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讲话是1928年11月6日讲的。过了一月，他又作了一次报告，详述他改造“一中”的办法，并拟成立一个教务委员会来作为管理机构，请徐名鸿，张俶知和黄艮庸三位委员来帮他处理日常工作。一切安排妥当，准备于1929年春季开学后实施一切改革办法。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由于李济深因桂系反蒋而被调往南京，时局发生变化，因此梁的愿望与计划，一时难以实现。他看此情形在广州无所作为，于是把学校的事交给黄艮庸负责，自己带领一帮人离开广州，由南到北去各地考察当时正在一些省份掀起的乡村改进运动，准备将来回省推行“乡治”。
1929年2月，梁得到广东政府的资助，偕其同志冯炳奎、周用、马毓健、伦国平、杨遂良等人，离开广州到上海，旋即参观了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江问渔等人在昆山安亭乡徐公桥办的乡村改进会的办公处所及一所小学校。他们的改进事业，总的说来，是要农村有组织，农民有自治能力，农村经济改进，农业改进，文化增进，一般生活之改善，等等。梁观看了实际情况，并听了黄、江等人的介绍，感触良多。他说：“我看到提倡职业教育运动的同人，回转眼光视线到农业上、到农村上，而一向的职业教育运动转变成功为一种乡村改进运动或农民运动，是令我非常愉快高兴的。”接着他对改进的一些做法，如人是从外面聘请来的，办公所是外面贴钱修建的，道路是外面贴钱修筑的，教育是外面贴钱来举办的，等等，提出批评意见。他认为：这样做困难虽没有了，但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农村这么大，数十万农村之多，如果每村都靠外力来维持，那么所要的钱和人才从哪里来呢？若说做完一处，再做一处，并希望别人闻风兴起，那只怕中国民族的命运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因此他主张人才与钱的问题，必须以取材于本地为原则。若拿这个标准来评论徐公桥的做法，显然是不能达到普及效果。最后他很坦率地对其他主人说：“诸位是在现状下尽点心，做些应做的事；而我则要以‘中国’这个大问题，在这里讨个究竟解决。”但要如何解决这个大问题，梁也说不清楚。他的主张如何实现，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还是在摸索过程中。
在参观过昆山徐公桥的乡村改进事业后，他往北走，到了河北定县参观晏阳初主持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在该县翟城村兴办的乡村改进事业。梁等在米阶平、冯梯霞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这个模范村。这个村三百几十户人家，家家都有副业，如纺纱、织布等等。因此，生活比较富裕，故有“家给人足”之称。村中设有村政委员会，训导本村之自治。村中所办事，主要有两所学校：一是男校，二是女校。平教会在翟城的工作，一部分是推行平民教育，一部分是办理社会调查，并设有农业及牲畜改良试验之农场，植树造林，挖井抗旱，故农产量为之大增。梁参观后评论说：平民教育之转向农民身上，并扩大充实其内容意义，当然是一大进步，但“中国”这个问题不是从教育上或从一种社会事业上能得到解决的。他认为农村的改造，根本出路在于开发产业；若产业不能开发，则其他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若单从教育上下工夫，那是无济于事的。
之后，梁等又转到山西太原。在此他们又参观了该省在沁源、汾阳、介休、赵城等县兴办的乡村自治情形，并到五台县河边村拜会了正在那里休养的省长阎锡山，与他讨论乡村自治等问题。当时阎锡山有两句名言：“用友不如用民，用民不如民自用。”还有一句叫做“用众治众”。大意是说，村政是最好的民众运动，因为是全民的，所以与工会、农民协会等运动不同。如果照农民协会的办法，在他们看来，是有意分化社会，利用乡间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作对，形成阶级斗争，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由此可见，阎推行乡治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他们自己的统治政权。
梁漱溟在参观过山西省的村治后，对他们的主张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不过对其所采取的措施，认为缺乏自治的精神。如村长一职，多数落入土豪劣绅之手，而这些人常是借着“公事”以达个人目的。他们上可交结官厅，下可欺压百姓，从中取利。于是梁不无感慨地说：“当此无法律无秩序时代，生存竞争激烈，此种人应运而生，实属势所必然。可以推想村长一职，落于此等人手者居多，结果，村制定了！自治完了！只是这某人自治罢了！”除村长问题外，还有村民、制度、钱财、办事、筹款、薪金等问题，他都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不同的意见供对方参考。最后他总结说：“对于山西村政的批评两句话可以尽之。一面是太过不注意；一面是太过用力气。”大意是说：当政者没有看到问题的难处，不顾客观条件，依靠行政或主观上的愿望强力推行乡治，其结果事与愿违。在他看来，全无引人民自动的好方法，而只是靠上面用力去推动，结果是大推大动，小推小动，不推不动，最后怕是推也推不动了。因此他对阎锡山说：“天下事，还得自然些才行，硬做是做不来的。”
梁漱溟在参观过上述三个地方后，按原计划是要返回广东的。但由于同年3月李济深在南京因反蒋事发而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此后时局也随之起了变化，因此梁也不能再返回广东了。对这段生活，他后来回忆说：“李济深倒了，我的乡村建设计划在广东搞不成了。我离开了广东。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一阶段。”
到河南办“村治学院”
