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最喜欢吃薄荷糖，方糖含在嘴里直冒凉气。还有一种“茶膏糖”，我也很爱吃。“茶膏”能解毒清火，块儿很小，包成一包一包的。记得卖这种药糖的多是出家人的打扮（也可能是道士），大都是流动性的。有的还吹笙，曲调悠扬动听，有如药糖含在口中一般让人回味绵长。
有钱过关，没钱打底下钻
这里说的是北大关的事。北大关为天津人所熟知，它本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在天津北门外的运河上设立的一个控制内河航运的税收关卡，当时叫“大关”，也叫“天津关”。干这个工作的，称为“大关差使”。当时凡经走运河的货物，都得由这里通过，经上税手续后，才能放行运销（陆地运来货物要经过“常关”上税）。当初，大关的税收有专人包征。所谓专人，即是向官家花钱买下来的“差使”，可以世袭。由几十户人编为一组，每组轮流干一年（“值年”），十年后又轮到一“值年”。就在这一“值年”中，可以捞到一大笔钱，足够十年的生活和挥霍。那时，河上是由几条船排成的浮桥拦着，每天“开桥”两次。缴完税，可以在“开桥”时通过；那没钱缴税的呢？——于是天津就流行一句老俗话：“有钱过关，没钱打底下钻！”
老天津人有时说“关上”、“关下”，关上大体是指北大关之西南运河以北的地方，关下是指北大关之东南运河以北的地方。我的一位亲戚住在河北大街街北一条死胡同，叫“吴家实胡同”，天津人泛指这里为“河北关上”。一般说来，天津人管英、法租界一带叫“下头”，管今天的河北、红桥一带叫“上头”，西郊、北郊的人到天津来称为“下卫”，塘沽、东郊的人到天津来称为“上卫”，这显然都是以处在海河、运河的上下游的方位来确定。所谓“北大关，大王庙，河北大街龙王庙”就是指北大关及其周边一带的地方。“打底下钻”钻到哪去呢？依我看不是从河北大街关上关下钻到运河以南，就是由运河以南钻到河北关上关下去了。
据老一代知情人讲，旧时天津的大关差使是特别肥的一个行道儿，像“大关刘”、“大关丁”等，个个富得流油。他们讲排场，摆阔气，生活奢华到了极点。大关的税吏们都是学而未成的念书人，多出身于上层之家，同当地的财主非亲即友，自有大关差事，一朝交泰，渐与盐商、当商并驾齐驱。税吏们上关，多数是坐轿，有专用的长随跟班，与地方官出入无异。他们其中多数有极深的鸦片烟瘾。每天到关批阅文件、处理公务之后，便去追求其三教九流的社会应酬。天津流传一个“丁大少爷卖糖堆”，可见大关差使的生活状况。
丁大少爷叫丁伯钰，他继承大关差使时年方十六，此人除吃喝抽大烟，可以说任嘛不会。他每天去大关办公，总要坐八抬大轿往返。丁伯钰家住城里鼓楼北沈家栅栏，大关在北大关浮桥北头，可以说是近在咫尺，而为了讲究排场，他也要坐轿去。冬季为避免路上寒风吹入，用珍贵的灰鼠皮毛，制成轿帘，以示阔气。他也是天津第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庚子前，西洋人刚发明自行车，运进我国，数量少，价钱贵，天津除外侨外，天津人虽羡慕也不敢问津。唯有丁伯钰，不怕花钱，买了一辆试骑，在城厢内外，各地兜风。每到半夜过足烟瘾后，他都要吃上一顿极为考究的各种小吃。他特别爱吃“玛瑙野鸭”，据说这种东西是用野鸭和豆浆皮精制而成。他还喜欢蘸糖堆，且吃且玩，并把北京的糖葫芦名手王老五请到他家当场献艺，丁伯钰边看边操作。丁家破产后，他居然将这个手艺派上用场，亲手制作糖堆儿出售，自食其力，不受人怜。老人们说，丁伯钰的糖堆儿，特别畅销，尤其过年前后，富户都是预先订货，真正是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
鞋爱高跟走几遭，全凭衣服见时髦
有专家对比京津沪这三个城市的特点，称京派文化带有“官的帮助”，海派文化带有“商的帮助”，津派文化带有“民的帮助”。这种“民的帮助”，滋养了一片片很容易铺排开的土壤，上面的水气略一发散，就成了流行的风气。
旧时天津卫的衣着风格既不具北京的宅门官气，没有旗人的贵族气息，也没有江南的娇媚轻盈，与西晋（山西）东鲁（山东）的朴实味道也不搭界，它就是天津本乡本土的风度。富户商贾高贵华丽，平民百姓衣着简朴，短裤、短褂，还有天津人俗称的“二大棉袄”，勾勒出一幅劳动者的典型画像。有人说，旧社会天津人穿衣服除了遮羞避寒，更是一个人的“身份证”，在天津，人不可貌取，但可以衣量。
民国时期，天津人的衣着穿戴发生了变化，一些人也开始讲起了时髦，尤其是一些有钱有身份的人，也崇尚名牌，男人中盛行“头顶盛锡福，脚踩内联陞，身穿瑞蚨祥”。民初，天津还流行一句俗语，叫做“鞋爱高跟走几遭，全凭衣服见时髦”，说的是天津那些追求新款的时尚女性。
