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在撰写《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的序言中指出：“周恩来是一位世界性的政治家。他不仅智慧过人，富有魅力，胆识超群，而且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鞠躬尽瘁，把自己一切都奉献给了他的国家和人民。这样的人物是极其罕见的。”事实正是如此，无论在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艰苦创业、治国兴邦的和平建设，他心里装着的是天下和百姓，唯独没有自己。周恩来在国家总理岗位上度过了26个春秋，为祖国的山山水水、为百姓的衣食住行，日夜操劳，鞠躬尽瘁，奋斗一生。
周恩来是以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作为自己言论行动的最高准则的。他经常强调这么两句话：“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两句话，为的是实现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周恩来在1962年3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提出的“在我国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英国和法国花费三百年时间所做的事情，美国花费二百年时间所做的事情，我们只要花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就一定能够做到，而且要做得比他们好得多。”
新中国的建设，是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艰难起步的。旧中国的经济遗产，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百废待举。在旧中国，由于政治黑暗，长期战乱，到1949年的工农业生产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国民经济中工业与农业的比重十分悬殊，抗日战争以前，大约现代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在这么一点工业中，1949年使用大机器生产的仅有17％左右工业技术基础薄弱，部门行业残缺不全，布局畸形，呈现严重的半殖民地性质。1949年同抗战前最高年份相比，工业产值下降1／2左右，其中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1949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只有124亿元，工业职工仅有3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5.6％。1949年全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也很低，钢只有15.8万吨，煤0.32亿吨，原油12万吨，发电量43亿千瓦小时，布18.9亿米，农用化肥0.6万吨，金属切削机床0.16万台等，这对于一个拥有4亿5000万人口的大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号称“农业立国”的我国，但在1949年的粮食产量也只有113.8万吨，棉花44.4万吨。总之，这样的工农业水平还比不上印度，印度钢产量为中国的4倍。1950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70美元，不足印度的1／2，仅为世界平均数的7％。如果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是惊人的。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的钢铁工业为例，1949年美国钢产量7070万吨，中国仅有15.8万吨，相当于美国的0.2％，人均钢产量只有0.58市斤，在世界排第26位。所以，在旧中国，一吨优质钢，一根钢轨，都得从外国进口，连建筑用的钢窗、铁钉也得向国外购买。旧中国，国弱民穷，贫富悬殊，连年物价暴涨，失业工人难以糊口，贫苦农民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中国人被西方国家讥讽为“东亚病夫”。
周恩来担任开国总理的26年间，新旧中国两重天。共和国的经济，从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到建立起初具规模的比较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许多新兴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幅员辽阔的内陆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建立起现代工业；农业迈开了机械化的步伐。从1949年到1975年，我国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年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请看下列数字：
从60年代起，我国开始有了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氢弹、远程导弹等项试验成功，有了自己制造的核潜艇和核电站、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收回等科学技术成就，中国建立了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部门，1962年提前五年完成了第一个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所有这一切，无不凝聚着人民总理周恩来的满腔心血和超凡智慧。共和国的26年建设，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我们国家继续前进的可靠阵地。
周恩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奠基人。他主持和组织我国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给我们留下来的，绝不是在这本小书里所能完全概括的。现在，仅从若干主要方面反映周恩来对构建共和国经济所作的奠基性的贡献。
一、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
共和国建立伊始，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在这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周恩来语重深长地告诫全党，在城乡关系问题上，必须防止忽视工业、否认或忽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作用与忽视农业和乡村、否认或忽视农民和农业这样两种错误偏向，而应明确：“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他还特别强调：“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指导方针。
