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界里的爱国运动
五四是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就当时而言，举国震动。不过，运动波及的人群，主要是城里人。作为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有住在上海、天津这样的大都市边上的，才有点影响。所谓的影响，就是很多乡下人听说城里人闹事，跟日本人有关，莫名恐慌，担心日本人下毒，跟义和团时的担心很相似。他们实在弄不清楚巴黎和会是怎么回事，山东又怎么啦，他们知道的，就是突然之间，一向没有好感的日本人，不知怎的开始发坏了。所以，见着日本人或者他们认为像日本人的人，就上前盘问，说不清楚，就一顿胖揍。
城里人则没有被搅动的少，如此大规模的运动，天天折腾，宣传，示威，想置身事外都难。从资料上看，多数的市民都很积极，包括积极地看热闹，从学生演讲、游行到抵制日货，再到把不肯抵制的商人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都出来看。不仅看，而且十分有警惕性地仔细查访，防备日本人下毒，但凡见着长得像日本人，而且带瓶子上街的，无论是打酱油还是买药，都一律抓住送局子，或者干脆就一顿老拳。
花界，也就是今天说的娼妓业。花界中人，也是市民，而且是市民中很有曝光度的一群。晚清以降，花界对于政治向来热心。革命党在妓院谈革命，保皇党也在妓院里讲保皇。成立了国会，八大胡同的常客，人称来自“两院一堂”：国会的参众两院，以及京师大学堂。花界花魁的评选，晚清时节是状元、榜眼、探花，民国则是总统、总理、部长。连时装裙裤，都印着国旗。因此，在五四这种热闹的时候，自然不会置身其外。北京的花界，官僚气太重，好像很少听说有运动的消息。而上海就不一样了。上海罢市，花界积极参与，大小妓院一律关门停业除牌，连在妓院做杂役的人，俗称“乌龟”之辈，都动了起来，“九成同义会且向各妓院散发‘国事危急，学生被捕，商业停顿，挽救学生，本会同业，公同停业，不达目的，甘坐待毙，大众开市，方始做业’一种传单”。等级高的妓女校书和长三，一向乐于出头露面，还组织“青楼救国团”，走上街去跟学生一起撒传单，为游行的人们供应茶水。名妓鉴冰，专门设了一个学生饮茶休息所，“门前张一大纸，书‘青岛问题发生，各界一致罢歇，学生为国热忱，不过稍尽绵力，妓界泣告’”。据说，“各妓院门前，多贴有长八九寸、宽二寸之小传单，楷书‘君亦中华民国之国民乎’。见者多触目惊心”。是激励嫖客爱国，还是借以自我表白？也许两者都有。上海西福致里的妓女妙莲，不仅捐了50元给国民大会，而且发出一份《敬告花界同胞书》。全文如下：
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自外交失败的信息传来，首先由爱国的学生，发起惩警卖国奴，抵制日本货。没有几日，全国各界万众一心，下至小工车夫，亦不肯与日人工作。可见人心不死，正是我国一线生机。惟我青楼一无举动。我本我的良心，想出几条办法，劝告我全国花界同胞，各本良心，尽我国民应尽之天职。后并附八条：一，请花界同胞哀恳各界，一致救护被捕爱国学生。一，请花界同胞，将波兰、朝鲜亡国苦处，择要印在局票后面。一，请花界同胞劝人文明抵制，不可稍有暴烈行为。一，请花界同胞普劝我商家，国货万万不可涨价。一，请花界同胞量力捐助国民大会，及学生联合会经费……
据报道，上海的花界，跟学生和商人一样，也组织了救国团，即名“青楼救国团”，发起者为名妓鉴冰、笑意、金书玉、妙莲等人，这些人都是校书级别的名妓，多次上过花界花魁榜的。这个救国团，曾一日发出传单两千张。其中一份花界的传单，是这样写的：“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第一要紧，切勿暴动。如遇日人，佯作不见，倘伊寻事，逆来顺受，莫堕奸计，至要至要。特此奉告。青楼救国团泣告。”不愧是青楼女子，爱国也带着可爱的柔性，跟印度的甘地类似，非暴力抵抗，即使日本人前来寻衅，也要逆来顺受，远离暴力。
据美国学者贺萧的研究，五四时期的上海妓女，一共停业两次，5月4日之后，5月9日国耻日停业一天，然后在6月上旬，又跟上海市民一起三罢，直到6月中才结束。
