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一个相似的论点可以用来解释技术变革吗？难道完全是中国失去了兴趣吗？换言之，1400年以后欧洲和中国之问的差异难道是那种趋于技术变革及其后果的取向和看法的不同吗？李约瑟（Needham，1969，pp.117—19）主张，虽然“停滞”的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中国社会确实存在某种“自发的动态静止”。他把它同欧洲的“内在不稳定性”作了对比。在这个观点中，中国社会具有一种地区性的自动调节倾向，这套反馈机制确保中国技术经历所有的状态。有一种观点把东西方差异降格为均衡模型和非均衡模型之间的差异。虽然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与其说它是一种解释，还不如说是一种描述。不过，可以对这种描述解释为这样的意思：平均而言，中国人不知怎地比欧洲人更重视稳定。西方和东方的差异也许在于各自对变化的厌恶，在于各自对变革发生速度的看法。
那么，为什么应该是这样呢？我在前文指出，技术进步是一场正和游戏，有赢家也有输家。不过根据定义，总收益超过总损失。变动成本和潜在的政治动荡可能构成了某些社会不愿意支付的代价。对技术进步的社会成本进行评估是困难的。其成本可能随地而异，且差异甚大。在西方呈现为一顿廉价之极的午餐的东西，在中国也许被视为贵得惊人、不可接受。因此，中国技术变革速度的下降有可能归咎于费（Fei，1953，p.74）所提出的社会偏向的方向性变化。费着重强调，社会冲突常常引起技术变革，而中国社会渴望避免社会冲突。另一个可能性是，社会内部以有利于更保守势力的方向发生了权势的转移。这大概是欧洲和中国的一个关键差异。中国确实出现了勒德主义（强烈反对在任何方面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译注）和对技术进步的彻底抵制，尽管有文件证明的情况较少（Elvin，1973，p.315）。潜在的革新者也许嗅到了危险，对新颖的、常常同西方影响有关联的思想惟恐避之不及。中国的行会仍然很强大，被归咎于阻碍了矿业、交通运输、榨油和缫丝等采用改良技术（Olson，1982，p.150）。有一个作者推断， “市场力量战胜不了敌对的既得势力，即使在转让一项的确很高级的技术时也不能保证成功” （Brown，1979，p.568）。在过去，中国的技术进步一般都会被政治现状所消化，不会干扰既有的秩序。威胁权力平衡的激进的技术变革都被小心翼翼地消除了。
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差异在于，一个社会集团如果认为某项革新有害于自己的利益，就会加以破坏，这样的势力在欧洲要小得多。首先，欧洲的技术变革本质上是一件私人进取心的事情，统治者的作用通常是次要的、被动的。在工业革命以前（或期问）的欧洲，政府很少对非军用技术作出重大贡献。欧洲存在思想市场，政府进入这些市场只是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或者作为一个供应商，不过较为罕见。其次，在欧洲，只要政府对滋养了自己的革新和标新立异的活动选择一种积极敌视的态度，那么它就不得不考虑其相对经济地位，面对由此带来的后果。而且，如果具有创造力和独创性的思想家觉得自己的出生地不够宽容，那么他们可以在欧洲内部发现一个避难所，并移居过去，到头来，反动社会在财富和权力的竞争中一败涂地。
在1400年以前，中国政府比欧洲政府在造就和传播革新上扮演了一个重要得多得角色。例如，中国政府经过慎重考虑，曾经尝试垄断计时技术和天文历法。正如兰德斯（Landes，1983 D.33）所提出的： “中国的君法是一项君主特权，像铸币权一样……君主的时间就是中国的时间。”苏宋的杰作就是在皇帝的命令下由政府官员建造的，也是为政府官员建造的。在中世纪农业大扩张的时，政府在协调水利工程建设、分发技术资料中起到了一个核心作用。官员撰写和出版了农业图书，促进了更快成熟、更抗旱水稻品种的种植，尤其是11世纪初从东南亚引进的称为“查帕”的水稻变种。作为众多农业论著的作者，王祯和徐光启就是政府官僚。早在汉朝（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政府就向农民提供农业改良所需的资金，包括工具和家畜，并积极地促进更优良的犁的使用。1000年以后，宋朝政府向农民提供金钱激励，以投资于改良（Brlay，1984，pp.597—99）。政府还在运输技术的发展和中医知识的传播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中国的帝国政府修建了巨大的国有铸铁厂，从而促进了铁器的使用。甚至在纺织业，元朝以及清朝初期的政府在棉织品使用的传播上也扮演了一个极为积极的角色（Cha0，1977，pp.19—21）。
