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特别重视出口商品质量。1959年他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出口商品中大约有百分之几的东西质量很差，有些东西很不成样子。对此，进口国家的反映很不好。一个苏联工人来信说，他们夫妻因为新婚，买了一对我国出口的幸福牌金笔，回去一用，一支漏水，一支不出水，幸福变成不幸福了，对这对夫妇来说，的确带来不愉快。“苏联外贸部告诉我们，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到二百八十多封群众来信，反映中国商品质量不好，说过去中国货的质量很好，现在如此，很是痛心。不仅兄弟国家有此反映，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反映。出口商品的质量是很重要的，对外贸易一定要保证质量”。周恩来对外贸产品质量的要求是一贯很严格的。就是十年动乱期间。他重病在身时，仍然十分关心这件事。1971至1972年间，他对援外装配的飞机和汽车生产质量问题作过严厉的批评：“歼六四十架，原说是为援助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七架不能交付，占全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五。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么？”“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从这里可以看到，周恩来是把外贸产品质量问题同国家的信誉联系起来，从路线的程度来看待的。
他常常教导外事人员说：外事无小事。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都不能马虎。周恩来这种从外交斗争的全局、从国家利益的大局看待外贸产品质量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外贸工作仍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五，周恩来以其超人的智慧和坚强的毅力，开通了与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发展贸易的渠道。
早在建国之初，美国对我搞禁运封锁，日本敌视中国，整个西方国家同新中国处于对峙局面。周恩来为发展我国外交与外经贸事业进行了迂回曲折而又卓有成效的斗争。通过以货易货，以民促官，以外贸促外交等种种途径，很快地不但打破了国际敌对势力的封锁，而且把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逐步扩展到了世界五大洲。其中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我国先后进行三次大规模的引进：第一次是在50年代，从苏联引进156个项目，大多数成为我国工业基础的骨干企业；第二次是自1962年至1966年，同西方国家谈判成交的成套设备20多项，合同金额约3亿美元，主要有石油化工、化肥、化纤等方面；第三次是从1972年开始，从西方国家引进化肥，乙烯，和1.7米轧机等成套技术设备，共计43亿美元。这些引进项目的建成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此外还从英、美引进了飞机发动机制造技术、卫星地面接收站、飞机惯性导航设备，对我国发展尖端科技起了促进作用。
周恩来一贯主张“外交发展了，外贸也要发展”。自中美关系正常化迈开重要一步的1972年2月28日《联合公报》发表以后，周恩来积极寻求不同政治制度下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于1973年6月邀请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来华访问。周恩来同戴维·洛克菲洛谈话时探讨了三个问题：第一，达成了通过两国银行合作渠道促进两国经贸发展的共识和协定。周恩来肯定：“中国银行可同大通银行直接办理互相汇款和支付旅行支票的业务，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样，结束了自1949年10月以来中美两国贸易来往不能使用美元或人民币计算而只能使用第三国货币来计算，这是很滑稽的事实，开辟了“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这是我国迈开通过国家银行合作的渠道发展对外贸易的第一步。第二，双方确定通过互派人员考察相互的市场和国家需要，减少盲目性，在平等互利和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同年秋季，美中贸易全国理事会派出了一个由二三百家美国公司组成的代表团参加我国1973年秋季广州交易会。周恩来对美国客人指出：“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周恩来在结束谈话时还强调：“互相多接触就能够推动发展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可以说，周恩来同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的谈话，确定了发展中美经贸活动的方向并共同寻求合作互利的渠道。第三，从60年代后期以来台湾、香港等地区发展经济贸易若干新鲜做法，周恩来提出发展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有利双方的贸易办法。周恩来对60年代末、70年代初台湾经济贸易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是很关注的，但对其发展贸易迅速的原因不甚清楚。他对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谈及此事时说：“我也是这两年费正清教授跟我谈了这个问题我才知道，原来我很奇怪，它的贸易额为什么高？一调查，清楚了。它吸收了一部分外资，这部分外资当然是支持它的。而且你知道，台湾的劳动力很便宜，比香港和日本还便宜。”周恩来话音一落：美国客人接着说：“而且他们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优惠条件。”周恩来在谈话时表示过：“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严在台湾替蒋介石作帮手。”周恩来接着说：“他本来在国民党中没有地位，只是在银行中有一个小职位，但他对做生意，搞贸易有那么一套，这对蒋介石有好处的。”周恩来归纳了严家淦做生意，搞贸易的一套做法：一是知道一些国家市场的需要，主要是加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二是在台湾根据国际市场的商品需求办加工厂或来料加工厂，提出一些花样更新、色彩更好的商品，对外销售；三是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办来料加工厂，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四是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几项做法，就促使台湾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在“文革”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以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正确概括台湾经贸发展的若干措施，不仅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勇气，也反映了他非凡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为我国寻求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发展双方有利的贸易途径，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下，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周恩来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
三、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把学习、利用、发展结合起来
1956年5月3日，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明确提出：“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这是一个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方针。周恩来提出这个方针的前提是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统一起来，发展我国的经济和文化。他说：“从社会制度来说，我们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中间道路的。但讲到国家关系，就不能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好，非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不好。”“还要有另一条，那就是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让人民选择。因为有这两条，我们就必须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学来，这样，我们的制度就会更优越，我们就能在和平竞赛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应该承认，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方面“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周恩来把学习、利用、发展三者统一起来，他强调把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如何做到学习、利用和发展三者有机结合呢？周恩来强调要采取的正确态度和正确方法，纠正错误的态度和方法：
第一，必须首先纠正那种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周恩来批评了那种认为我国科学经济的落后反正不能马上改变，反正需要靠苏联的帮助的依赖思想。他认为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外国经验，必然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碰到什么问题就学什么，没有全面规划，这样永远摆脱不了依赖和模仿的状况。这样的方法是错误的、有害的。正确的方法应当作出全面规划，分清轻重缓急，有系统有计划地利用国际科学的最新成果，尽快地赶上国际的先进水平。
第二，必须纠正近视的倾向。周恩来明确指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因此，“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1956年初，周恩来又一次指出：“过去几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国在目前需要在技术工作方面多投入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的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
第三，必须打破大国主义的倾向。周恩来指出：“我们是一个大国，由于我们的努力，社会主义建设可能发展得更快一些。”但是，“我们要时常看得远一些，骄傲自满总是危险的，而且我们国家这么大，容易有大国主义的倾向”。周恩来要求各部门经常地检查这个问题，防止这种错误倾向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