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清乾隆年间，天津南运河畔的小稍直口村来了一位阔商，此人在茶摊喝茶并与摊主李老汉聊天时，屋内走出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姑娘端着个盛满金黄色饽饽的盘子；随后又端上一个碟子，碟子里码着十几条二寸来长的头尾交错的熬小鱼。商人先拿起个饽饽咬上一口，脆香可口，好吃极了，又夹起一条小鱼放进嘴里，咸淡适中，这商人胃口顿开，鱼鲜饽饽美，于是问道：“此饭何名？”李老汉答：“便饭、便饭，无名、无名。”商人看了看盘子里的饽饽，又看了看碟子里横七竖八麦穗般大小的鱼，灵机一动说：“依我看，就叫它‘佛手糕千眼鱼’吧！”后来，人们才知道，在李老汉家吃贴饽饽熬小鱼，又赐名“佛手糕千眼鱼”的商人原来就是乾隆皇帝。
今天，天津的“贴饽饽熬鱼”也在“与时俱进”。原来熬小鱼多用麦穗小鱼，现今多用鲜活的鲫鱼，掏去内脏洗净后用油煎透，然后用葱、姜、蒜、腐乳、醋、酱油略放些配制的作料放锅一烹，再用文火烟靠一下就能吃了。饽饽的主料还是首选玉米面，掺上点儿用黄豆磨细的面和好，放到铛上贴放妥当，底层烤成金黄色的“嘎儿”，吃起来又香又脆。也有的将饽饽团成金字塔形状放进锅里边蒸，样子就像瘦身之后的窝头。
石头门坎素包有咬劲儿，耳朵眼儿炸糕烫舌头
石头门坎素包、耳朵眼儿炸糕、十八街麻花、白记水饺、曹记酱驴肉、杜称奇蒸食等等，都是天津的风味食品。
俗话“石头门坎素包有咬劲儿”，说的是宫南大街的一家老字号，这家老字号本名“真素园”，创建于清朝，后来人们所说的“石头门坎素包”就是出自这里。此处靠近海河，地势低洼，又全是土道，易被雨水和河水冲刷，真素园的主家便在门外筑了一道高出地面的石头门坎，后来人们管这家素餐馆习惯地称为“石头门坎”，真素园的字号反湮没无闻了。
“石头门坎”靠近天后宫，那时天后宫香火极盛，从郊区进香的善男信女，以吃斋表示心诚，所以石头门坎的生意蒸蒸日上，盛极一时。所经营的素食品有炸面筋、豆泡、素帽、素丸子、炸嘎巴等，还有用清素食品烹制成形同鱼肉鸡鸭般的菜肴。他们的素包尤其闻名遐迩，风味独特，流传至今，这就是天津人津津乐道的“石头门坎素包”。
石头门坎素包选料精细，是以纯绿豆粉皮、芝麻酱、上等木耳、花菜、口蘑、豆菜、腐乳、香干、面筋、芫荽（香菜）加以小磨香油等十几种原料拌和成馅儿。选用上等面粉做皮，酸碱适度，味道清素醇香，鲜美适口，可充早点，也可当正餐，终日营业，座无虚席。另有走街串巷叫卖的，吆喝“石头门坎素包”，颇受城厢内外大众的欢迎。
俗话“耳朵眼儿炸糕烫舌头”，说的是北门外大街路东有条细窄的胡同，如人的耳朵眼儿状，故称“耳朵眼儿胡同”，胡同口外有一家刘记炸糕铺，出售的炸糕外焦里嫩，香味浓郁，口感醇厚，皮酥脆而不艮，馅儿细甜而不粘牙，在津门众多的炸糕中独树一帜，津人俗称“耳朵眼儿炸糕”。
耳朵眼儿炸糕始创于清朝末年。第一代掌柜刘万春，早先是做好炸糕，推着独轮小车在鼓楼、北大关一带走街串巷叫卖，后来在估衣街西口的北门外大街上设点摆摊，现做现卖。当时的北门外大街是通往京师的通衢大道，东西两侧的估衣街、针市街、竹竿巷等，有着全市最大的干鲜果、皮货、染料、药材市场，商号鳞次栉比，人气特旺，故而他的炸糕生意也很兴隆。此后，刘万春与其外甥张魁元合伙，在北门外大街租下一间八尺见方的脚行下处（搬运工办事和休息的地方），开了个炸糕店。他们的炸糕业务在1937年达到鼎盛，日销售量150斤到200斤。尤其是逢年过节，人们借“糕”字的谐音，取步步登高之意，争相购买，日销售可达400多斤。
耳朵眼儿炸糕久负盛名，与狗不理包子、桂发祥麻花并称“津门三绝”。所谓“烫舌头”意在夸赞，并非贬义，实为褒扬。
大福来的锅巴菜，十八街的大麻花
锅巴菜天津人称“嘎巴菜”，是以事先摊好的大张煎饼，切成柳叶条，放在卤锅（一直不断火）内稍加搅拌，连卤盛碗。再加腐乳汁、芝麻酱、香菜、辣子糊，五味俱全。锅巴菜一要煎饼摊得薄，二要打卤用洗面筋洗出来的浆粉。有个故事说，某皇帝出巡路过天津进了一家小饭铺，店主急切中就把煎饼撕碎，撒上香菜，用开水冲成锅巴汤，皇帝吃美了问店主姓名，回说“郭八”，皇帝说锅巴不能叫汤，叫菜吧。这虽是编撰，却反映了事实：不管汤、菜，都是下饭的。但天津人通常是把锅巴菜作为早点来吃的。
