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融合包容原则
从本质上讲，政党代表的总是社会中一部分社会成员而不是全体社会成员，然而，作为执政党，由于它所掌握权力的公共性，其意识形态不能只是代表“部分”，而应该具有尽可能大的包容性。执政党同在野党或反对党不同，它要尽可能地代表、综合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这样才能动员、聚合起社会上最广泛的力量，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较大的兼容性和融合性。再者，一个政党上台执政以后，该党的意识形态往往会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是我们必须注意，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社会的意识形态，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执政党怎样处理自身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怎样在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发挥导向作用。而这种导向作用的发挥并不能仅仅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对思想上观念上的强力整合，这种强压于人思想的做法是无济于事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在社会利益多元所带来的价值观念多元的社会里，要提高执政党意识形态在价值整合和社会整合中的导向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使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和包容性。[141]
“强调包容性，不是淡化意识形态，更不是放弃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能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因为它集中了人类先进思想的精华。从这个角度讲，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包容性，才使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强调包容性，不能简单理解为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思想、思潮来者不拒，更不意味着把党的意识形态变成一个内容上无所不包、相互矛盾的大杂烩。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恰恰意味着在坚持自己主心骨的同时具有开放性。”[142]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其理论中体现的一系列基本价值，都是同人类基本价值共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之处，不在于它摒弃人类共有价值而另立一套价值，而在于它建立在人类共有价值基础之上，对这些基本价值进行了提炼、综合、补充，使之进一步科学化、系统化，更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都是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成果。在马克思浩如烟海的著述中，马克思自己也认为，真正属于他特有的贡献的主要是三条：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我们主张扩大党的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实际上，确切地说，这个‘扩大’，应该叫做‘恢复’，因为这种包容性本身就是存在的。”[143]
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愿望和要求充分表达的情况下，政治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社会政治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这些变革和要求的兼收并蓄程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以及利益主体的多样化，我国社会的物质利益、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和就业方式日益多元化，必然给人们的文化生活、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带来多样性。多样化的民众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影响，从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适应性与导向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需要更加重视意识形态的建设，不断以新的理论充实意识形态的内容，扩大其包容性，增强其内涵的底蕴，以融合其他思想体系的文明价值，为社会整合提供思想文化的支持和帮助。这种融合包容的政治文化体系，不仅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合理的外来文化，而且还能适时地吸纳新兴阶层和群体的新的政治信念体系。可见，融合包容原则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转型期发挥社会整合功能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
五、稳定有序原则
执政党在发挥社会整合功能时必须遵循稳定有序的原则，即在社会整合中必须稳步推进，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和循序渐进地展开，而不可操之过急。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推进，使社会结构分化和利益分化的速度也随之加快，大量新的社会结构要素分化出来。社会分工的明细化和分工范围的扩大意味着做成一件事往往需要很多人的协作和配合，意味着一个人要与不计其数的人发生利益关系，这不但增加了个人之间利益对立和矛盾的可能性，而且增加了群体之间利益的摩擦与冲突，打破了原来相对均衡的利益结构模式和状态，造成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带来了因社会上存在大量利益冲突与摩擦而对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144]这种潜在威胁，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直接导火线，广大民众的既得利益也将因此而受到损害。为了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对“冲突”进行“有序”的整合。
执政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可能会有所增加，而另一些社会阶层的利益将会受到影响和消减，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冲突和摩擦有时会尖锐和强烈，正因为这样，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决不能采取暴风骤雨式或一刀切方式来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而要分析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冲突和摩擦形成的根源之所在，然后对症下药，对不同的阶层和群体要有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有针对性地实施其社会整合功能，要在理顺各方利益关系中总结经验教训，并最终形成与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利益整合新手段新模式[145]，以此确保我国的政治稳定与社会有序。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正如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146]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发挥社会整合功能时，只有坚持稳定有序原则，才能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利益协调与利益平衡稳步前进、有序推进，取得良好的成效。
第二节构建利益整合的有效机制