“林黛玉、笑意、鉴冰、花娟娟、洪第、金第等数十名妓，结合不忘国耻会，各于枇杷门下，高标‘五月九日停止格宴’等字样。”林黛玉是当时上海名妓四大金刚之首，名气很大，可见声势不小。连跟上海接壤的海门地方的妓女，受到影响，也开会议决停业，发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文言文写的宣言，并创作爱国歌，提倡国货歌，讨卖国贼歌，“分头拍唱”。这些歌曲、宣言和那些传单、文告，到底是妓女们自创，还是有人代庖，不得而知，但估计多半是这些妓女恩客的手笔。这些恩客里，绝对不乏下笔生花的文人墨客，那年月，上海的文人跟花界属于共生体，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此前的辰光，产生了那么多蝴蝶鸳鸯文字，繁荣了文坛，现在代劳写点爱国的文告，自是义不容辞。据当时的报人包天笑讲，彼时即使良家妇女，也习惯由“床头捉刀人”代笔，投稿作品，虽然名字是香艳的女性，其实都是男人的文字。男人替女人说话，以女人的口吻说话，到底是男人的意思，还是女人的意思？不好说。但是，至少可以说，有人代笔不等于妓女们的爱国行为，都是被动的。也就是说，代笔很可能是出自妓女的主动要求。因为，妓女们不仅有文字，还有行动。据当报纸记载，有名妓着人开着汽车，在大马路和四马路一带兜风，车上插着白旗，上书：“警告同胞，切勿暴动。”这种跟学生学来的动作，表现在妓女们身上，别有一番意趣，可以看出她们对于运动的积极性，以及对运动失控的担心。当时的上海滩，汽车还是个新鲜玩意，开汽车兜风，绝对是个很拉风的事。把这种事加上爱国两个字，真是又时髦，又刺激。在运动中，妓女们不仅参加三罢，而且对于跟三罢相关的抵制日货运动，她们也很积极，“互相劝告，此后购用国货，以免权利外溢”。显然，这对于便宜的日本化妆品要求甚多的若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损失还是相当大的。而且，据记载，一直到五四以后，还有名妓坚持不接待日本客人。时人感慨道：现在的官吏不如妓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余今于‘商女’二字，欲易作‘官吏’矣”。反过来说，妓女这样的爱国行为，之所以被人拿出来宣传，也不乏借机贬损官员的意思。
虽然说，由于清代特殊的官场嫖妓限制，清末不存在如明末那种名妓文化，花界基本不存在琴棋书画俱佳者，如柳如是、李香君这样有思想的人物，更是不可能存在。晚清一些所谓的妓女作品，实际上是出自海上文人之手。因此，像上面那种《敬告花界同胞书》之类的东西，尽管是白话文，但口吻和境界，都很政治，太男人了，活像是国民大会或者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在给妓女们派活儿。所以，这种产品，最大的可能也是男人的手笔。同时，鉴于在晚清到民国的历次爱国运动以及政治事件中，强调卑贱者的参与热情，已经成了一种宣传策略，不仅妓女，乞丐和小偷也会拿来做文章，说他们如何热情如果奋发，云云。不仅正面的运动如此，连洪宪帝制运动，不是也有花元春、小阿凤领头的妓女请愿团吗？当然，在护国讨袁中，人们则喜欢吹捧那个替蔡锷打掩护的小凤仙，从而实现两边微妙的平衡。这样的事情，在本质上，都属于拉妓女来搞政治。所以，我们看到的五四运动的花界参与，尤其是那些热情洋溢的文字，多半有人造的成分，应该属于运动宣传造势的一部分、动员的一部分。告诉人们，连妓女都爱国了，你们动还是不动？只是，被拉的妓女，在运动中如火如荼的三罢中，的确也有主动的成分，由被拉动，到自己动，她们有这个自觉。就算是被利用，她们心甘情愿。贺萧的研究告诉我们，据上海著名小报《晶报》报道，在1919年，有名妓因为不读书，不熟悉“爱国”、“同胞”等新名词，竟至门庭冷落。
退一万步讲，妓女之所以有这样做的动力，也有其内在的原因。上海是个趋时的城市，近代上海的妓女，除了最下等的之外，一般来说属于中国最为趋时的女人群体，不仅时装的变化，首先在她们身上体现，女性最早坐四轮马车，坐汽车，照相，上报刊封面，都是她们首开风气。因此，即便没有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当爱国成为趋时的内容的时候，她们也是不会落后的。