天津的锅巴菜以大福来为正宗，这家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多年来始终保持着传统的制作工艺和风味特色，故而天津才有“大福来的锅巴菜”这句老俗话。
据称，大福来的锅巴菜选用优质的绿豆和小米，摊出的煎饼又薄又匀，卤汁的配料尤为讲究，不仅颜色、稠度适中，而且味道独特香美可口。此外，它的小料也别具特色，除芝麻酱、香菜等一般小料外，还多了一种炸香干丁的特色小料。锅巴菜必须热吃才有味道，为保证卤汁的温度，大福来除采用炉火保温外，每逢冬天，连使用的碗也坚持用热水浸泡。正是这种严格的质量保证措施，使得大福来的生意始终保持顾客盈门的兴旺景象，也使大福来的锅巴菜成为享誉津门的清真风味小吃。
天津人喜欢吃麻花，外地人来天津也常买一些带走送给亲朋好友。而说起这种酥脆甜香的炸制食品，就不能不谈到十八街和桂发祥。特别是十八街桂发祥的什锦夹馅儿麻花更是远近闻名。老天津人都知道，桂发祥麻花的创始人是范贵才、范贵林兄弟，他们原是河北大城人，十几岁来天津，先在郭庄子一个绰号“郭黑子”的麻花店里学徒，后来兄弟俩在大沽南路十八街各开了一间门脸的麻花店——“桂发祥”、“桂发成”。范家兄弟制作麻花的技艺高超，尤其是弟弟范贵林更身怀绝技。1956年两个店合并为公私合营的“桂发祥麻花店”，保持和发扬了范家兄弟的传统制作技艺，使桂发祥麻花好上加好，成为誉满津门的名特食品。
据说当年“十八街”的经营者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细心揣摩，反复试制，设计出一套别出心裁的制作工艺，炸出来的麻花，独具风味，一尝难忘。经营者还首创在坯料的白条间夹进一条馅体，其中有桃仁、桂花、青红丝等配料，所以得加个“什锦”的形容词。此外，个头也比一般大得多。天津人俗话“十八街大麻花”，“大”字是不能省的。越大越难炸，十八街麻花之大，或许有显示技巧的作用。
麻花在河北、山东、河南一带，是一种很普通的吃食，而说不上是天缘还是地造，麻花却在天津这块土地上被发扬光大，后来竟造就成了一个闻名世界的金字招牌，成为天津的一种传世名吃。这不能不说是与天津的文化习俗和地理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
煎饼馃子一套一套的，烙饼炸蚂蚱，夹（家）着吃
天津小吃，耳朵眼儿炸糕、十八街麻花等最有名，但天津人并非天天吃炸糕、麻花，天津人每天吃的小吃多是煎饼馃子，这种小吃却真是天津所独有，别的城市很少。
“煎饼馃子”，外地人乍一听，还当是两种东西。但是，天津人把二者卷在一起，外加葱花面酱，味道融为一体，独具特色。煎饼是一百多年前由山东传入天津的，但已被天津人“改造”。“馃子”外地人称为“油条”。早年天津流传一个故事，说是行刺奸臣秦桧的勇士施全有个兄弟施中，为躲避追捕，施中夫妇俩扮作渔民从临安（杭州）乘小船，经运河逃到天津，改名朱钦惠（诛秦桧），卖油炸货为生。他把两小块面摞在一起抻成长条，在油锅里炸熟，取了个名字“油炸桧”。天津食客也用咬碎嚼烂来发泄对奸臣夫妇之恨，索性改叫“油炸鬼”。流传到外地，多叫“油条”。
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人已经和煎饼馃子有了密切的关系。每一热闹街道路口大都有煎饼馃子摊子。煎饼的主料是绿豆、小米、虾米（皮米）及香料、水，磨成浆。煎饼要用平锅现摊现卖，每张煎好（可以加摊鸡蛋）裹一“棒槌馃子”成卷，煎锅涂油少许，再煎片刻，稍焦，抹面酱，撒葱花儿，折起，称为“一套”。天津人赞美善于言词的人，往往说此人说话“煎饼馃子一套一套的”，即此之谓。外地人尝过煎饼馃子，都夸“味道好极了”，但学不到家，恐怕因为味道太“酽”，天天吃有点儿受不了。
天津人发明这种美味，本是出于运河码头工人的需要，跟特有的大饼配套，成了方便而可口的快餐。天津、北京相隔120多公里，在北京，你早晨起来，想吃煎饼馃子，对不起，没有。可是你到了天津，一出火车站，站前就有煎饼馃子在卖，四季供应，风雨无阻，而且总是另备有鸡蛋的。天津作家赵玫写了一篇《“煎饼馃子”情结》文章，开头便说：“天津的煎饼馃子就是这样一种食品。当它就在你身边时，你也许长年累月都熟视无睹；但是一旦有一天你离开了，离开了这座城市或这个国家，煎饼馃子就会绵绵无期地成为你的最想和最爱。那一定是你最先就开始怀念的食品。那种只有煎饼馃子才有的味道，那味道本身就是一种思乡的情结。”煎饼馃子能被天津人如此厚爱与思念，显然已超越了无数的盛宴和佳肴。
