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人的创富欲望，喷薄而出
幼儿园孩子们最庄重的誓言表示是拉钩。小时候，我们都曾许过“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的诺言。这样的诺言，在成人眼中似乎显得很天真，但没人会去怀疑孩子们的真诚。对他们而言，拉钩意味着一切。然而，成人的世界里是没有拉钩的，有的是法律、制度、合同和协议。一个国家的发展，当然更离不开政策和制度。
“文革”结束的时候，人们翘首以盼，希望国家的政策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现代化建设转变。1978年，改革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开展起来。在率先举行的科学技术大会上，郭沫若的声音如鲜花般绽放：“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原本厚重的历史，经过诗人的语言点化，就变得意蕴无穷。
有一首诗这样写道：“青锋一闪而过，将我剖成两段呼痛的断藕……一段，叫从此；一段，叫从前。”
1978年就是一个节点，1978年以前，叫“从前”；1978年以后，叫“从此”。1978年，中国重新起航，从此，中国人民开始在追求富裕的道路上狂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绞尽脑汁的邓小平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将胡耀邦和于光远叫到家里，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至今，于光远依然记得纸上写的七个重要问题：
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
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
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
五、允许一部分好起来；
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
七、新的问题。
现在看来，最重要的无疑是第五点“允许一部分好起来”。由于是私下的聊天，这一点写得有点过于简单，其实就是指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邓小平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必须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问题。在具体的数据上，邓小平强调，农村富裕人口可以由5%增到10%，再增到20%，城市富裕人口的比例一开始就可以占到20%。按邓小平的说法，干得好的，就能影响左邻右舍。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国家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领导人的带领。邓小平对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看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基调。不过，即便有了邓小平的有力号召，要想让大部分人很快接受这样的观念依然很难。国家全面宣传这个政策还要在几年以后，直到1984年，大家才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一浪地走向富裕。”
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变迁，彰显了国家在不停地尝试用新思维看待财富，审视富裕和贫穷的差异。早在1979年的时候，邓小平就审慎地指出，中国在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也要结合市场经济，并不忘强调，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到了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已经名正言顺地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此基础上，中央很快又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给了商品经济真正的“名分”。
之后的故事脉络分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存在、共同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则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了下来；而到了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有人曾说：“这一重要论述，使我们进一步增强了鼓励、支持、引导发展民营经济的信心和决心，也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民营经济的目标和方向。”
制度变迁的主要意义在于解放了民营经济，让中国民营企业家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登上历史舞台。党的十六大的时候，五位民营企业家代表出现在大会现场。这一幕曾让多少民营企业家兴奋激动！他们无一例外地将其当做民营经济时代来临的标志。
正是在经济制度的变迁中，人们逐渐打破了平均主义的窠臼，不再将钞票和富裕当做洪水猛兽。
西方有句谚语：不要试图改变一个孩子的想法。或许，最难改变的就是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但只要我们有追求真理的勇气，改变的梦想终将会实现。这个过程虽然略显漫长，但依然让人们在艰辛中看到了幸福的曙光、在贫穷中看到了富裕的未来。
在制度的呼吁下，中国人终于不再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被贫穷激发的创富欲望开始喷薄而出。
2.第一代企业家的秘密：树挪死，人挪活
到1984年，改革的春风已经吹了6年，但农村的经济增长似乎陷入了停滞状态。土地的红利是有限的，尤其是那些单靠农作物为生的农民，联产承包的热情很快就燃烧殆尽，要想让他们进一步富裕下去，就必须开拓更多的致富门路。
贫穷会让人饥不择食，追求富裕同样会让人手足无措。在政策的刺激下，农民的致富欲望日益高涨。当土地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后，人们将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了副业，然后是小本买卖，最后是兴办工厂和企业。
已经年届古稀的任清海，闲下来的时候经常带着笑容眺望着远山。原本的万亩荒山，在他的努力下已经被栽满了核桃树。放眼望去，漫山葱翠。这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富翁”，曾经因为孩子在冬天光脚丫没鞋子穿流过泪。改革开放前，即便他在村里任职，家里生活依然非常贫困。即便在三九天，6个儿女都穿不上棉袄，有的还要光着脚丫上学。那时候，看着一家人跟着自己受罪，尚在壮年的任清海没少流过眼泪。为了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他没少动过心思，但在那个靠挣工分吃饭的年代，除了壮劳力，别无他法。
然而，任清海不甘心就这么生活下去。作为一名村干部，他敏感地注意到了国家方针政策的变动。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寻找机会。很快他就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青海西宁生产一款农用车，售价仅2万元出头，而且可以半价提车。任清海当时兴奋起来。当时，当地农民经常需要雇车到城里拉煤，如果有一辆汽车的话，赚起钱来肯定很轻松。下定决心后，他借钱买回了汽车。此后，他带着一帮孩子整天在外奔波，为当地的农民拉煤和其他农用物资。农闲的时候，还会从外地买一些柴油到当地卖。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小本生意，任清海还是遭到了当地乡领导的警告。在大会上，乡领导多次点名批评他，也有很多熟人私下警告他。
