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大有小，人口数量优势带来的劳动力红利最为显著。从2000年至今的人口调查中，15岁至64岁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而且保持持续上升的势头。调查显示，这一趋势将一直持续到2020年。即便这一比例有所下降，相比于大部分国家来说，中国依然可以享受高劳动力参与率带来的丰厚红利。
仅有大量的劳动力并不意味着经济的高效，仅作为世界加工工厂，也无法推动中国产业的升级换代。事实上，劳动力红利的维持，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持续上升的劳动力配置效率。众所周知，中国有着众多的农业人口，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土地资源并不充足，农业发展程度也不够高。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明显过剩，劳动生产率也极为低下。但正因为如此，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劳动力的配置效率。甚至可以说，中国收获劳动力红利的程度，就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潜在劳动力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程度，更简单点说，就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程度。幸运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我国城市化进程基本同步，保证了这一趋势的延续和有效。
在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劳动力配置效率提升的基础上，由此衍生出来的高储蓄率，同样贡献了劳动力红利。与适龄劳动力的高比例相应，需要抚养儿童和赡养的老人的比例相对比较低。也就是说，我国人均劳动力的负担就比较轻，从而为居民储蓄提供了条件。在关于经济增长的各种模型中，居民储蓄都是重要的贡献因素。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劳动力红利就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中国企业最典型的两则国际并购案例中，能够看出这种劳动力红利的影响。TCL并购汤姆逊电视，并不是因为TCL的赢利能力比对方强，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TCL拥有低成本优势。根据调研机构的研究，TCL在并购汤姆逊的时候，其彩电业务的毛利水平极低，在国内毛利率是5.2%，在海外只有2.9%。即便这样的毛利水平，还是得益于国内的低劳动力成本，如果放在海外，几乎没有赢利的可能。同样，作为国际并购的另一个典型，联想并购IBM PC的时候，其毛利率只不过是14%，而IBM的毛利率高达22%。然而，联想PC能够赢利，而IBM PC业务却承担着巨额亏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得益于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这种近似于“坐地分赃”式的竞争优势，让跨国巨头们颇感无奈，甚至连欧美等国也只能望洋兴叹。在实在没招的时候，反倾销就会成为它们最后的撒手锏。
据媒体报道，巴西外贸委员会于2011年9月6日宣布，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将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商品进口。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要对7种制成品提高进口关税，并对一批进口产品实施反倾销制裁。这一报道之所以引起中国方面的关注，是因为在提高关税的7种产品中，有5种来自中国。其中，瓷砖的关税将从15%提升到35%，自行车的关税从20%提升到35%，而分体式空调同样从18%提升至35%。因此，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是这些措施的最大受害者。
据说，巴西还将对来自中国的碳钢管实施反倾销制裁。在未来两年内，巴西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碳钢管征收743美元/吨的惩罚性关税。制裁一旦开始，碳钢管的价格将比目前提高80%，基本堵死了中国碳钢管向巴西的出口。
其实，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劳动力红利这个阶段，只不过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让这个阶段看似无限期地延长了。
然而，当我们安享劳动力红利的时候，不应该对劳动力红利可能的减少和由此而来的负面效应视而不见。由于对劳动力红利的依赖，中国企业更多地倾向于投资资源密集型产业，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兴趣不大，从而让中国逐渐成了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加工工厂。这也是有识之士建议中国应该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原因。
更让人们不安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不利的迹象，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这种近乎不劳而获的红利优势是不是走到了尽头。
2011年年初，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出现大规模的民工荒，很多制造类企业因为招不到人而倒闭，还有一些则靠高工资得以维持。当时，极富人气的富士康就在其内刊《富士康人》的头版头条上如此渲染：“春寒料峭，大江南北用工荒；风景独好，人潮汹涌富士康。”这个曾因员工十几人连跳事件而震惊中国的企业，并没有因此成为被民工遗忘的角落，在富士康的招聘点上，依然人流汹涌，“长蛇”蜿蜒。富士康如今受民工青睐的背后，是它比大部分中小企业要高出50%甚至一倍的工资。
去年，有感于民工荒的说法引起的慌乱，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曾专门予以驳斥，中国劳动力“红利期”远远没有过去，供大于求状况没有改变。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原本在春节过后的特殊时期，也很少有企业因为缺工而着急，但现在在正常的季节，依然有大量的企业为此苦恼不堪。
有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现象变动能说明民工荒并非杜撰：因为企业招人越来越难，一些原本靠赚打工者门票费的人才市场，现在正在逐渐降低面向打工者的门票价格，有的干脆直接取消，转而向企业索求更高的入场费。深圳三和人才市场总经理许琴就表示，以前人才市场主要靠打工者赚钱，从2009年之后就倒了过来，开始提升对企业的收费标准。比如，对于求职者来说，以前人才市场的门票是10元，现在10元门票有效使用期为一个星期，有时候甚至可以免费入场。
当然，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整体状况并没有改变，而且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由于地区分布、行业分布的不均，以及薪酬福利的差异，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难免会遭遇民工荒的困扰。面对这种现状，不仅企业要提前做好准备，政府更要尽早将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否则，7%以上的GDP增长速度将很难延续下去。
4.全球化了，就该去买外国货
不经意间，国际品牌已经充斥了我们的生活。即便普通的中产阶级，用的电脑大部分是戴尔、惠普品牌，手机则多为诺基亚、摩托罗拉、索爱品牌，电视是松下和索尼品牌，冰箱是西门子和三星品牌，洗衣机是伊莱克斯和惠而浦品牌，空调是三菱和日立品牌。于是下面这样看似夸张的描述不再是梦幻，而成了现实。
早晨，揉着惺忪的眼睛，掀开身上的嘉加梦（意大利品牌被子），从床上坐起来，顺手脱下身上的凯伦堡（意大利品牌睡衣）。洗漱完毕，拿起诺基亚手机，打麦当劳热线，要了一份麦乐送，解决了早餐。该到上班时间了，套上博柏利（英国品牌西装），走出了家门。天气不错，回头看了眼欧式别墅，满意地登上BMW M6（德国品牌汽车）双门轿跑车。在去公司的路上，给女朋友打了个电话，约好晚上去柯达电影世界（首家外资控股影院）看刚上映的《女巫季节》（美国电影）。