炸蚂蚱也是天津独具特色的风味小吃。蚂蚱即蝗虫，立秋季节，蚂蚱正肥，也是最好食用的时候。清代文人周楚良在《津门竹枝词》中说：“满子呼来蚂蚱香，醋烹油炸费葱姜。不须刘猛将军（刘将军是蝗神）捕，食尽蝗虫保一方。”这既是对天津风味炸蚂蚱的称赞，也是对天津民众巧妙治蝗、化害为利的褒扬。
炸蚂蚱的制作方法是，将蚂蚱去掉翅膀，用油炸至黄褐色，捞出后，在有酱油、醋、香油、葱、蒜的作料中浸一下，再控干。吃到嘴里，酥、脆、香、鲜，味道甚佳，如夹在热饼中吃，更是别有滋味。天津早有一句俗话：“烙饼炸蚂蚱，（夹）家着吃。”
蚂蚱富含高蛋白，低脂肪，特别是秋季雌虫多卵，丰富的卵磷脂能增进记忆力。中医认为蚂蚱有止咳平喘、滋补强壮的功效。可惜吃蚂蚱在天津已接近失传，为什么呢？因为农药的使用令蝗虫大为减少，更主要的是蚂蚱被农药污染，人们存有戒心，想吃也不敢吃了。
卖药糖，四角四方四海名扬，提倡国货，炮打东洋
“买的买，捎的捎，卖药糖的又来了……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酸水儿呀，打饱嗝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这是郭德纲在相声《叫卖图》里学的吆喝声。天津的所谓“药糖”，即是把砂糖熬到一定火候时，加进各种中药材，比如砂仁、豆蔻、玫瑰、红花、鲜姜、薄荷，等糖熬好后再倒在一块涂过油的大石板上，拉成条状，用刀切成棋盘格般的小块。天津人不大爱吃甜食，但却将吃药糖当做一种“口头福”，看来这种东西确有其“勾人”之处。
天津药糖始之于清代，民间早有“津味药糖独一份”一说。民国年间，东洋货一度占据市场，天津人尤其是学生们大力宣传“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当时天津国货售品所的宋则久、王卓忱还出面把学生们招呼到一块儿，成立了“跪哭团”。有奸商卖日货，他们一边哭一边数落：“哎哟，我的大老板，小日本的刀都架到咱们脖子上啦，你还替他卖货呀？国家要是完啦，你还要钱有嘛用啊？”后来人们便巧妙地将津人喜爱的药糖跟抵制日货联系在一起，民间又传出一句俗语：“卖药糖，四角四方四海名扬，提倡国货，炮打东洋。”
天津药糖顶数王宝山的高人一筹。民国初年，王宝山在南市上权仙一带摆摊卖药糖。他的药糖是自己熬的，对上各种香料而成。他多半在下午或夜间出摊，手里拿着一个铁落子（像放风筝缠线的落子一样），拨得哗哗响，口中念着他自己编的一套一套的词来吸引人。“酸的、凉的、薄荷的”，“橘子、香蕉、菠萝蜜、樱桃”，过去小孩都会这套顺口溜，就是从王宝山卖药糖传出来的。王宝山的药糖口味繁多，出摊时的打扮也是怪模怪样：一顶旧礼帽，身穿破西装，戴着一副缺条腿的旧金丝边眼镜，既有些远方边城的货郎模样，又像一个独往独来的西部牛仔。
据老辈人说，王宝山年轻时给住在天津的一个法国人做过佣人，后来法国人回国了，把一些不用的东西给了他，其中就包括天津当时罕见的法国食用香精。对香精，王宝山倒是不陌生，天天出入灶间厅堂，他深知这个不起眼的小玩意儿的妙处。拿着这些香精，王宝山反复琢磨，寻思着能不能换个用途。他突发奇想，一把将香料倒进了药糖里面，没想到，这么一融合，居然生出了不少口味新奇的药糖，让他这个药糖行家都惊讶不已，原来千糖一味的小方块里竟飘出了橘子味、苹果味、蜜桃味，这一下，可让喜欢药糖的人开了眼。一时间，天津糖贵，再衬着王宝山的洋派举止，吃药糖，倒成了天津城里一件新潮的事情。
以后，王宝山不干了，南市有个小麻子接着卖药糖。他不摆摊，而是自己挎着很多玻璃盒，装着各色药糖。他念的词时有创新。如在1950年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时，他唱“橘子、樱桃，别忘了抗美援朝”等等。在南市上平安（今长城剧院）前有一个小门脸，字号叫“千里香”，也是卖药糖的，不过他是零售兼批发，解放后就停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