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变革为什么在某些社会而不是另一些社会发生呢？在下文中，我将主要集中讨论技术的供应方面：所有这些免费午餐是从何而来的？“需要是发明之母”之类的说法在本语境中纯属废话。只要人的欲望没有变化，需要就始终存在；满足需要的能力却不然。实际上，更接近事实的说法是“发明是需要之母”，这是由于新的技术可能性常常引起迄今未被认识的期望。对技术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即，它从根本上有赖于对物品和服务的需求，这些物品和服务是在技术的帮助下提供的；为了技术而技术的需求是很少的，或者是完全没有的。因此，偏好结构影响人们对新的技术知识的探求方向，这正如相关要素的价格（相对于资本或原材料成本的劳动力成本）有可能影响其要素节约的’偏好一样。可是，难道需求决定这种努力的全部程度、其成功率、改善的落实状况，并从而决定一个社会的技术创造力吗？
对于生产过程而言，生产者在边际上等同于投入到生产它的努力以及从中所获得的收益，如果技术信息只不过被视为这种生产过程的一项投入，那么需求的自生性变化将促使发明创造活动的增加，因而促使技术变革的增加。如果这就是技术变革发生的方式，那么技术将类似于劳动力：如果对某一物品的需求增长了，那么生产者就会雇用更多的工人提高其产量。当然，问题在于，技术是否可以像劳动力或者资本那样被雇用。今天，企业规划人员先通过市场分析来熟悉市场需求，然后制定战略，研发人员在这些战略的指导下以及研发预算的资助下，在研发实验室从事专门工作，从而产生了技术变革；可是贯穿人类大部分历史，技术变革的产生却不像今天这样。技术变革主要是通过新的思想或者启发产生的，这些想法或启示即便不是偶然产生，也肯定是以一种高度不可预知的方式产生的。需求状况可能会影响这些思想产生的速度，可能会使这些思想集中于某个特定的方向，但是需求状况决定不了一个社会在技术上是否具有创造力。如果技术变革是异常廉价的午餐，收益远远超过发明的成本，那么需求的进一步增长可能就没有多大影响。毕竟，如果对更多产品和服务的欲望无法满足，而且如果在大发明的情况下社会的收益典型地超出社会的成本，那么对技术的“无节制的需求”始终是生活的现实。因此，需求的边际变化将对创新的步伐没有什么影响。这并不是说以前的发明者和发明活动不会对报酬和奖励作出响应，而是说这些报酬和奖励并没有同需求的变化发生必然的紧密关联。简言之，虽然不能忽略各项需求要素，但是不应该受到下述直觉的诱惑：在技术进步的发展当中，需求和供给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对称关系。
此外，在设法解释技术革新的总体层面而不是革新活动的方向时，把注意力集中在需求因素上存在着循环论证的危险。需求不是外部变量。需求时时处处都受到收入的制约。当然，收入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提高，包括人口增长、贸易和专业分工，或者是像气候好转之类的自然界的意外好运。但是，自中世纪时期以来，技术变革自身就已经是决定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了。到1700年的时候，欧洲就似乎已经比所有的非欧洲经济体更富裕。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于是，把这种较高的收入引证为一个激发探求新技术的需求因素是不适宜的。简而言之，技术决定实际收入而不是相反，虽然存在着收入对技术的反作用和其他复杂化的因素。
当然，偏好确实也很重要。与一项新技术的采用相联系的众多成本对于同时代的人而言肯定看似很高，即便在回顾过去时这些成本似乎不是这样。持续的革新要求一群个体乐于承担较大的风险，有时候还要等待多年才能得到补偿（如果有的话）。往往需要先驱者们付出巨大的脑力和体力上的努力。因此，在决定某个特定社会的革新程度方面，风险厌恶、安逸偏好以及时间偏好等都是重大因素。然而，发明者和开发者所承担的技术“午餐”的成本仅仅是社会总成本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技术变革会造成污染和森林退化等严重的环境后果。所有此类变革并不必然都是破坏性的，但是在这些变革暗示改变自然的原始状态这种意义上，它们通常伴随了成本。此外就是劳动力导致的社会成本了，如技能过时、工人被迫迁移、组织生产的变动，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技术没有被采用。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这些成本中的大多数至多是暂时现象。可是技术进步很少有最优解，即，对受影响的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一种进步，在技术进步的进程中还存在受损者，虽然受益者可以补偿受损者，只是能作出补偿的实在太罕见了。人们对既有经济秩序的瓦解的反感程度越强，经济体就越不可能提供有益于技术进步的环境。