所谓利益整合，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在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得到调整，使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以及利益主体与利益对象之间处于一种和谐状态。通俗地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共同的思想基础、通过一定的机制，把各种分化的利益凝聚到正确的目标上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合理合法需求，最大限度地反对各种非法的利益追求。说到底，利益整合就是执政党要站在“公允”的高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差距与利益冲突已经成为人们之间、群体之间发生问题与纠纷的重要动因。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环境变化客观上要求加强党的利益整合。而且，从更为重要的角度看，推进执政党的利益整合是党的发展、党的事业壮大的内在需要。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必须加强利益整合，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此外，利益整合也是一种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提高利益整合的能力，才能更好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怎样推进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呢？这里，着重探讨四种机制：一是建立健全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二是建立健全科学的利益补偿机制，三是建立健全公正的利益调解机制，四是建立健全有效的利益约束机制。
一、建立健全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公平正义的社会既不是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利益均等化的社会。与社会公平正义相一致的收入分配制度，应该是反映要素贡献的公正的制度安排，应该是改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合理的制度安排，应该是保障个人合法权益、有利于社会公正和焕发社会活力的有效的制度安排。而公正、合理和有效的分配机制的最终形成，离不开相关的制度供给来打破各种利益障碍和人为的阻力。[14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利益分配机制是调整广大民众利益关系最重要、最直接的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历了四次收入分配制度上的变革：从计划经济时代单纯的按劳动力、按人头的平均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兼顾效率与公平，到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48]。从四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进与变革来看，针对不同阶段的不同问题，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侧重点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改变。目前，国民收入分配过度向政府和资本倾斜，使得初次分配出现“强资本、弱劳动”，再分配出现“强政府、弱居民”的现象。缩小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各种差距，最重要最直接的就是要建立健全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从初次分配和社会再分配入手，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规范垄断行业的利益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完善社会再分配制度、规范社会再分配秩序等。
（一）注重初次分配
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是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自发的行为，正是由于初次分配的自发性和人们一味追求效率，使得初次分配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不公正性。因此，需要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促进就业机会公平。2013年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加大教育投入，强化职业培训，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足额提取并合理使用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保障职工带薪最短培训时间。新增财政教育投入向职业教育倾斜，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建立健全向农民工免费提供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制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及其人力资本含量，提高技能人才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大力支持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小型微型企业和创新型科技企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完善税费减免和公益性岗位、岗位培训、社会保险、技能鉴定补贴等政策，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完善和落实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等鼓励自主创业政策。完善和落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在国有企业全面推行分级分类的公开招聘制度，切实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149]这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重要保证，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需要。只有提高广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广大劳动者才能通过素质和技能的提高来增加其劳动报酬。
第二，进一步规范垄断行业的利益分配制度。目前，我国的民航、水电气供应、烟草、电力、电信、金融、保险、铁路等行业都是官办官营，国有国营。这些垄断行业多年来受既得利益的驱动，凭借其垄断地位垄断市场、垄断价格，排斥竞争，获取了高额利润。对此，要深化行政性垄断部门的改革，认真解决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问题，对其利益分配活动在制度上加以规范和限制，如对电力、电信等行业，应由国家财政部、发改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其他相关部门研究，降低其产品及服务价格；对水电气供应等行业应提高其资源税；对于烟草行业应提高消费税率；对金融、保险等行业应加强其薪酬管理，盈余资金用于充实其自身资本以及增加积累；等等。[150]合理分配和使用国有资本收益，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逐步缩小行业工资收入差距。建立与企业领导人分类管理相适应、选任方式相匹配的企业高管人员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综合考虑当期业绩和持续发展，建立健全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薪酬的制度，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缩小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151]这样就会逐步打破政府对铁路运输、电信、电力等非自然垄断性行业的行政垄断，积极推进这些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此规范垄断行业的利益分配制度。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国有土地、海域、森林、矿产、水等公共资源出让机制，加强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监管，防止通过不正当手段无偿或低价占有和使用公共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