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于1982年8月21日以《“双包”责任制是治贫致富的“阳关道”》为题播发的一则消息足以为这一解释佐证。消息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兴起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农业生产责任制，现在已经在全国74%的生产队中广泛推行，势不可当。
被毛泽东树为中国农业集体化的一面旗帜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成为包产到户最后的聚焦点。1980年8月，已经从国务院副总理的显赫高位上黯然离职的原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坚定地认为，曾经跟着自己为农业集体化“战天斗地”的大寨人决不会认同带有资本主义私念的“独木桥”！然而，大寨社员的顺口溜却是：“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1982年底，包括大寨在内，昔阳县的所有农村生产队一夜间“城头变换大王旗”，包产到户扎根，社员喜笑颜开。
消息传到京城，陈永贵哑然无语。
“迟到”与否的正反效应也很快在浙江南北地区显现出来。
根据1983年的官方统计，推行包产到户最为迟缓的浙北嘉兴、湖州，当年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一年下降1.7%与3.4%。
而在包产到户最早涌动的浙南温州，全市1980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了27.5%，年均递增12.8%，“这在温州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在包产到户上与温州遥相呼应的浙中金华，时任地委书记的厉德馨算过一笔账：新中国成立以来，金华粮食产量从20亿斤到30亿斤，用了16年时间，即从1951年至1966年；从30亿斤到40亿斤，用了11年时间，即从1967年至1977年；从40亿斤到50亿斤，用了4年时间，即从1978年至1981年；而1982年，仅仅1年时间就增产了10多亿斤！
耐人寻味的是，我们随后可以观察到，在几乎整个30年改革的时期内，以温州为圆心的浙南板块与以嘉兴、湖州为代表的浙北板块，一热一冷、一盛一衰，并呈现出南风北渐的景象。不难理解，自包产到户的改革启动始，胜负已经了然。
比小岗村早22年
1998年7月27日，温州永嘉县上塘镇，“纪念永嘉农村包产到户42周年”会场。
原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的致辞，穿越42年的时空，仍在会场久久回响：“今天，历史出了头了，它出来作证，也告诉永嘉的同志们，1956年的那次行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值得肯定的。永嘉县是我们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
然而，有一位最重要的被邀请者却缺席了。他已经永远地伫立在了历史的那一端。
他，就是李云河，42年前任职永嘉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是当年永嘉包产到户的直接领导者、实践者，在这次纪念会召开前20天因患肝癌离世。7月3日，自知来日无多的李云河在病榻上口授了原拟赴会永嘉的发言提纲，他说：“几十年农村工作的经验，中国要稳住，农村是基础；不到户农村稳不住，‘包’字是基础……从理论上看‘包’字很简单，但是我们党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作为纪念会的特殊代表，李云河的妻子包于凤手捧骨灰盒来到永嘉。在清澈如水晶般的楠溪江畔，包于凤将李云河轻轻送回了那片大山，也为他执著的梦想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978年11月24日夜晚，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民代表悄悄齐聚于社员严立华家的一间草屋，神色极为严峻地写下了一纸契约，全文如下：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作为中国当代史的珍贵文物，这份摁满血红手印的生死契约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号为GB54563。杜润生在其回忆录中认为，这个惊天动地的故事，经调查细节上虽有出入，但流传却甚广，生动反映了中国农民为实行包产到户甘冒风险的巨大决心。
中国改革开放本身是一部旷无前人的伟大传奇。虽然细节尚可推敲，但正由于其令人赞叹的传奇色彩，小岗故事已被官方高调定格为大包干改革创举的公认“摇篮”并得以载入史册。
然而，毫无疑问，1956年首倡包产到户的永嘉实践，比小岗人的传奇早了整整22年。
陈康瑾在其报告文学《他没有在旋涡中沉沦》中，为我们记录了那沉重的历史一页。
1956年2月下旬，永嘉县第一个集体农庄高级社——潘桥集体农庄呱呱坠地。在此前后，“小脚女人”和“右倾保守”思想在各地受到严厉批判，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突飞猛进。打土豪、分天地的喜悦尚未散尽，初级社、高级社又纷纷从天而降。
一夜进入社会主义，举国欢腾。
狂热，替代不了生产力发展必须遵循的铁律。在永嘉农庄，甚至在全国农村，“干部乱派工，社员磨洋工，上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等问题很快浮出水面。
脱离了生产力水平的基本实际后，归大堆、吃大锅饭的农业组织结构，除了在造水库、挖塘泥、并田整地之类的人海战役中，还能发挥所谓“惊天地、泣鬼神”的优越性外，在田头各生产环节，只能是一个成批制造懒人的梦幻工场。
有人按捺不住了。
当年春季，26岁的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拉着县农工部干事戴洁天，在该县燎原社（今瓯海区郭溪镇）悄悄开始了在生产小组中实行“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和“产量责任制到户”为主要内容的试验。
人还是一样的人，地还是一样的地，燎原社的变化却是前后两重天。