这样一来，采用某项新技术的总体成本包括两大部分：发明者所支付的私人成本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所支付的社会成本。社会成本通常高于私人成本，尽管后者并非总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发明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常极端困难。“事后诸葛亮”在这一点上造成了严重的曲解；技术问题在事后总是比在事前看似更容易一些。关于技术进步，没有什么事情是自然而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大多数社会或多或少都经历了技术进步，但是除了西方社会之外，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把它转变为一个稳定的和近乎自我维持的不断扩张的机制。在技术上具有创造力的社会，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可以定义为：社会产生的革新所获得的收益使发明和开发的成本相形见绌，从而产生了免费午餐。
一项发明一经完善，其收益就可能使研发成本相形见绌，但是研究过程通常漫长而沉闷，而且最后的结果有赖于运气、才华和毅力等综合因素。此外，在寻找知名（因而是成功的）发明者所招致的成本的过程中往往带有偏见，因为对于每一个成功的发明者来说，都存在着数以百计的失败者，这些失败者不一定比其运气较好的同伴更胆小。而在事后的意义上，这些失败的发明者却是可有可无的。但在事前的意义上，所有大大小小的发明者都是在各自项目能否成功不确定的情况下从事工作的，因而都是技术革新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19世纪见证了下面这一点上的改进：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真是陈词滥调——是如何发明出来的。理论、精心测量以及精确的仪器是科学给予技术的礼物。意外运气的重要性降低了。
每个社会都存在着稳定性的要求，只是程度不一。“没有坏就不要修”，这样的观点是技术进步的大敌。在谈到采用某一具体技术的趋势时，技术保守主义认为只不过是因为该技术碰巧在前一段时期得到了使用。经济学家传统上对这种保守主义不屑一顾，斥之为不合理、代价高昂，因而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近期的思考——库兰（Kuran，1988）对此进行了充分总结——揭示，经济学理论能够而且必须应对保守主义。库兰区分了个人保守主义和集体保守主义。对个人保守主义最有趣的解释是被称之为有限理性的东西。所谓有限理性，就是个人不能够处理和应付大量的信息，因而使他们难以对可选事项进行再评估。有限理性的解释似乎对技术进步尤其中肯，因为技术上的变化通常包含了对相当复杂的信息的评估。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技术完全固定不变，而是意味着，在只有少许差异的可选技术之间进行选择时，相对较小的变化将偏向于保持现状。即使社会中的个体不保守，社会在集体层面也可能是保守的。当社会中组织良好的利益群体面对一个较优的可选技术时，如果维持现状攸关他们的利害关系，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我将在本章的后文中回到这一话题。技术保守主义产生了一个经济惯性，这种惯性似乎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曾经存在过的大多数社会的历史。现状、传统、习惯、常规和循规蹈矩等普遍深入的影响是革新和进步的有力障碍。当技术进步发生的时候，就极有可能这样做。