当我国进入以实现工业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周恩来经常反复说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正确处理农业与工业关系这个带全局性的问题。他科学地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就是说，农业的发展水平是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为什么？周恩来说明工业的发展，要看农业五个方面的问题：一、农民能够供应多少商品粮食给城市和经济作物区，就能够办多大的工业。因为办工业的本身不能出产粮食。二、农业能够提出多少劳动力到城市办工业、交通、文教等。三、农业能够生产多少工业原料。工业原料不仅是轻工业用，如棉花、烟叶、糖料、麻、茶、丝等等，而且还供应一部分重工业用，比如钢丝绳就要用麻绳作心，甚至于现在建筑工程也用竹筋。四、农业能够提供给工业多大的市场。因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生产出来的东西，不管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主要是销在农村，农村是最大的市场。我们应该以国内市场为主。五、农业能够提供多少人来发展运输。总之，按马克思的观点来说，集中的一句话就是农村能够供应多少商品粮给城市，就能够办多大的工业。要使商品粮增加，农民能够吃且有余粮，那么，我们就得过农业关。为此，“必须把全国农业都要搞好，要把干部的思想搞通，好好搞农业生产，过好农业这一关”。
周恩来在领导我国农业生产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
第一，根据我国耕地少、人口多的矛盾，他提出提高农作物特别是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是我国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周恩来借鉴了国外的经验认为：“美国每亩的产量比我们高，欧洲有几个国家像丹麦这些地方，单位面积产量也是高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做到，它那样的所有制，那样的制度都行，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表现优越性呢？所以说，有工作问题，有时间问题，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经过一段时间，是肯定能做到的。”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周恩来提出：“依靠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逐步地改进农业生产的技术，兴修水利，增加肥料，推行先进经验等，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实行各种增产措施的时候，我们又必须采取国家的工作和合作社的工作互相结合的方针。”要使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从国家的工作来说，一是要保证必要的投入。应该由国家和地方举办若干大、中型的水利工程，如黄河、淮河、海河等流域的治本工作和各地方的防洪、防涝工程等。应该由国家积极发展肥料工业，并争取多进口一些化学肥料，以增加肥料的供应。此外，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中小型农具、车、船和机械维修材料等等，都需要国家投入必要的财力办厂生产以支援农业生产。二是要依靠科学种田。应该积极开展技术指导工作，一方面，吸收外来的先进增产经验，并且根据科学的试验和研究的成果，因地制宜地加以推广；另方面，也应该积极注意总结和推广当地的先进增产经验。在推行技术改进的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时，必须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步骤。要先试验，后推广；推广时，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征求当地老年农民的意见，绝不可强制推行。周恩来提出发展农业生产这两条措施，经过几十年来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两条基本措施得到坚持和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增长，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这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无论忽视或者放松了任何一条，农业生产就一定受到影响，这也为实践所证明了的。
第二，要保护现有耕地，还必须就地开荒和边疆开荒来增加耕地。周恩来深知我国耕地少的困难，提出要保护现有耕地和开荒新的耕地的重要思想。1961年，周恩来同一位西欧的外宾谈话时说：“中国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国家，有九百多万平方公里，有六亿五千万人口。但人口分布极不平衡，有的地方极密，有的地方极稀。即使像你说的，发展到十亿人口时，也只是一平方公里一百人。在中国，可耕土地的面积很小，只有一百万平方公里多一点。中国可以再增加一倍耕地。经过长期努力，这是可以实现的。”尽管耕地少，但“大跃进”以来，“在农业的耕地上，常常占了很多平坝子搞工厂。比如兰州、西安、洛阳、郑州、成都等地都被占用的一些坝子，都是好地方；河南的新乡、河北的一些平原，动得更多；山东，江苏、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也都有很多耕地被占用。这几年开荒的亩数与被工业、交通（铁路、公路、机场）、学校、机关所占用的耕地亩数折合起来，全国耕地总数减少了八千万亩。我们的国家虽然大，但是好地、平原并不是那么多，而且这些地方人口又很密。这一点我们有些人没有注意，所以影响了农业”。周恩来针对1958年以来，大量占用耕地的严重情况，1961年在总结这一教训时发出了郑重的忠告：要保护现有耕地，这是我们国家和各族人民赖以生存的起点。与此同时，他指出，“我们还要就地开荒和边疆开荒这两条来增加耕地。”这个问题也应当引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关注。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今天，周恩来关于保护现有耕地和就地开荒、边疆开荒来增加耕地的主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还必要发展多种农业经济。早在1956年9月周恩来在八大会议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抓紧粮食生产与发展多种农业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强调指出：“粮食是保证人民生活和发展整个农业经济的基础，我们必须加以足够的注意。”重视粮食和棉花的生产是完全必要的。与此同时，还必须发展各种经济作物、畜牧业、林业、水产养殖业、蚕桑业和各种农家副业、乃至亚热带和热带作物等等，这就提出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业经济的要求，这不仅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直接影响着农民的收入。周恩来明确提出，农业发展要全面规划，以免发生单一化和片面化的倾向，这个思想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的。
第四，发展农业要重视水、肥、土、种的问题。周恩来认为：农业“基本的东西还是土和良种，土、种是根本，其他是条件。没有土、种就长不出粮食来，兰草、水仙可以离开土，但开始种还是要在土中长出来。土、种，但没有水、肥不行，没有空气不行”。“土、种这是两个基本方面。改土是比较长期的基本功，搞水也是长期的基本功。”“水对摆脱落后把粮食搞上去，是一个主要矛盾方面。”“总之，要考虑土、种、水、肥等等的相互关系，不能取其一点，要八字宪法综合运用，但也要有重点。”
第五，要科学种田。周恩来一贯重视这个问题，1966年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科学种田，就是把农民群众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科学分析，找出作物生长的规律，加以科学推广。科学家要下去，总结经验要通俗一些，才更有利于推广。”他多次强调要积极开展技术指导工作，一方面，吸收外来先进的增产经验，并且根据科学的试验和研究的成果，因地制宜地加以推广；另一方面，也应该积极注意总结和推广当地的先进增产的经验。推广先进增产经验必须尊重本地老农和农民的经验；不应轻率否定当地的耕作习惯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