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谷诒
初到都会的乡下人，见那繁华喧闹的市场，车如流水马如龙的街道，才有大惊小怪的劲儿；久住都会的人已经是司空见惯，丝毫并不觉得稀奇。这和古书所谓“见骆驼而曰马肿背”是同样的道理。
久居“故都”的人教初到都城的乡下人为“怯巴义”。这并无深意存焉，只是乡下人事事不开眼，处处露着怯样儿，所以见过世面的便给加上这种徽号。我原也是来自田间的，六年前初到“故都”也曾被人叫过“怯巴义”，当然也是很不开眼的。乡亲们偏要拉我到戏园去看戏。有人说：“老达子看戏，一点不懂。”我不只不懂，我还觉得很稀奇。其实是不足为怪的，无奈初到京城的“怯巴义”没有见怪不怪的能力。当日以为稀奇的几点，今日偶然想到，特意写出来供献给大家，虽然戏剧当行家说我是少见多怪，那我也只有领受。
第一样我以为稀奇的，是处处距离真实太远：不是做作太过火，就是不及。我所谓真，也不是像演“天河配”必须拉着真牛上台才算真，演“铁公鸡”必须要着真刀真枪才算真。我虽怯，我也知道扬鞭以代打马，作手势以代开门；两将交锋，双方各喊“哇呀呀！哇呀呀呀……”以代大将军的“声若巨雷”、“勇冠三军”，是旧戏特有的象征法。最不该的女犯人遵照常的搽脂抹粉，如“女起解”之类——和所谓“囚首”“丧面”之囚首两字原义未免太相悬殊！旧戏行家对我说：“戏者玩也，原不必和实际一模一样，处处须要讲究美观，不免有夸饰的地方，正是它的好处。”我接连又问，犯人的手铐下边怎么还垂着一个铜制大鱼，看去非常的耀眼明光，虽是象征，未免过火吧？虽然今不如古，古时对于犯人也不致这样的特别优待，独讲美观吧？他说：“这个……这个……”竟无词以应。
第二点最令人感觉稀奇的是许多戏剧以外的人在台上捣乱，一个粉墨登场的人旁边忽然出现一位便衣人送茶，或是打扇。这不是捣乱吗？
喜固可以歌，悲也可以歌，所以古称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现在新丧的孀妇，拿腔弄调，拖着长声，哭着“我的天啊！”这叫作嚎，有人不以歌许之；然而既有腔调而且拖长其声，在戏台上以歌象征之，似乎可以。最不该在演唱双吊孝时，正当两个古妆白衫少妇哀歌诉哭的时候，忽然出现一个剃得青亮圆颅的现代人，替哀歌的人打着扇子；忽然又出现一个青衣小帽的人来送茶。我真有点莫名其妙，我想桑家已是贫穷达于极点，怎么忽然又有这种势派呢？即便有之，中国人素讲男女授受不亲，这种贴身服侍的事情也应叫仆妇丫环来做。彼既哭之，应有人劝之，劝她们节哀保重身体，方可上事舅姑，下抚孤子，方能节孝双全，名留青史。倘有人送茶以解其渴，扇扇以解其热，这不是令她们越哭越有劲儿吗？这不是似爱之而实害之吗？内行家说：“那打扇送茶的不是戏内人，必须把他们看没了才行。”我是既怯又硬，说话专爱凿四方眼，我说他们明明在那里大扇特扇，怎能视之如无呢？我真没有那种能力，恕我少见多怪吧！
我以为稀奇的很多，真是举不胜举，现在只就在我脑中印象很深的两样写出来。
天津《大公报·小公园》1929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