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利益分化、民主诉求增强以及价值多元等社会尖锐问题及其挑战，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探寻实现利益整合、权利整合和价值整合的基本原则，并遵循这些原则，不断探索实现社会整合功能的科学途径与有效方式。
第一节执政党实现社会整合功能的基本原则
社会整合的最终目的是避免社会陷入混乱和无序状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核心是妥善处理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为了确保社会整合的稳定、良性运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制定一整套实现社会整合的有效途径与方式。制定这种途径与方式，首先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经济发展原则、效率与公平并重原则、民主平等原则、融合包容原则、稳定有序原则等。
一、经济发展原则
所谓经济发展原则，就是执政党在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过程中，要充分注重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增加、社会的繁荣，为实现社会的秩序和公正提供物质基础和保障。这是执政党实现社会整合功能的首要原则。
首先，利益资源的不足是产生利益矛盾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利益矛盾和冲突，实质上是因人的利益无法全面实现以及利益对象不足引起的矛盾和冲突。要解决这一矛盾和冲突，根本问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全社会利益对象的有效供给水平。”[13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32]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其实质内容就是利益矛盾。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之所以存在大量的具体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如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矛盾，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之外，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发展落后，利益对象相对稀缺而远远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需求。而且，由于社会生产力落后，国家财力有限，调节二次分配往往捉襟见肘，加快扶贫致富的步伐、加快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也势必会力不从心。这是我国人民内部利益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经济实力，才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有效渠道和重要方式。凡是促进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利益环节和机制，都是应当提倡的；凡是妨碍和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利益环节和矛盾，都是应当革除的。只有经济发展了，物质财富增加了，才能使社会成员不断受益；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推动后进地区追赶先进地区，才能促进后富群众追赶先富群众，逐渐使经济发展趋于平衡；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才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利益补偿和利益调节。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是说经济不发达，解决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就无能为力，或者说必须等到经济发展了才去解决，而是“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133]。也就是说，社会财富增加了，物质基础丰富了，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实际问题的回旋余地就地大，如就业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交通问题、教育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阶层发展不平衡等，许多利益矛盾解决起来就可以得心应手。
其次，经济的增长为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发展水平和财富的多少，决定着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是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的前提条件。人们所追求的各种利益的实现程度和范围是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较高的生产力水平能够满足人们较多的利益需求；在较低的生产力状况下，只能是普遍的贫穷，根本谈不上物质的丰富和利益的满足。在西方近代社会的利益协调模式中，增加利益对象的有效供给是实现利益协调的根本所在，鼓励发展，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利益协调模式的根本价值取向。然而，“中国传统社会认为，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实质上源于人的私欲，要实现利益协调，就是要控制人的私欲，要反对唯利是图”。即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利益协调模式中，要反对人对利益的追求，用精神的力量来抑制人对物质的需求和动力。“历史地看，儒学强调道义原则，反对唯利是图，对于调解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它对功利意识的过度压抑，则往往削弱了人们追求正当利益的动因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134]中西方利益协调模式的这种历史差异，使得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获得了快速发展的动力，而中国却远远落在后面，造成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其贫富差距较小，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其贫富差距较大。就一个国家来说，在社会转型初期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一段时间内，往往是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时期，而到了社会转型后期，生产力有了发展，加上利益分配制度越发完善，贫富差距就会逐步缩小。[135]政党社会整合能力与水平从根本上说受制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的协调性。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和社会整合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必须抓住一切机遇加快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有效整合，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改革发展和社会整合的成果。紧紧把握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把握了执政党利益整合和社会整合的精神实质，就能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不断夯实，政治权威进一步确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大大改善。执政党发挥利益整合功能的方式与途径不一而足，但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财富不断丰富，进一步做大“蛋糕”，为执政党实现社会整合功能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总而言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社会经济的繁荣会直接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也有利于执政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和实现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
二、效率与公平并重原则
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两大理想目标，是人们用来评价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的重要指标，是执政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这里的效率主要是指经济效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意味着把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增加产品的供给放在优先地位，以便在此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目标。公平绝不是指财产的均等化和收入的均等化，而是指市场主体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参与市场竞争和财富分配。效率与公平，何为重何为轻？究竟是什么关系？“效率与公平并重和统一，就是在生产和经济领域要重视效率，在分配领域要重视公平。”[136]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37]。由此可见，党中央强调的是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和分配过程公平，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在社会利益多元化趋势下，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就是在保证效率居于优先地位的同时，兼顾机会均等条件下的利益关系的协调与平衡，以防止出现收入差距悬殊和两极分化，并最终实现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一种社会目标——应当“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38]。
效率与公平既对立又统一。从两者对立的角度来讲，效率与公平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取代性和矛盾性。过分追求效率有时会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反之，追求公平往往也会以牺牲效率为代价。从两者统一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公平是效率的保证，是效率的重要实现条件与动力源泉。任何一个缺乏公平公正的社会都难以保持长期高效率，缺少公平，也不可能有效率。另一方面，效率是公平的前提和基础。效率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大程度公平的分配基础。总之，效率与公平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
第一，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所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两极分化、少数人富有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贫穷的、平均的社会主义，而是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大多数人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最佳结合，实现最高的效率和最大的公平的有机统一。因此，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必须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原则。
第二，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原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社会，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并重与统一，从而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由全民共享。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139]因此，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原则，才能有效发挥其社会整合功能，维护公平正义，保持生机活力，实现社会和谐。
三、民主平等原则
“民主”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意思是多数人的统治。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提出了“人民主权”原则和“主权在民”学说，奠定了现代民主理论。民主是按照平等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它首先是一种统治形式，即政体。民主只意味着人们在政治领域内获得解放，实现了平等的政治权利，而只有“民选”才能真正贯彻平等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所以“民选”是民主的根本。只有民选的制度还不是充分的民主制度，而没有民选的制度必然不是民主制度。一个领导者、决策者，在做决定之前让下级和人民多说话并发表意见，可称之为“开明”，而不是“民主”，因为最后的决定权在于官而不在于民，这是典型的“官作主”而不是真正的“民作主”，这不能叫“民主”而只能叫“官主”。尊重、调动所有人当家作主的意愿是执政党权利整合的核心，因此必须坚持民主原则，建立多元的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等。
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平等权利，所谓天赋人权是也。公共权力只是人们为了组成社会而交给公共机关行使的那一部分。即使如此，公民也仍然是公共权力的主人，任何人没有高于其他人之上的特殊地位。平等就意味着没有例外，没有特权；平等就意味着人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在《独立宣言》中就有“一切人生而平等”。平等已经成了社会生活的首要命题或自明的真理，无须解释。然而，“君权至上、官贵民贱”等封建专制主义的观念，以及执政党代替人民行事的“全能主义”的理念，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的行使，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开展。“政治权利平等是其他方面平等的保障，离开了政治权利平等，其他方面的平等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为此，在中国社会利益协调过程中，必须首先坚持公民的政治权利平等，绝不能因为利益调整而使公民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受到形式上的和实质上的任何损伤。”[140]对此，党中央提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就为新时期探索执政党权利整合提供了理论依据。新时期执政党要充分发挥其社会整合功能，就必须做到最大范围内的民主与平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民主就只能成为少数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工具，尊重和调动所有人当家作主的民主意愿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执政党要有效发挥其社会整合功能，就必须坚持民主平等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