嗣后，梁便落脚在北平，寄居于清华园内，准备将平日所思考的问题写成《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公诸于世。后来因故未能写成而中道停笔。正在这时，梁接到友人王鸿一来信，称：“阎锡山、赵戴文深感中国必须别求出路，誓愿尽力村治建国运动，函盼北来，共商一切。”王是山东郓城人，早在1921年任山东政治教育专员时就已认识梁漱溟，那年梁到山东讲学，就是他建议山东教育厅邀请去的。这时他在山西做阎锡山的幕僚，梁是时滞留于北平，无甚紧要事，故于当年秋应邀赴太原。
梁到太原后，即往晤阎锡山。阎对当时国内各方军阀存在一触即发的内战形势，表示忧虑，因此请梁到太原来就如何治理山西及在此混乱时局中如何得以自保等问题，向他请教。此行，后来据梁回忆说：“阎初求避免战争，率知其不可得，转而谋改造政局。其改造理想，初意盖有如鸿一所云‘别求出路’者。别求出路，意指中国不当追从于欧美或苏联。……阎氏以为欧美民主，苏联党治，各有其制度，吾人今皆不取，而必求其所谓中国者，然则其制度当云何？索愚为规划。”对上述问题，梁认为“制度”之事，是从事实中逐渐形成的，并非悬想可得，故置而不论。但人们处于旧制度崩溃而新制度未成立之际，民族文化根本崩溃，外来文化杂然并陈之今日，其所大患在于法制屡更而均无效也。在此混乱时局中，他对阎求避免内战之用心，深感敬佩，并希望阎能“不易不移，终其斯志”，发展经济，普及教育，建设民主政治。此外，他还劝阎氏，以沉痛之言，揭穿时局真相。他说：“一切党治民主之名，均无所用之。问题关键不在虚慕民主，而必在国人肯说老实话。”对当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他非常反感，主张“党外有党”。按照他的意思，国民党应该承认异党之存在。至于国家之政治制度，他主张地方分权而治，大权集中于中央的政体。他说：“窃意中央之于地方：（一）宜以领导地位自处；（二）以联络中心自处；（三）以监督地位自处。”试以经济建设为例：召集会议，统筹规划，方针自寓于其中，设施之事则委于地方自为之。除上述之体制外，他还主张在中央设元老院或枢密院等机关，让国民党之元老居其中，初无一定职守，但关系甚大，如英王之于英国政治一样。梁上述主张和意思，曾当面向阎锡山陈述过，并在他离开太原时留下一封长信，再次给予表达。其效果如何？梁回忆说：“愚返北平后，从报纸得悉阎与南京电文往复中，曾提出有设枢密院之议，似本于愚之主张而来，但其内容又自不同。愚主张诸巨头分负地方责任，而以诸元老居中央，监临于上。阎电则请蒋与冯、阎等皆解除实际责任，同入枢密院。”可见，阎对梁的献策是有所选择的，并不是言听计从。后来，阎与冯玉祥联合与蒋介石对抗，内战又再次爆发。这使梁漱溟感到痛心和失望，于是他认为阎锡山言行不一，说的是一套，干的又是另一套。梁对此愤恨累日，最后写了一封信给阎锡山，辞去顾问之名，并谢却其每月致送之重金。
1929年秋，梁因王鸿一之介得识梁仲华。梁仲华当时奉河南政府委派筹办河南村治学院，遂邀请梁漱溟帮忙，并约他接办《村治月刊》。梁搞的是“乡治”，王鸿一、梁仲华等人搞的是“村治”，其实质都是一回事，因此梁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接办了王鸿一1929年1月在北平创办的《村治月刊》，并受聘为河南村治学院的教务长。该院是王鸿一向当时占据河南的冯玉祥建议，得到冯的赞助而成立起来的，院址设在河南辉县百泉，院长是彭禹廷，副院长是梁仲华和王怡柯。他们都是河南省村治派的代表人物。该院于同年12月招生，翌年1月开学。梁参与筹办。开学后讲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之前，他发表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一文，阐述了该院办学的宗旨。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是一村落社会，因此谈到国家建设就要着眼于农村问题之解决，除此必无生路。改造中国政治，也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也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具体做法，首先把农民组织起来搞好合作社。他在该文里说：“农村产生合作组织既立，自治组织乃缘之以立，是则我所谓村治也。”又说：“政治意识之养成，及其习惯能力之训练，必有假于此；自治人才与经费等问题之解决，亦必有待于此，顷所谓借经济引入政治，实为不易之途；有异于此者，断知其失败而已！乡村自治体既立，乃层累而上，循序以进，中国政治问题于焉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必与其经济问题并时解决；中国经济上之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文章后部分谈到该院具体方针时，他说：“本院秉承本省省政府委员会会议决案以成立，分设农村组织训练部、农村师范部两部。农村组织训练部盖根据本党政纲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之条，暨总理遗教地方自治之政治组织同时并为一经济组织之旨，以从事农村组织之研究及其实习训练。农村师范部盖本诸教育界所公认乡村教育必当特别致意之旨，以从事乡村教育之研究与训练。至若农业改良之试验研究，自亦属分内应行致力之点，故并附办农业教育及其推广。”综上所述，前部分谈其乡治思想，后部分谈其办学的依据，主要还是根据当时政府的条文及孙中山先生有关地方自治的遗教，然后再结合自己的认识而归纳成文的。此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梁在乡村建设问题上的理论及其主张，是一篇代表作，反映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
梁在另一篇《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中说：“我们几十年愈弄愈不对的民族自救运动，都是为西洋把戏所骗（自是出于自家的迷惑颠倒，怪不得人家）。殊不知西洋戏法，中国人是耍不上来的。”又说：“否认了一切西洋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这段话明显地道出了他的思想和主张，仍然是坚持他过去的看法，反对一切“西化”，要往“东走”，走自己本国立国之道，即他所谓的“乡村自治”的道路。他的思想过去是着重于文化方面，这时不同了，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