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德治。受儒家经典思想影响，中国古代政治领域具有“德治”的传统，注重“官德”，并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公忠”，强调不能将天下视为私家之物，非一人所能治理，凡事皆应出于公心；“廉政”，早在先秦就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将廉洁廉政视为“政之本也”；“诚信”，认为内心有诚，才能言而有信，法令有信，才能保其权威，诚信是国家和社会良性运行的保证；“用贤”，早在科举制度产生之前，就有访贤、察举、征辟、九品中正等选拔方式，主导思想是出于公心，任人唯贤。
追求和谐。天时、地利、人和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和谐思想。历朝历代统治者在维系社会稳定的过程中都意识到对内、对外、对民、对官和谐调和的重要性。孔子强调治国以和为贵，“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明确指出“人和”是克敌制胜的首要条件。应该说明的，中国古代对“和谐”思想的认识，不是一团和气，而是“和而不同”。人们通常只注意到《论语》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提法，而不知道将这一概念最早运用于政治领域的，是春秋时代的晏婴。《晏子春秋》中有“忠臣与君和而不同，谗佞与君同而不和”的论述，按照晏婴的观点，君臣之间应该容忍不同的政治观点，“和”则国兴，“同”则国衰。
2.传统组织文化中的消极面
人治大于法治。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君权至高无上，虽然人治并不排斥法律的制定、执行和遵守，但始终强调“人”高于“法”。政治的清明不是寄托于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实施，而是寄托于“明君”和“清官”。老百姓遇到难解的冤案，往往更愿意采取“拦轿”“告御状”的方式，而解除民间疾苦最解气的办法就是杀掉一两个贪官。贪官一除，人心大快，皇上还是明君，苛政依旧是苛政。这种人治环境下的全能型政府文化传统延续至今，不仅加大了社会运行的成本，更使得政府角色经常处于一种混乱状态，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甚至连观众也当。
“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是贯穿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一条主线，其实质是“以利为本”，当官就可以拥有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就可以恩泽朋辈亲友，只要吃得十年寒窗苦，就可以“一举成名天下知”，从此打开财富权力之门。这种“官本位”文化造成了“官”和“民”的对立，不仅地位悬殊，更水火不容。“官”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民”则只能唯唯诺诺，期待“官”施以恩惠。这种“官本位”文化与中国古代提倡的“民本”思想形成了一对矛盾，实际上，“民本”的前提是“尊君”，只有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之下，统治者向下俯瞰，才谈得上“重民”。“官本位”思想在今天依旧有着强大的市场，体现在个体上，很多人眼睛向上，使出浑身解数往上爬，当了官就要在短暂的任职期内尽量地捞上一把，“官”与权、财、色联系在一起，滋生贪污腐败、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体现在组织上，政府机构衙门作风严重，办事效率低下，行政人员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态度蛮横，官民争利，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等。
封闭僵化。长期小农经济的影响，使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封闭保守的特征，决策过程缺乏公开、透明和监督，久而久之，公众的参与意识也日渐淡漠，更愿意出现一两个唐太宗和包青天代理一切事务，而难以迸发出民主的思想火花。封闭僵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形式主义，官员注重自身“政绩”，逐级敷衍塞责，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弄虚作假，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3.塑造社会转型期的组织文化
（1）“人治”向“法治”转变，“德治”并重。1997年，党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将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变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0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
在组织文化领域，“法治”与“德治”是密不可分的，法治追求“惩恶”，德治追求“扬善”，二者内在的统一是公平、正义、合法的组织文化。法治追求采用外在的刚性法律手段界定权力的边界，控制组织及个人心理、情感、价值偏好等不确定因素。德治强调用道德这样一种人们“内心的法”，进一步协调刚性法律难以覆盖的领域。“无论是在何种社会治理模式中，法律都是一种外在性的规范，不能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以法律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因此具有了不完整的性质，因而需要有一种更高的社会治理模式来取代它。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就是法治与德治有机统一起来的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2）“官本位”向“服务型政府”的文化转变。以服务为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的政府就是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职责包括，提供良好的公共政策、公共产品、公共环境、文体、医疗、交通、社会保障，保护自然资源和共有资源，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市场竞争和社会公平等。建设服务型政府，首先要从观念上改变公务人员等级特权思想，树立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其次，要优化公共部门职能，强化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角色；最后，要重新树立公共部门与公众的信任关系。
（3）封闭保守向开放高效的文化转变。打破传统不计成本的公共行政特点，以“公众需求”为导向重新界定和划分公共部门职能，遵从信息化社会电子政务的要求，节约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促进行政管理模式的革新，努力提高公共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建设高效政府。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国家层面看，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看，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这些我们一度难以接受的西方组织文化观念，而今明确写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标志着这些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正式进入转型期的中国组织文化领域。
案例选读
从“抢盐风波”看重塑政府信任关系
2011年3月11日，日本地震引发海啸，导致福岛核电站爆炸并引起泄漏。而在中国则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抢盐风波，原因是民间传言：吃盐防辐射。与经历地震、核泄漏等一系列灾难，数以万计的日本人尚能够秩序井然地互相帮助，从容地撤离与避难相比，远离事发地几千公里之外的中国却引发一场抢盐闹剧，不能不令人汗颜。实际上，这已不是中国百姓第一次陷入如此恐慌：2003年SARS来袭时，抢购板蓝根、84消毒液、口罩，2010年以来大豆、蒜、姜、糖、食用油这些生活必需品先后上演“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油你涨”引发抢购……谣言让百姓的生活更加劳碌、焦虑、浮躁，很多人评价中国社会进入“高风险运行状态”。
与此相对应的是各级政府和公共组织声音的滞后而苍白。为什么“官言”比不上“谣言”？如何构建官民互信，重新塑造政府和公共组织公信力问题已经急迫地摆在了决策者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