但是中国政府的支持在某个点上收回了。在19世纪中叶，欧洲人曾试图发展中国的采矿技术，他们发现，没有政府的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这种支持不存在。中国官员对技术进步完全没有兴趣（Brown and Wright，1981，p.80）。在清朝（1644~1911年），中国政府差不多完全停止了提供任何形式的公共服务（Jone，1989）。它不提供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例如标准化的秤砣、商业法律、道路和警察。在许多领域，私人部门设法代替公共部门提供这些服务，但是在技术进步领域，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琼斯（J同上，P.30）推断： “中国的政治结构并没有为经济活动建立_个令人满意的法律基础。”用变革来重申这个主题将更为适当。只要既有的技术和制度没有变化，常规经济似乎运转得相当好。
为什么中国官僚机构在较早几个世纪在技术进步中扮演了如此积极的角色呢？这一点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解释的。其根源常常同农业对水利公共工程的依赖有关联，按照维特佛格尔的著名论断，对水的治理造成了“水利专制”，需要官僚机构才能够管理大型工程（Wittfogel，1957，PP.22—59）。可是到如今，人们广泛认识到，水利治理工程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和地主管理的。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技术信息的传播和水权的法律事务来介入水利治理工程的。然而， “社会统治者要为其臣民负责，在民众和权力机构的关系中存在一个互惠的交流”的观点，是中国一个牢牢地扎根于孟子思想的古老观念，孟子的思想在宋朝影响很大。中国政府本身就需要铁、船等来开展大规模建设。其粮仓系统稳定了粮食供应。政府垄断了某些物品（例如食盐）的国内贸易，对外贸易——在它存在的限度内——处在政府的监管之下。简而言之，在1800年以前，中国政府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部分原因是企图改善人民的经济福利。在欧洲，政府尝试侵犯私人生产领域通常以失败告终，社会契约的思想直到17世纪以前还没有得到充分理解。在欧洲，国王、主教、市议员以及其他代表政府的任何人在有些情况下同消费者没有什么两样，以市场规定的价格从事购买、出售、雇佣、借贷等活动。
中国政府之所以起到这样一个核心作用，大概是因为拥有土地的贵族和知识阶层很少对技术表现出兴趣，从而产生了一个必须填补的真空。中国精英在抑制技术进步上的角色居于众多解释的中心。费（Fei，1953，pp.72—74）提出了一个论点，同早期提出的、与古典文明有联系的观点相似，不过前进了一步。如果受过教育、有权势的阶层对生产没有兴趣，而且缺乏技术知识，那么他们就不会花任何力气来引进技术改良，停滞将接踵而至。费的中心思想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是一个没有技术知识的阶层，其兴趣主要在于过去的智慧、文学和艺术等方面。他主张，中国知识分子通过人际关系来看待世界，是一支保守势力，因为在人际关系中，结局往往是相互调整，而技术变革会引起社会分裂。不知何故，费的解释有点模糊不清：当他写“传统中国”时，脑海里没有具体时间，他也没有说明，明清两朝知识分子的见解是否发生了变化。在所有的知识分子当中，对技术问题缺乏兴趣的确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现象了。然而，技术变革需要在受过教育的阶层和劳动阶层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不论多么狭窄，这种中心思想似乎是一个逻辑命题。在中国，这座桥梁是由政府提供的。
