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我们还在当时的各种记录中，看到军警被学生的演讲和行为感动的场面。当时编的《五四》一书，有这样的记载：
讲演一事愈干涉而学生愈热心。犹忆某日前门外有某校讲演学生一团，正讲至兴会淋漓之际，忽来警察一队驱逐听讲者，学生泫然哀之曰：‘汝所冠非中国之冠乎？汝所履非中国之土乎？汝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俯畜非皆中国国民之血汗乎？汝不见吾国租界上替人服役之印捕之无聊乎？汝不见朝鲜亡国后全国军警尽易日本人乎？奈何我辈为救汝中国而讲演，而汝反助彼仇人而驱逐听讲者乎？呜呼！我最亲爱冠警冠、佩警刀之同胞乎！汝纵不为国家谋生存，汝独不为汝自身谋生存与汝所仰事、所俯畜谋生存乎？’学生辞犹未毕，警察皆感激泣下，听讲者亦泣。
当时的场景，学生的说词有没有这样的文绉绉我们不得而知，但学生对于军警这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反“劝阻”，而且劝说奏效的事，肯定是有的。匡互生的回忆中，就多次提及军警被学生所感动，不仅外面抓人的军警被感动，连负责看守被捕学生的军警，也被感动，甚至大骂“段、徐、曹、章卖国的不是”。
在上海，这样的场景也所处可见。跟其他地方的军警一样，他们对于学生都比较客气，不敢轻易动手动脚，要动粗，也只冲着市民。但是，学生跟北京一样，主动出击。复旦大学的学生整队入城，确定战略为：“同学中有一人被捕者，当全体肃然随之。捕者为警察，全体即入警厅；捕者为兵士，全体即入护军使署。既抵该所，有所诘问，当取同一之回答，其答语即‘国贼未除，不容不毅力坚持’。设有非法苛待，吾等数百人当肃然跪对国旗，勿作一语。”面对这种架势，即使警察有心抓学生，都会打退堂鼓。事实上，上海的军警，基本策略对学生是不抓的。复旦的学生出来，沿途军警就像没看见一样。凡是被抓的学生，大抵跟北京近似，都是学生主动“找抓”，甚至“欺负”到警察门上去找事。《时报》报道，6月5日，居然有百余学生来到上海警察厅，“摇铃演说，言政府如何野蛮，欺压同胞，谄媚日人。警厅派出巡士多名，劝阻驱散。各学生不听，于是用强迫手段拘拿，各学生态度文明，既不抗拒，又不走散，口中大呼同胞看看，当被拘住数人，带入厅中，各学生全体随之入门。嗣上海县知事沈宝昌闻信到厅，与徐厅长晤商之下，立将各学生释出”。所谓“同胞看看”，就是大喊大叫：“看哪，警察抓人啦！”不仅如此，当时还有学生手持白旗一面，上书“徐国梁忠心卖国”字样，当街演讲，警察劝阻不听，因阻碍交通之由，将之带到警察厅。骂人骂到警察头子头上了，这位在报人眼里十分凶恶的徐厅长也没有因为骂了他，把这位学生怎么样，随即释放。“该生还复自由后，仍与同学照旧进行演说。”学生出来演讲，警察如果干涉，就非要警察带入警署，然后警察再给他们放出来，有被拘三、四次，“被释三、四次者”。就这样，报纸还是满天报道，学生被捕，遭到迫害，云云。
跟在北京一样，上海也有被学生感动的军警。据《申报》报道，复旦大学的学生到警察厅周围演讲，“大讲段、徐、曹、陆等卖国之情形，警兵旁立倾听，非特不拘人，且多颔首称是。”进入南洋公学的士兵，据说也在学生“告以大义”之后，“为之惶愧而去”。上海的学生比起北京的同辈来，对付警察，还会调侃。据当时人讲，学生在送食物给自己人的时候，有时候看见士兵在“荷枪守备”，遂将“特制馒头数百枚，以飨各士兵”，一边说着风凉话，说是感谢他们“帮同救国”，结果士兵“颊顿飞红，坚不肯受。”
武汉的军警，也同样对学生缩手缩脚，也同样容易被感动。运动初起，因执行北京政府禁令，湖北督军王占元对于防堵学生相当卖力。这个滑头军阀，名列直系的长江三督，但却经常首鼠两端。由于段政府南征，很多部队要过境湖北，也不容他不听话。只是，对于在防堵中抓的学生，他却没有为难。据当时的报道，武汉私立政法学校的学生，因外出演讲，被逮至某团兵营，“后旋由该团三营营长贾万兴出为接洽。略谓；诸位热心爱国无不感佩，敝营兵士梭巡，原所以防奸人滋事，奉令解散诸位之演讲而已，实非敢擅于逮捕。今诸位既已至此，鄙人自当呈报团长，转请督军送诸位回校。于是乃一面谕令护兵优礼招待，一面置酒备饭自陪畅叙。各学员等亦将联合会之宗旨及讲演之要义，逐一详告，饭后复令于楼上安置铺盖，请事憩息。各学员又复随时演讲，各军士多被感动，均各屏息倾听。至于各警署捕去之学生，虽云亦甚优待，然究不若该营长之特色云。”