喜欢看报纸的任清海很清楚当时的形势，全国各地每天都有因为经商、雇工等问题而被罚款、批判甚至被关进监狱的报道。广东高要县的一位农民承包鱼塘。由于经济效益不错，第二年的时候他雇了1个人，到第三年雇了5个人。然而，在现在看来再正常不过的小事，却引起了《人民日报》的关注，一位高层领导曾批示：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做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
很显然，像小岗村十八户农民那样的孤注一掷不是偶然的，任清海虽然忧心于政策的变动和个人安危，但更不愿看着自己的家人整天受着贫穷的折磨。面对可能面临的种种危险，他选择了义无反顾，坚持在致富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最终有了今天的成就。
面对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民，城市居民的羡慕是显而易见的。不久后，改革的浪潮很快从农村蔓延向城市。
1979年1月，被誉为“改革开放第一人”的袁庚，在中央的指示下，率领招商局在深圳宝安县开发蛇口工业区，真正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随后，政府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之后不久，又将海南列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窗口刚刚打开，中国将“亚洲四小龙”作为学习榜样，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特区，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神秘之地，象征着财富、欲望和机遇。活络的人开始向东南迁徙，更多的人则引颈探望，寻找茶余饭后的谈资，偶尔也会尝试改变一下生活节奏。在经济特区的刺激下，珠三角地区率先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不仅企业家们心向往之，全国各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纷纷“赶场”，希望能从中分一杯羹。
自诩“民间布衣”的博客写手王伟在《一个生于1978的小人物看改革开放30年》一文中真实描述了经济大环境的变动在普通人身上的反映：
彻底摆脱穷困进而过上富裕生活的欲望激励父亲作出了大胆决定，和少数农民走出乡村外出打工，由此开启了父亲20年的农民工生涯。起先是在铁路上，后来基本是在公路上，父亲成了筑路工。父亲在铁路打工时，我们家第一次吃到了绿色塑封包装的方便面，对于新型食品，我们连说明也没看，就一股脑儿把十几袋儿都倒到锅里像做家常面一样地煮了，不过味道却是前所未有的香甜。
30多年过后的今天，现在一些乡村还保留着一些集市。这些集市都是改革开放之初兴建的，出生在1970年代以前的人应该有着当时的记忆。当时，平均两三个村就会有一处集市。为了错开时间，各个集市会按照“三六九”、“一四七”的日子错开。
王伟如此描写人们赶集的情形：每逢农历初三、初六、初九，乡间山路就充满了欢声笑语，人们都往一个方向走，因为这是乡镇上的赶集日……人们沿着街道摆开自己的摊位，牲畜、粮食、蔬菜、草药等都可以交易，场面非常热闹。
同样是从这时候起，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开始相继登上舞台。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的陈春先，在仓库里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实体——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中国最会赚钱的农民”鲁冠球，创立了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万向集团；“企业承包第一人”马胜利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第一年便完成140万元利润。随后，还有更为有名的王石和万科集团、任正非和华为、柳传志和联想，以及发誓要做“中国IBM”的史玉柱，一心想做电冰箱却创办了第一家生产轿车的民营企业的李书福等人。
第一代企业家有的成为改革的先驱，有的成为“摸石头过河”的“先烈”。然而，无论是先驱还是“先烈”，在政策尚未稳定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都有过九死一生的遭遇。然而，受够了贫穷的人们，宁愿冒着坐牢的危险，也不愿缩手缩脚。当年，柳传志的一家三代人就住在自行车棚搭成的大约12平方米的房子里。房子四周是糊满报纸的墙，房顶上架着草席。但这已经让柳传志夫妇万分满意了，因为之前早已结婚的他们只能分居在男女宿舍里。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们甘冒失败的风险，也敢于无视政策的权威。当中国人从压抑太久的贫困生活中脱围后，没有人再愿意尝试那种物质匮乏、没有希望的生活。就像有关领导人所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人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高呼：我要富裕！
3.你流的汗，怎样变得更值钱
当年TCL收购汤姆逊电视的时候，几乎引起了全球震惊。这家连杰克·韦尔奇都拯救不了的企业，TCL凭什么有这么强的自信？事实上，不仅业界对此颇为疑惑，就连研究人员对此也大惑不解。
为了搞清楚原因，一位名叫亨利的美国大学生利用假期跑到中国，希望能通过实地查访获得真相。由于是一名普通的学生，亨利无法通过官方渠道进行调研，只能寄望于中国媒体和民间的消息。为了深入实际，亨利甚至连钱都没带，而是以打工的形式维持生存，并借此融入中国的社会生活。
虽然有语言方面的障碍，但并不影响活泼的亨利与周围的人打成一片。事实上，获得真相比亨利想象得要简单得多，当他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已经非常接近真相了。亨利拿到手的第一个月工资是1500元。按理说，作为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而且做的是临时工，这样的工资在2003年的中国还是不错的。但是，来自美国的亨利可不这么认为。2003年的美国，每小时最低工资已经超过5美元，按当时的汇率折算，也就是超过40元人民币。1500元的工资，其实也就相当于30多个小时的收入。亨利每天工作8小时，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加班。原本应该是4天的工资收入，现在却要花费自己一个月时间，这让亨利很恼火。他一度兴起起诉雇主的念头，但随即意识到自己可能找到了要寻找的答案，不由得兴奋起来。
很显然，亨利的确发现了真相，虽然这不是全部。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长期高速的发展，缘于人口、土地和外贸三大红利，劳动力红利正是其中之一。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一直远大于需求，导致劳动力成本极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面对进口产品或者当中国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时，就会占有极高的低成本优势。中国的轻工产品、纺织品之所以能行销全球，甚至成为各国反倾销的对象，便是源于这种比较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