全球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通过优势资源的整合，各个国家都能参与国际化分工，从而形成优势互补，分享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对消费者来说，国外消费品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当初，中国加入WTO的前夕，人们普遍对“入世”充满热情，就是因为很多人非常憧憬拥有国外的商品。
经济学家韩德强在书中写道：“在机关大楼的办公室里，在超级市场的柜台前，在朋友们的聊天问候中，消息灵通的人士都在发布美国小汽车、计算机、电话费的行情，把听众们的心挠得痒痒的，恨不得中国第二天就‘入世’。你想，一辆中高档的皇冠车在美国只售8000美元～9000美元，合人民币不过6万元～7万元，只相当于买一辆昌河或奥拓的钱，多划算啊！还有计算机，200美元就够买一台586；电话根本不要初装费，打电话很便宜，还不断有别的电话公司用更优惠的价格来吸引你。‘跳槽’，多好啊！要是出国，千万别买国航的机票，太贵，找个朋友在国外买好机票寄回来，就能省出一台电视机。”
“入世”的成功，加速了中国国际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以全球化最大的主体——企业来说，既能通过国际化进行全球资源配置，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又能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获得高额利润。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以更为综合的形式呈现出来，企业面临的是从日常运营到市场拓展、再到全球化适应能力等全方位的竞争态势，而不再像以往那样纠缠于价值链的某一个环节的较量。在这种竞争态势下，企业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或存在弱点都是致命的，都会成为缺乏竞争力的根源。
事实上，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源全球化是企业唯一的选择，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就只能被动挨打，被排斥在国际市场之外。很多反对中国加入WTO和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人认为，中国广阔的市场空间足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但事实却是，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很多传统产品市场已经趋向饱和，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出现了生产过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不能顺应潮流，继续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并合理引入和转移资源，就会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最起码是浪费全球化带来的发展良机。
很多跨国企业将工厂办到中国，并不是希望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带到中国，而是希望利用中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正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这些跨国巨头将中国的优势资源——劳动力资源和其他国家的优势资源（诸如能源、运输、市场、金融和税收体系等）汇集起来，尽力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直提倡以市场换技术，希望向跨国巨头开放中国市场，借以获得学习对方先进技术的机会。尽管“中国制造”一直遭到不少国外人诟病，但还是为中国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为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奠定了基础。
同时，全球化也是企业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资源转移参与国际化分工、最终获得超额利润的有效途径。对于企业来说，全球化既可以有机会获得国外的优势资源，又可以通过资源的国际转移，以国内的优势资源参加国家分工，通过比较优势获得比国内更高的利润。众所周知，一项技术从诞生到普及，其利润必然会经历从垄断利润到超额利润、再到平均利润的阶段和过程。事实上，任何一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同样遵从这样的逻辑。随着生产、技术、管理等要素的慢慢普及，产业发展初期的垄断利润会变为超额利润，随后在进入自由竞争阶段后，慢慢发展成为平均利润。简而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更多的企业掌握相同的技术，或者推出类似的产品，产业的利润都会逐渐摊薄。然而，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企业可以通过向全球转移国际资源，从而延长获得超额利润的时间。
比如说作为中国传统优势产业的纺织业，在国内市场早就进入饱和状态，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十分明显。纺织业要想继续发展和获取利润，只能寄希望于出口贸易或资源转移。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入世后，纺织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步伐大幅加快，出口额一路飙升。以2003年为例，我国纺织业出口净创汇高达645亿美元，是全国净创汇255亿美元的2.53倍。如果没有出口的话，中国纺织业就会失去了继续增长的空间，如果不能在产业升级上作出努力的话，就只能走下坡路了。
毋庸讳言，包括纺织品在内，中国的轻工业品和部分农产品之所以能畅销全球，主要得益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甚至在部分高科技制造领域，中国都能凭借这种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赢得相对于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早在2006年的时候，韩国贸易协会贸易研究所就曾发布《韩中日三国的国际市场主导产品技术水平之变化》的报告书，该报告书根据联合国2000～2004年的统计数字，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正在逐步包揽韩中日出口优势产品。很显然，中国正是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将国内的比较优势通过资源转移体现在了国际市场。
当然，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绝不仅仅在于有利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还在于能够推动中国市场化的进程，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等。
中国申请加入WTO的时间很漫长，尤其是在1993年之前，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中国和世贸成员国的谈判几乎毫无进展。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加入WTO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成员国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与其他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我国在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应该说是中国经济体制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之所以在当时提出，是为了配合加入WTO的谈判并取得进展。从这个层面来说，正是加入WTO的需要让我国加快了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步伐，并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完善这一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