尽量不碰学生，似乎成了当政者的某种禁忌。手握参战军一个师的重兵，身为济南镇守使的马良，是回民，脾气火爆。作为段祺瑞爱将他，在五四运动中，自然要站在主公一边，即使出于报恩，也得表现一下。相对而言，由于济南作为五四运动由头的发生地，运动的火爆程度也非同一般，据当时人讲，在群众大会上，会议主席想要致辞，说得不对学生口味，都被哄下。与会的群众上街游行，不仅砸了倾向政府的《昌言报》报社，而且把报社的经理和主编捆起来，前胸后背贴上卖国贼和汉奸字样，背插亡命旗游街示众，在这个过程中，主编和经理不断地挨打受折磨。到了这个地步，学生和市民还意犹未尽，径直将人押到省长公署，逼省长表态。即便如此，马良的“表现”，也对学生没有多少办法，据说只打了两个学生的手板。却找了一些回族市民的霉头，说是我自己抓自己人，别人总不好说什么。抓了几个领头的回民领袖，杀一儆百，杀了其中的三人，制造了五四运动中，最大一次镇压事件。这个事件，在山东督军张树元向北京的电报中，变成了“莠民假借学生名义”做的，干脆跟学生一点干系都没有了。尽管如此，学生却没有因此而放过马良，山东和天津两地的学生一拨一拨地上北京请愿告状，声讨马良，造谣说马良主张中日合并，云云。
碰到学生的事儿，也不是没有，军警要围堵学生不令上街，无论军警如何客气，只要学生执意要冲，也难免磕碰。湖北督军王占元的麾下军警，就摊上了这样的事。6月1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大门口，有学生受伤了，报界哄传，军警镇压，武昌出了当时轰动全国的流血事件。对于事件，武昌高师学生的通电是这样说的：
自外交失败，各界呼号，生等曾洒一掬热血，通电中外，警惕国人，纯以爱国为主，并无越轨情事。不图六月一日，正值星期，晨光未曙，校外遍围军警，声势汹涌，阻止出入，生等念身居校内，横遭囚禁，不胜骇异，群集校门与之理论。该军士不惟置若罔闻，反而用刺刀乱刺。陈君开泰退避不及，身中数刀，立即晕倒，血流满地，生死未卜，其余受伤者十数人。该军士后欲开枪射击，幸将二门紧闭，未令屠杀。举校痛哭，惨状难言。
王占元在给北京的电报上，则是这样说的：
因有北京学生代表来鄂，各学生拟在消岔宝通寺开会欢迎，定期旧历五月一、二两日举行露天演说。各学校学生悉数齐集，往军、省两署及各衙署繁盛街市派人讲演，印发抵制日货传单，情形极为激烈。并探闻汉口匪人有乘机混杂，希图扰乱情事。当时传谕各校长积力劝阻，非得校长允许，无事不令各学生出门。一面令饬警察在各校门首附近严密调查，不许外来代表入校煽惑。复据警务处长崔振魁面禀，以警察不敷分布，请派军警巡视弹压，复令卫戍司令派兵士数排游行照料，一日无事。次日午后……国立师范有学生数十人，因警察防止不便，各持木棍、石块向警察痛击，警察无力抵御，遂邀同附近军队往劝解，因群持木棒，势甚汹涌，不得已用枪托搪抵，致有一生误触刺刀，伤及腿部，现已送院调治。
两造都说对方来势“汹涌”，看来至少冲突比较激烈。督军说学生各持木棍，显然属于夸张，但军警是堵，学生在冲，论势头，应该是学生更足，但军警手里有家伙，混乱中，刺刀虽说未必是像督军说的那样，被“误触”，但也未必像学生所说，军警用刺刀“乱刺”。后来记者探视受伤的陈开泰，明显倾向学生的报道，也是说陈的伤在腿，倒的确很重，刺刀由左腿穿透到右腿。说明伤人的军士，刺刀是向下的，应该还是有所节制，并非“身中数刀”。显然，就像督军渲染学生手持木棍、石块如何凶悍一样，学生所说的军士欲开枪屠杀，也不大可能，真要开枪的话，学校的门是挡不住的。自然，学生所说另外受伤的几十人，后来也没了下文，最大的可能，是当时张大其辞的渲染。
