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学生罢课，商家罢市，大家兄弟昼夜四班巡逻，辛苦的了不得，本厅长很过意不去。大家兄弟到上海几年，遭过几次变乱，个个皆能守秩序，服从长官的命令，当长官的非常的欢喜，非常的相信。这一次又碰着这宗风潮，我们警察向来以保护人民生命财政，维持地方秩序为天职，望大家仍旧遵我们的章程，尽我们的天职，服从上官的命令，不要听他人的煽惑，在公时不要与路人闲谈，下公后自己休息休息，不要无故出门。我们漂洋过海，几千里路跑在此地，好容易每月赚了几块钱，养我们的妻子老小一家人家。一旦要变了主义，受了匪人的骗，小则差使撤掉，大则性命攸关。本厅长与大家兄弟相处七年之久，同生同死，真不容易。况且又是同乡居多，所以将肺腑的话告诉于你们，你们千万记在心里。再遇着学生成群结队，须力去解散他们。遇着他们拿着旗子棍子的，就赶速没收过来。如若他们不服从，就到本署报告官长，请示办法。总要和平，不要激烈。他如要骂，我们假装听不见。他如要骗，我们不要受骗。我们听他的话，要绝对的不听。如要说出非法的言语，你们就立时将他们拿住，送到署内，自有办法。这几天之内，大家要格外辛苦辛苦。本厅长心中有数，决不能辜负你们一番劳苦。特此传谕。
上海的警察，都是山东人卢永祥从山东带来的老乡，跟上海护军使的军队一样，都是当年的庄稼汉。维持秩序，当然是警察的任务，但是，一方面，徐厅长担心因山东问题而起的五四运动，使得这些山东乡亲组成的警察们受到“煽惑”，军心动摇，一方面，又要让警察们尽量克制，别跟学生发生冲突，把事情闹大。在这样缩手缩脚的方针下，警察能做点什么，做到什么地步，可想而知。上海如此，别的地方也差不太多。
五四发生的时代，是个军人当家的年月。按理说，但凡军人政权，都有几分强横，但是，当时当家的段祺瑞更多以为自己是政治家，而非军人，比起他的老主公袁世凯来，他更乐意尊重民主体制的一些规矩，在议会不听话的情况下，不是简单地废掉它，而是另起炉灶。因此，尽管段祺瑞推动了武力统一，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但他所掌控的北京政府，跟袁世凯时代相比，毕竟是个弱势政府，武力统一所用的武力，基本上要靠金钱购买，钱花出去不少，但效果不佳。各地的军头，有钱的主儿，不肯出兵，肯出兵的，不是地盘差，就是散兵游勇，像曹锟、吴佩孚这样别有怀抱的主儿，非常少。到了前线，个个都要饷积极，打仗消极，出工不出力。即使皖系的嫡系，也未必真心拥戴其武力统一的政策。五四运动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国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这种委屈，不仅学生有，多数上层人士也有，甚至部分军头也难以无动于衷。普遍的委屈汇成爱国主义的洪流，在这个洪流面前，任何人都不敢公然对抗，尽管手里有枪，但绝没有任何一级政府敢于自甘被人扣上卖国的帽子。但是，在运动当口，只要有所举动，就难免背上卖国的黑锅。在军阀混战的时代，一个军头背上这样的黑锅，不仅意味着得罪了当地的绅民，而且意味着在日后可能的战争中，丧失了生存的合法性，在战前的电报战中，自己先失一局。
因此，尽管北京当局特别想把运动压下去，但却始终不敢用强，各地军头皮里阳秋，首鼠两端，而且个个都积极地跟曹、章、陆划清界限。所以，运动不仅没有在各地军警的阻拦中消退，反而如火如荼地越卷越大，直到运动中人自家没了热情，才自然退潮。唯有作为嫡系的嫡系的参战军师长马良，有了一点强硬镇压的表示，也很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抗议声中，被诬为主张中日合并的卖国贼，不得不销声匿迹。
文明中的暴力故事
庚子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人大的政治事件，只要涉及外国或者外国人，莫不有义和团的阴影。事件的参加者，都会极力表白，自己不是义和团，自己的行为，是文明的。1905年的抵货运动如此，辛亥革命如此，五四运动也如此。