这样一来，君权并不一定同技术进步相对立。但是，对于为什么人们观察到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中国的实例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洞见。首先，用李约瑟博士的话来说，中国往往是一个“单一党派的国家”，两千年来，中国一直受到“儒家学派”的支配。在清朝，官僚机构不鼓励思想不轨者或政见不轨者，而欧洲则是宗教暴力迫害，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和欧洲形成对照的是，中国不存在让具有新思想的智者得以逃生的小公国或城邦。此外，中国在明清时期是由职业官僚管理的，这些官僚至少在理论上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在实践中，选拔过程的腐败和裙带关系很普遍）。这样的知识界精华似乎是欧洲历史学者所希望的，因为在欧洲历史学者的眼里，统治者通常打上了贪婪、强暴和无能的标签，他们对此习以为常。尽管如此，中国官吏对经济进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至少在原则上，这套体制从商业阶层中选取了最优秀的和最聪明的人士，从而把全国的智力资源集中在本质是保守的官僚政治活动上。虽然李约瑟（Needham，1969，p.202）推断：“每一个商人的儿子都有一个念头：成为一个学者、通过科举考试、在官僚机构中往上爬。”这个结论有点夸张，但它确实突出了欧洲和中国之间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异。而在欧洲，工程师、发明者、商人和学者很少属于统治阶层。有天分的人如果不是出生在适当家庭的话，他们通常不可能获得政治权力，这使得他们的精力被导向其他方面。
可是，最重要的是以下事实：技术变革主要是由公共官员和中央政府造就的，这种变革存在着弱点，即受制于政府的赞同和认可。只要政权支持变革，进步才能够发生。但是可以说，政府可以把开关关上，而私人企业不太可能循隙而人。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由官僚机构推动的革新虽然不是不可能，但是革新取决于他们的良好意愿。因为大多数已确立的官僚机构对改变现状往往越来越厌恶，政府所造就的技术进步不太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其实，中国的奇迹已经持续了够长的时间了。当政府失去了推动技术进步的兴趣的时候，奇迹就结束了。
为什么中国政府改变了它对技术变革的态度呢？这是难以确定的。明清两朝的皇帝比起以前的皇帝更独裁、更专制。在他们之前，宫廷政变和弑君事件时有发生，因而中国政治市场引进了一个“竞争”要素。严厉的规定、完全的顺从和因循守旧成为明朝皇帝统治下中国政府的特点。同时，中国的文职人员变成一支保持现状的主要力量。清朝有两个伟大的开明皇帝康熙（1662~1722年）和乾隆（1736~1795年），他们的统治总是被描述为和平繁荣，他们对安抚、秩序和行政管理很有兴趣。在他们寻求稳定的过程中，他们的兴趣和官僚机构的兴趣达成一致。对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而言，稳定高于一切。他们的专制统治阻挡了那种当时在整个欧洲大地怦怦作响的活力。有一个专家（Ferker，1984，p.322）推断，在明清统治下， “政府对现代经济增长的贡献，即使有也很少”。这种观点也许有点夸张，因为朝廷在从17世纪后期恢复的进程中非常积极（Shang Hung—Kuei，1981）。经济发展并没有在18世纪慢慢地停了下来。农业增长主要是通过砍伐森林、开垦南方各省的林地而发生的，政府为此提供了积极的支持。商业发展是开明的清朝君主所提供的稳定的一个自然结果。但是，关于中国宋朝或18世纪的欧洲那样的技术活力，存在的证据很少。到15世纪，帝国政府在发明和革新里所扮演的角色远不如在中世纪时期那么显著，而且在促进技术进步上，政府在中国是没有任何其他实体所处的地位可以取代的。在中国，政府的作用独一无二，没有替代物。在欧洲，恰恰由于技术变革本质上属于私人性质，发生在一个分权化、在政治充满竞争的背景下，才使技术变革得以在很长时间内持续下去，并产生大跃进，不论遇到什么严重的挫折和障碍，其势头依然不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