虽然受伤者很快就伤愈出院，但事件却引发了轩然大波，各地一致声讨，要求罢免王占元，连人称安福国会的国会议员，都提出质询案，几十人联署。迫于压力，王占元不仅随即派人去医院慰问伤者，送了50块钱，而且还督促湖北警察厅长何佩瑢将直接负责的警务处督察长撤差，将警务处长一并记过。看来，伤到了学生，事情还真就是不小，连割据一方的军阀，也得让上不止三分。
运动中，抓学生并将之送上法庭，最后一次“公演”，是天津的警察头子杨以德扮演反面角色。天津是直隶的地盘，直隶督军是曹锟，省长是曹锟的弟弟曹锐。一般来讲，凡属于跟段祺瑞走得比较近的人，对于执行中央政府禁令，弹压学生相对积极一点。曹锟当然不算是皖系人物，但是，在此前一段时间里，跟冯国璋也走得也不近，远远不及长江三督，基本属于在尚未界限分明的直皖之间骑墙的人物。在段祺瑞第二次对南方用兵之际，由于许愿给曹锟一个副总统，所以，曹锟对于南征一度相当积极，手下参战的大将吴佩孚战绩也特好，一直打到了衡阳。但是，到了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曹锟的副总统飞了，而且湖南督军也没给吴佩孚，因此，曹锟集团跟段祺瑞已经离心离德，曹锟和曹锐尚未撕破脸皮，但是，吴佩孚已经公开叫骂了。因此，在直隶的地界上，按道理对于学生运动，军警是没有弹压的积极性的，只是天津这个地方例外，一方面它是北方第一大商埠，对外口岸，日本势力很大，另一方面它离北京很近，直隶首府保定对它的影响，远不及北京。五四运动爆发以来，天津警方一直直接听命于北京，因此，才有1920年初对学生的逮捕。
逮捕学生的起因，是魁发成事件。魁发成料器店，有日本人的股份，冲突中，也有日本人参与。加上刚刚发生了福州抵货学生跟日本人的冲突事件，北京政府特别担心在京畿之地，也发生类似的事件。作为天津警察头子的杨以德，更是担心这一点，所以，才大动干戈，抓了学生。虽然学生在这个事件中，的确违法了，按说被逮也不为过。但抓了人的杨以德，却心虚得紧，不断跟被捕的学生套近乎，强调他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表示赞许，他跟南开的校长张伯苓关系怎样好，对这些出身官宦家庭的学生的父辈怎样有交情，他跟学生没有私仇，他自己过去怎样爱国，怎样在外国人面前不含糊，他这个人怎样仗义。到被捕学生移送检察厅之后，坐监的学生，在拘押期间，居然可以读书，开讨论会，开晚会，茶话会，“有游戏，有演说，快乐得很，并且吃了些茶点”。唱京剧，大鼓书，演相声，滑稽戏。玩够了要聚餐，派人出去买酒，看守所所长说按规矩不能喝酒，学生了发了脾气，所长只好妥协，任这些学生喝酒猜拳。哪里是在坐监，分明属于度假。最后，上了法庭，一场官司，学生在法庭内外，慷慨陈词，扬眉吐气，最后法官草草审完，匆匆开释。凡是坐了监的学生，都成了英雄，受到万人空巷的欢迎。
当然，看当时人编的资料，也不断有军警如何残暴，学生挨打，甚至流血的报道，但比照后来的事件进行就知道，这种说法，多为宣传的需要，众多被打受伤的人，好像没有几个进了医院，更看不到对伤员慰问方面的报道。比如武昌高师事件，学生方面说伤了几十人，但真正在医院里接受各方慰问的，只有陈开泰一人。而且据1949年之后大陆当事人的回忆，在五四运动已经被抬到天上的情况下，军警的残暴，如果真有的话，按情理，应该大肆渲染的，却恰恰没有这种渲染。相反，在当事人的回忆中，连最残暴的济南军警，都相当仁慈，军警要关城门，学生将腿塞进门缝，他们就不敢关，结果让学生涌了进去。还有人回忆说，当时的军警根本不敢用刺刀碰学生。五四当口，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有篇对警察的“慰谕”，很有意思，抄在下面，人们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军警真实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