所谓文明，就意味着和平抗争。北京的五四运动，延续几个月的罢课、罢市、游行、请愿、上街演讲，除了火烧赵家楼之外，大抵是和平的。上海的三罢，都有专门维持秩序的童子军，打着“幸勿暴动”或者“警告勿暴动”字样的小旗，甚至身上披着写有同样字样的布带。对于所有的暴力行动，尤其是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行动，均持反对态度。据《晨报》报道，五四学生在天安门的时候，听闻学生要去东交民巷使馆区，步兵统领李长泰前来劝阻，担心学生不文明，惹出外交事端来。结果学生大呼：“我们举动是极文明的！”学生代表还对李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的爱国的意思，一切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
但是，暴力却在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不久就发生了。对于参加游行的多数学生，包括总指挥傅斯年和段锡朋，并没有计划去赵家楼曹汝霖家。国内和海外的两本五四运动史，都告诉我们，那年的5月4日是星期天，政府机关都在放假，没办法请愿，选择这天游行，无非为了“唤醒民众”，因此，根据组织者事先的商议，13所学校学生代表通过的决议，路线基本是繁华的商业区，顺便到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对外国人，主要是对美国人做一点呼吁式的请求。显然，很多学生对于后者，似乎更加在意。可惜，那天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不知道学生要来，去门头沟旅行了，其余巴黎和会五强，日本自然除外，英、法和意大利公使，也外出游玩，使馆一概对学生拒不接待，只有美国使馆馆员露了面，接受了学生的请愿书。到了东交民巷又不得门而入的学生们，大为失望，心情未免烦闷。这时候，恰好有些人高喊，去赵家楼找曹汝霖算账去！于是，大队转向赵家楼。
游行队伍中的多数人，此时根本不知道赵家楼在哪里，为什么要去哪儿？当时参加过游行的作家王统照回忆说，一听说队伍要去赵家楼，人们纷纷问：“赵家楼在哪里？”“谁住在赵家楼？”大家只是跟着走而已。可是，队伍中的一些人，对此却是十分清楚的。据当时为北京高师学生的周予同回忆说，高师和北大的若干人，在游行前就开过一个秘密会议，在会上，一部分人不愿意用和平的游行请愿方式，想要暴动，但是怎么暴动，还没想好，据说有人可以搞到手枪，但却没有结果，只是从大栅栏的照相馆里搞到了曹、章、陆照片，“其余少数同学也只分别带些火柴、小瓶火油，以便相机利用”。周予同的同学匡互生也说，某些小团体已经事先将曹、章、陆各家的住址和门牌号码都弄清楚了，准备激烈行动。高师的俞劲，也有类似的说法，说是他们预先调查了曹、章、陆的情况。温和的罗家伦到了赵家楼感到很奇怪，怎么有人会带着“自来火”呢？后来才明白，原来来的这些人早有预谋。
作为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倒是不希望队伍转向曹家，可是，这位新潮社的头儿，在北大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威望的学生领袖人物，此时的话却根本没有人要听，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发泄的出口，不管这个口在哪儿，总之要找这么一个。不仅如此，据罗家伦的回忆，还有人打了傅斯年一拳，从此将傅斯年打得万念俱灰，“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如果这事属实，那么，等于游行的学生，在未对曹家和章宗祥动武之前，暴力就已经发生了，最先触霉头的竟然是自己人的领头人。据当事人回忆，另一个学生领袖，《新潮》的骨干罗家伦，还被人骂为“无耻胆小鬼”。
