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改革教育，凡旧制皆去之，于是书院一齐关门，而一切书院之基金及地皮多为劣绅用一花样吞没了。今日看来，书院可存，而书院中之科目不可存，乃当时竞移书院中之科目，即旧新各式八股，于学堂，而废了书院，这不能说不是当时的失策，现在我们论高等教育，这个帽子可以不管，因为今日之高等教育，除洋八股之习气以外，没有一条是绍述前世的，而是由日本以模仿西洋的。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不说说欧洲近代大学的演成。欧洲的近代大学可以说有三种含素。第一是中世纪学院的质素，这个质素给他这样的建置，给他不少的遗训，给他一种自成风气的习惯，给他自负。第二层是所谓开明时代的学术，这些学术中，算学医学等多在大学中出，而哲学政治虽多不出于其中，却也每每激荡于其中，经此影响欧洲的大学才成“学府”。第三层是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大学学术化，此一风气始于德国，渐及于欧洲大陆，英国的逐渐采用是较后的，于是大学之中有若干研究所，工作室，及附隶于这些研究所工作室的基金奖金。当清末办新教育的时代，这一叶欧洲历史是不知道的，以为大学不过是教育之一阶级。当时的教育既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以富强之目前功利主义为主宰，对于西洋学术全无自身之兴趣，更不了解他的如何由来培养与发展。试看张之洞张百熙的奏折，或更前一期王韬冯桂芬的政论，都是这样子。他们本不知道西洋在发财造炮以外有根本的学术，则间接仿造西津的学术建置，自然要不伦不类的。
我们现在正也不能怪他们，以他们当时的环境做出那些事来，比其现在的教育界领袖以今之环境做出这些事来，则今之人十倍不如他们。直到民国初年，大学只是个大的学堂。民国五六年以后，北京大学侈谈新学问，眼高手低，能嘘气，不能交货，只挂了些研究所的牌子，在今天看来当时的情景着实可笑，然而昏睡初觉，开始有这一条路，也或者是一个可纪的事。从那时到现在，中国也有两三种科学发达，一般对大学及学术制度之观念进步得多了，不过，今之大学仍然不是一个欧洲的大学，今之大学制度仍不能发展学术，而足以误青年，病国家。即如以先觉自负之北大论，它在今日之混沌，犹是十多年前的老样子哩！现在似乎政府及社会都感觉着大学教育有改革之必要，我也写下几件一时感觉到的事。
第一大学教育不能置之一般之教育系统中，而应有其独立之意义。大学也是教育青年的场所，自然不能说他不是个教育机关，不过，这里边的教育与中小学之教育意义不同。中小学之教育在知识的输进，技能之养成，这个输进及养成皆自外来已成之格型而人，大学教育则是培养一人人于学术的法门中的。诚然，中小学教育需要教授法之功用，这教授法可以用来使学生自动接受训练，而大学中也不是能够忽略知识之输进技能之养成者，不过，中学教师对学生是训练者，大学教师对学生是引路者，中学学生对教师是接受者（无论接受的态度是自动的或被动的），大学学生对教师是预备参与者，虽大学各科不可一概而论，工农医等训练之步骤要比文理法商为谨严，然而大体上说去，大学各科虽不同，皆是培植学生人于专科学术之空气中，而以指导者给予之工具，自试其事者也。因此情形，大学生实无分年的全班课程之可言，今之大学多数以年级排功课，乃将大学化为中学，不特浪费无限，且不能培植攻钻学术之风气。如大学不成为中学，下列办法似宜采用：
一、设讲座及讲座附属人员，以不布置中学功课之方法为大学课程。
二、除第一年级比较课程固定外，其余多采选习制。（文理法商之选习宽，工农医较有限定。）
三、每门功课不必皆有考试，但须制定一种基本检定：这种基本检定包含各若干及格证，得此项及格证之后，然后可以参与毕业考试。此项及格证在国文系者试作一例如下：
甲、中国语言文字学，
乙、中国文学史，
丙、中国通史，
丁、中国诗学（词曲在内）或词章学，
戊、一种西洋文学，
己、若干部书之读习。
四、毕业考试由教育部会同大学行之，论文一篇，证明其能遵教授之指导施用一种做学问之方法而已，不可不有，亦不可苛求。此外选择二三种最基本之科目考试之。
五、非满若干学期，不得参加毕业考试，但在学校中无所谓年级。
六、凡可有实习之科目，皆不可但以书本知识为限。
七、最普通的功课由最有学问与经验之教授担任，以便入门的路不错。
第二大学之构造，要以讲座为小细胞，研究室（或研究所）为大细胞，而不应请上些教员，一无附着，如散沙一般。大学中的讲课，如不副以图书之参用，或实验之训练，乃全无意义，而在教授一方面说，如他自己一个，孤伶伶的，无助手，无工作室，乃全无用武之地，虽有善者，无以显其长，致其用。
故大学中现在实在尚多用不着高于大学本身一级之研究院，而每一系或性质上有关联若干系必须设一研究所。大学学生本身之训练，即在其中。大学教授之日进工程，即在其中。其中若能收些大学毕业继续受训练的，自然是好事，有时也很需要，不过，研究非专是大学毕业后事，而大学生之训练正是研究室之入门手续也。舍如此之组织而谈大学教育，只是空话，今之大学，各个都是职员很多，教员很多，助手很少，且有的大学教授一到校，非讲堂及休息室则无立足之地，此等组织，诚不知如何论学问。
大学本身之研究所，与大学外之研究院，也不应是没有分别的，今之研究院，有中央北平二机关，近年皆能努力，若凭理想论去，研究院与大学中之研究所应有下列之分别。凡集众工作（collecve work），需要大宗设备，多人作工，多时成就，与施教之职务，在工夫及时季上冲突者，应在研究院，例如大规模之考古发掘，大组织之自然采集等。凡一种国家的职任，须作为专业，不能以有教书责任之人同时行之者，应在研究院，例如电磁测量，材料试验等，至于一切不需要大规模便可研究的工作，大学中尽可优为之，研究院不必与之重复，且有若干研究，在大学中有学生为助手更便者，在研究院反有形势之不便。如此说来，研究院之研究，与大学中之研究，本非两截，不过因人因事之分工而已。
第三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授之资格及保障皆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今之大学，请教授全不以资格，去教授全不用理由，这真是古今万国未有之奇谈。只是所谓“留学生”，便可为教授，只是不合学生或同事或校长的私意，便可去之，学绩既非所论，大学中又焉有力学之风气？教育当局如有改革高等教育之决心，则教授问题应该求得一个精切的解决。我一时提议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