1927年9月，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用“时髦女子十五爱”来概括女性时尚：“一爱洋钱；二爱住洋楼；三爱坐汽车；四爱看电影；五爱小白脸；六爱写情书；七爱吃西餐；八爱逛游园；九爱看性史；十爱跳舞；十一爱穿玻璃纱；十二爱剪发；十三爱照相；十四爱穿高底鞋；十五爱买粉纸。”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时髦女性基本是西洋风气，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当时逐渐发达的传播媒体对此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报刊、画报上女性形象，洋气十足，而电影对社会时尚的影响更大。20世纪20年代电影在中国城市中开始具有影响，30年代有声电影问世后更是如此，电影中西方女性的形象成为天津妇女效法的对象。
这一时期新式时髦服装层出不穷，成为天津女性追逐的时尚。有人惊呼：“现在男女的衣服，差不多几天就要变更一次，不要说十几年前的衣服，就是上半年做的，下半年就不时兴了。”当时天津的报刊杂志，这方面的内容比比皆是，衣服、鞋、帽的时髦样式不断翻新，令人应接不暇，“新杏”、“鲜荷”、“绿波”、“白李”——仅仅是这些衣服的名字就很吸引人，其款式更是多姿多彩。此外，报纸杂志还及时介绍女帽、女鞋的最新潮流，欧美当年流行的女鞋式样也很快介绍到天津。
20世纪20年代天津女子装饰也令人耳目一新。女学生为主的知识界掀起一股“文明新装”风，她们身穿蓝或月白色的新式旗袍，倡导不戴簪钗、手镯、戒指。同时，身着倒大袖袍（秋瑾袍）衫，黑长裙，白线袜、黑偏带布鞋，一条长辫或齐耳短发，显示着新青年的风采。
在天津，女子剪发也曾风行一时。民国建立以后，男子剪发被强令实行，对女子则没有提出发式的要求。后来女子发式出现了一些过分讲究的样式，受到批评。在这期间，天津妇女还推行了“剪发运动”。妇女剪发的越来越多，剪发被视为新女性的象征。当时的天津政府也顺应潮流，发布剪发的法令，还组织“剪发队”上街劝导，推行妇女剪发。
那时的天津，与封建时期“女子无才便是德”、“贤妻良母”的传统理想女性形象相比，新的时尚女性真的是越来越西洋化。可以说，近代第一批“摩登女郎”于20世纪20年代在津城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天津这座城市的开放与前卫。
北门富，东门贵，南门贫，西门贱
这是天津的一句老俗话。“北门富”是说北门内金店、银号较为集中；“东门贵”是说东门内有官衙、孔庙且住有盐商；“南门贫”是指南门内居住了一些较为贫苦的居民百姓；“西门贱”是说与北门、东门相比之下，许多穷苦人西迁西门里，又因生活所迫，一些妇女成了土娼。这种说法反映了旧时天津城厢的大体状况，虽不完全如此，却也有一定依据。
北门内在一百多年前确有不少金银首饰店，其中三义金店、天兴德金店都是天津最早的金店。后来更因绅商富户大都住在城里，为了做富户生意，其他地方的金银首饰业也不断转向这里。自清咸丰至光绪年间，北门内大街已有长源、义涌等多家银楼、金店。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北门里外及各处商号被炮火轰击成废墟。但一两年后，首饰业艺人又重操旧业，开设了镀金作坊、包金局、捶金坊和首饰楼，原有的老字号也逐渐恢复。民国以后，除原有几家老字号，又出现一些新字号，1927年开设的正阳金店就是十分出名的一家。据老人讲，当年这里的金店门面及装潢别具特色，柜台里迎面是账桌，左右两山墙立着多抽屉的立柜，到晚上将立柜一合再加锁，既保险又具古香古色之气派。老天津卫还有这样的说法，北大门内大街因“往来命使”及士大夫出入皆由北门，后来渐渐演化成百姓家的丧事仪仗、柩椁及刑犯等均不可通过此街出入北门，否则以大不敬论处。
东门内具有衙门、商铺与深宅大院并存的特点。比较著名的“衙门”有“经司”，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明制：驻军卫所不设行政衙署，只设经历司。“经司”是天津人的俗称。司内设七品经历一员，是专事解决军民词讼的衙门。现在东门内大街儒园公寓北侧尚存的仿古建筑即其遗址。东门内除孔庙、府学、县学外，还有几处名人故居。东门内大街143号为近代著名书法家华世奎的故居。故居门楼高大，坐南朝北，正中以箭道贯通南北，东侧六进四合院，西侧二进四合院。砖木结构，硬山青瓦顶。主要设正房、过厅、书房、祠堂和厢房。姚家大院又称鼓楼东姚家，其北门在东门内大街225号。原由五进大院和东、西跨院组成。因姚家五世祖姚逢年及次子姚承恩先后连中进士，故院内悬“世进士第”大匾。徐家大院为徐朴庵宅，为东门内大街202号。原由东、西箭道和三路住宅组成，现仅存中路、东箭道和东院。中路四进，倒座东南辟门楼，迎面为砖雕影壁。二道院正房后檐砖雕“五蝠寿”六角窗。中、后院正房均面阔五间，厢房三间，檐廊相连，宽敞明亮，现辟为老城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