进入曹宅之后，有人要点火烧房子的时候，跟着大队人马来到赵家楼的另一个总指挥段锡朋，发现不对，见匡互生要点火，出来阻止，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回答说：“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于是，火便烧了起来。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学生在没有找到曹汝霖、抓住章宗祥痛打的时候，下手相当狠，甚至用旗杆铁棍打他的脑袋，简直是要把人往死了打。可是日本人中江丑吉出来保护章宗祥的时候，大家发现他是日本人，就不约而同地住了手，因为是担心打了日本人，“增加外交交涉上的麻烦”。按抗议者的道理，曹、章、陆无非是日本的走狗，日本人才真正是罪魁祸首，碰上了日本人，理应更加痛恨才是，怎么可能在火头上戛然而止呢？看来，不仅那些一时失控的学生，还是预谋好了的激进分子，脑袋里依然有义和团运动的阴影，他们不想让外国人，即使是仇敌，认为他们是野蛮的“拳匪”。在北京，另外一件跟日本人发生冲突的事件，发生在1919年的8月26日，当时京津两地的学生代表到新华门请愿，一直坚持到次日，发现一个日本记者安藤秀吉在场，学生们将他揪住，说是他在学生存放食物的地方站立已久，“恐暗下危险物，吾人食之必死”。但是学生并没有殴打这个日本记者，而是将他交给了巡警，依然能坚持不肯跟外国人动武。
显然，对于运动中人而言，对自己国家的人施暴，特别是对那些公认是卖国的人施加暴力，就不算是不文明。只有把火烧到外国人头上，才是野蛮，才是拳匪行径。其实，当年的义和团暴力，也主要是针对国人的，也是在他们看来具有卖国嫌疑的人，所谓信洋教、跟洋人打交道的二毛子。五四运动中，这样的暴力后来还发生若干次，对不肯抵制日货的商人，对替政府说话的《昌言报》记者，捆、打、游街，都有过。其中《昌言报》经理和主编被“双臂倒捆，复系长绳，牵至街心，人皆呼‘卖国贼’不已。有愤而手批彼等面颊者。复以该社之纸张，书‘卖国贼、汉奸’等字样，贴在彼等胸前及背后，并遍插亡命旗”游街，一路挨打。
据当日北京日华同仁医院诊断，章宗祥的伤势相当严重，诊断是，头部挫创，全身各部打扑伤兼脑震荡。诊断书上说：
现症：在头部颅顶部创伤一处，长约五仙米，深达骨膜，又有不整齐斜伤三处及小挫伤三处，在头部有横斜小裂伤二处及皮下出血肿瘤二个，又在左右耳翼有大小二处之破裂创伤，其他左右肩胛部、脊部、胸部、腹部、腰部及上下肢有大如手掌以至小如铜圆之打扑伤共二十一处，精神朦胧，应答不明，时发哼声，呼吸细微，稍切迫，脉稍频，数虽尚整调，然微弱也。胸、腹腔脏器不见变动，周身尚无骨折症状。豫后综观前记症状，现今伤势颇重，于今日非见其脑症状之经过如何，不能判定将来也。
对于这种运动中的暴力，当时的舆论，基本上没有谴责的。只有当时身为北大讲师梁漱溟，在1919年5月18日《国民公报》上，发表《论学生事件》一文，表示了异议，他说：
“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此，我们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除了梁漱溟外，北大法学教授张孝簃在学生问到当天运动的法律问题时，也表示，学生的行为，“法无可恕，情有可原”。然而，公开发表的梁漱溟的异议，立刻引起学界精英一连串的针对他的异议和批评。很多人认为，虽然学生之举在形式上与法律不合，但却符合法律的精神，法律要遵循公理。著名国会议员兼记者蓝公武先生，还举出西方国家游行示威中出现的暴力，证明只要公众行为符合道义，有点暴力也无伤大雅。如果对此进行追究，反而在法律上是冤枉，在道德上是作伪。甚至，不仅曹汝霖的邻居含糊其辞，推说当时没看清，即使把人传来，也认不出来。就连曹家的佣人，也不肯出面具体指证是谁放的火、打的人，提供的唯一线索，是说记得先进来的学生，是戴四角帽的。从老照片上我们就能知道，当时学生戴四角帽者，车载斗量。甚至一些在事件中受伤的警察保安队员，也不肯指证学生，说连他们自己为何人殴伤，也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