技术变革是一场同自然界而不是同其他选手进行对抗的竞赛，冯·纽曼（Von Newman）和摩根斯特恩（Stern Morgan）称之为“克鲁索竞赛”。发明产生于个人层面，我们应该处理那些决定个人创造力的因素。然而，个人并非生活于真空之中。那些促使他们使用、改进、改造新技术，或者只是以完成其日常工作的方式做出细小改良的因素，都依赖于环绕他们四周的制度和态度。恰恰在这个层面，技术变革就是从发明创造——场同自然界进行抗争的竞赛，转变为革新的——场具有众多选手和信息极不完备的正和竞赛。正如刘易斯（c.s.Lewis）指出， “人类加之于自然界的力量最终不过是某些人以大自然为武器施加于其他人的力量” （转引自Pacey，1986，p.12）。然而，是财富而不是力量，才是非军事技术的主要目标。
物质和社会环境在决定个体的行为时是重要的，虽然这种环境并不是造成结果的惟一原因。我将设法表明，哪些因素在集体层面有助于决定一个社会成员的偏好，以及哪些因素促使其他人想要采用他或她的发明。可是在此之前，检讨以下因素是值得的：在个体同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定律进行孤军奋战的时候，这些因素有意无意地影响了这些个体的头脑和行为。
平均寿命
鲍尔丁（Boulding，1983）断言，平均寿命是决定技术进步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寿命极短的人没有时间和动机创造新的知识。在较早时期，这种新知识时常依靠极为耗时的反复试验的方法，因而平均寿命较短时采用这种方法的可能性就较小。较短（以及不确定）的平均寿命还使人们较不愿意为了购买或者制造那些体现了技术进步的资本品而储蓄。较短的平均寿命还暗示了较高的主观折扣率——推迟获得报酬的耐心和意愿水平比较低，而几乎所有的技术进步都要求节制这一要素。可是，对这一推理作进一步的检讨就会产生某种疑问。平均寿命是一个平均概念。在落后社会，平均寿命也许只有30岁左右，可是其中有许多人是在出生的头几年里就死掉了，而另一些人所存活的时间并不比本世纪初的西方人短很多。而且，没有多少证据表明欧洲在1750年之前平均寿命有所提高，而十分清楚的是，技术变革在此很久以前就一直在加速。或许这个理论所预言的影响确实存在过，但是其程度如此之小，以至于难以在经验上观察到。
营养
更有可能决定技术创造力的一个因素是社会的营养水平。众所周知， “隐性饥饿”——净食物摄人量长期显著不足，并不会使人死亡，甚至不一定有损于健康，但是确实降低了人的活力水平，个体在这种活力水平下会变得昏昏欲睡或者懒散无力。因此，活力水平是同食物的摄人量相适应的，而且常常称之为“懒散”的实际上是贫困和营养不良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有理由认为，在隐性饥饿肆虐猖獗的社会里，经济进步所必需的主动性和进取心将更加难以发现。
隐性饥饿具有一种尤其有害的形式：婴儿蛋白质缺乏综合症（IPDS）。在出生后头18个月到24个月的时间里，如果蛋白质水平显著低于生长所需的最低值，就会永久性地损害智力发育。人口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营养状况的不同将导致身高、生物成熟度、老化进程、疾病抵抗力以及生殖能力等方面诸多差异。有极好的理由猜测，神经系统和大脑对这些影响不具有免疫力。如果营养不良能够使人口的平均智力水平降低一个显著的比例，那么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就有可能是重要的。为了打破一个预定的工作常规，特别是如果先前确立的技术已经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就需要活力和主动性以及在一个纯直觉的水平上进行清醒思考的能力。为了评估一个想法是否起作用，革新者需要在一个有条件的可能性和一个无条件的可能性之间做出某种概念性的区分；也就是说，在保持其他事情不变的同时，他们必须能够评价这种变化的影响。这种思考要求进行一项有赖于推理能力的智力试验。营养不足所造成的大脑损伤将无可挽回地损害这种能力。于是我们就有可能得出结论：某些社会之所以较其他社会具有更高的人均智力水平，其原因不在于人种之间任何生物上的差异，而在于贫穷以及对婴儿营养需求的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