育机关，只有国子监及各地书院，因为府州县学还近于普通教育。国子监只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在宋朝里边颇有时有些学术，在近代则全是人的制造，不关学术了。书院好得多，其中有自由讲学的机会，有些作专门学问的可能，其设置之制尤其与欧洲当年的书院相似，今牛津剑桥各学院尚是当年此项书院之遗留，其形迹犹可见于习俗及制度中也。不过，中国的书院每每兴废太骤，“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且一切皆系于山长一人，无讲座之设置，故很难有专科之学问。且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清代经学及史学正在有个专门的趋势时，桐城派遂用其村学究之脑袋叫道：“义理词章考据缺一不可！”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因此我们不能不想到，假如刘宋文帝时何承天等，及赵宋神宗时王安石等的分科办法，若竞永远实行了，中国学术或不至如今日之简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