记得有句一度很时髦的话，战争让女人走开。但是，政治却不会让女人走开，也走不开，无论宫廷谋划，还是密室阴谋，甚至大街上的抗争，都有女人的身影。连义和团这样因为“神术”禁忌而高度歧视妇女的运动，也有所谓红灯照这样的传说，更有黄连圣母这样出身低贱的女人，作为抵御洋人法术的法宝出来。五四是一场学生发起的政治抗议运动，但运动的深入，则很快演变成一场市民运动。到了这个地步，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时髦。无论何等人，赶不上这个时髦，就有点掉价，在上海这样一个讲究时髦的城市，尤其如此。自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民众抗议运动，几乎都有市民的色彩，因市民的参与，才使得运动具有力量，但是，因市民的参与，也让运动具有更复杂更世俗的色彩。有时候，这种色彩，会让一场原本很严肃的政治运动，变得有几分滑稽。
民国以后，由于官场禁嫖的禁令没有了，官场中人，应酬饮宴，都离不开妓女，而中国官场的政治交易，又必然在这种场合进行。反过来，自打晚清起，革命党人筹划革命，也经常在妓院里进行。因此，这个特殊的女性群体的身影，就越来越多地参入政治当中。像五四这样看起来很高洁的爱国运动，也没有人会因为她们的参与，感到有什么不妥，反而因为有她们作为反衬，对那些学生心目中的卖国官僚，形成一种巨大的讽刺。实际上，中国传统的文人，相当乐意鼓励妓女爱国，或者说揄扬妓女爱国，自《桃花扇》以来，这种歌颂俨然一种文人传统，从颂扬柳如是、李香君的气节，到歌颂赛金花的献身救民，即使妓女并非真的这样，文人也要制造出来。此风到了民国，一点没有衰减的意思，我们在人们对小凤仙的赞扬中，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余风。当然，受到赞扬的妓女，也没辜负这份盛意，她们的参与，也起到了让运动持续发展的某种添加剂的作用，让似乎很悲愤激昂的街头政治，平添了一点令人兴奋的桃色。
洋人下毒的魔咒
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所有有民众参与的政治运动，从抵制美货、收回路矿权，到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等等，组织者都很自觉地把自己跟义和团划道线，对外强调自己不是闹义和团，不是拳匪，即使有反抗列强的内容，也是文明排外。这条线，就是“文明”。义和团运动之后，“文明”，成了中国知识界的一道不可逾越的禁忌。五四运动，当然更是这样，运动的参加者，无论学生还是商人市民，都非常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放在“文明”的藩篱之内，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争取给外国人留下好的印象，即使动武，也有意克制在自己人的范围之内，对深恶痛绝的日本人，也有意不去招惹。
但是，五四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其发生的背景，跟义和团一样，有着民族危机的因素，至少是参加者意中的危机。对于义和团运动来说，山东直隶一带的民教冲突，以及由德国蛮横占据青岛和强修胶济铁路，的确对这场运动的下层参与者，有直接的刺激。而毁掉了维新变法的朝廷上层，不仅要面对自甲午以来的边疆危机，而且还要面对列强因停止变法的不满和压力。上层的压力，跟下层的感觉，其实有共同之处。同样，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在学生和关心时局的部分市民看来，也是一种国家危亡的前兆，而这种认识，在部分社会上层人士，包括部分军阀和政府内部亲英美派人士也有程度不同的共鸣。
因此，五四运动虽然看起来很文明，不仅不直接对所要反抗的日本人采取行动，最有力的武器，无非是抵制日货，甚至连日货这个名称也隐晦起来，改为“仇货”，或者“某货”，同时在推行运动之时，力求征得西方列强的同情，以自己所谓的文明行为争取同情，尽量不开罪西方人。甚至在上海的英美公共租界的巡警镇压游行，开枪打死打伤多名游行民众时，也没有因此而掀起一场针对英美的抗议运动，反而自动在租界偃旗息鼓。但是，一个自反洋教骚动到义和团运动以来的魔咒，在号称文明理性的五四运动中，还是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洋人下毒的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