1956年9月，永嘉县委召开由全县高级社主任参加的千人大会，提出推广燎原经验，“多点试验包产到户”。几个月内，永嘉有200多个高级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占全县总社数的24％。
李云河、戴洁天笑了，农民们笑了。但笑意刚刚爬上嘴角，发难已扑面而来。
1956年11月19日，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刊登了《不能采取倒退的办法》的评论，点名批判燎原社的包产到户试验是“打退堂鼓”。就全国范围来说，这是砍向包产到户的第一刀。
这并不能让李云河服气。他以燎原社实践为基础，一口气撰写了长达5500字、题为《个人“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的专题报告，从理论上探讨了“包产到户”的必要性。他在文中理直气壮地阐明了四大观点：一、包产到户没有改变所有制，因而绝不是“拉倒车”，绝不会使合作社变质；二、包产到户是集体劳动的很好补充，可以继承和发挥社员的主动性和“绣花”精神；三、包产到户更能坚持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使农民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四、包产到户变“队长负责”为“人人有责”，使每个社员可以在生产中“当家做主”。
1956年11月25日，李云河将此文分别寄送县、地、省、华东局、中央农工部。
8天后，李云河被指名赴杭州参加浙江省委调研会。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林乎加主持会议，对包产到户给予了充分肯定。
1957年1月27日，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在二版以半个版面刊登了李云河的专题报告。这是全国报刊第一次公开发表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
似乎又是一次雨过天晴。
然而，在“左”倾思潮如日中天的年代，作为“早产儿”的包产到户从一降生就注定了其多舛的命运。
中共“八大”召开没几天，“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已面临被腰斩的危险，坚决打退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迅速升级为首要政治任务。包产到户转眼成为“包着糖的砒霜”，热衷于包产到户的人被指责是“抱着狐狸精当美女”。
1957年的浙江省党代会期间，在杭州火车站旁的省委红楼招待所里曾经贴出过一张奇特的大字报：
新产品登记表1957年
产品名称：摇包产到户
产品性质：资本主义
产地：温州、永嘉、燎原
发明创造者：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
检验员：林乎加
产品鉴定机关：浙江省委
推销员：《浙江日报》
黑云压城。此时此刻，谁也救不了包产到户，谁也保不住小小的李云河了。
清查，批判；再清查，再批判。1957年7月13日，《浙南大众》刊发《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的社论，罗列了包产到户的十大祸害。
同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做法》的电讯通稿，文中四次点了李云河的名，指出包产到户是“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去年派人到农业社试验后搞起来的”。
1958年春，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一批风华正茂、胆比天大的冒险者们终于走到了自己政治生命的尽头：
主谋李云河，被定为大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劳动；
主犯戴洁天受到了刑事判决，戴上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被押送原籍管制劳动，子女户粮关系全部迁往农村，妻子陈小梅被开除团籍，从县文教局下放工厂劳动；
支持包产到户的幕后黑手、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行政13级降为16级，划中右；
县委常委、农工部长韩洪昌，副部长吕克熙、周祥千，县农业局长胡宣哲……几乎所有与包产到户有瓜葛的人都无一漏网。因犯“煽动包产到户”罪被判刑的永嘉农民就有10多人。
永嘉轰轰烈烈的包产到户实践，暂时不得不被画上了一个苦涩的逗号。但这仅仅是“逗号”。
1974年，一批来自北京的作家、电影导演被赶到永嘉县里湾潭大队“体验生活”，据此创作出电影剧本《苍山志》。后因种种缘故，最终没能被搬上银幕。
《苍山志》的创作背景，是1966年至1975年，永嘉不少地方的农民仍对包产到户念念不忘，“地下活动十分猖獗”。1973年春，江青亲自批示，把坚持“吃大锅饭”的里湾潭大队树为处在资本主义势力四面包围、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以此来反证“包产到户”的“罪孽”。“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姚文元也从不同角度对永嘉作了批示，并把拥护或反对里湾潭作为在永嘉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唯一标准。
没料想，永嘉农民根本不吃这一套，仍然我行我素。1976年，全县竟有77％的生产队土地到户，有1/3的山场到户。1976年冬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永嘉被列为浙江省“分田单干，集体经济破坏最严重”的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在大会报告中说，“温州地区，闹得很多地方分田单干，两极分化……”“温州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要看资本主义到温州”。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数年，由于当地官方的观望与迟疑，包产到户在永嘉依然是没有名分的“私生子”。里湾潭大队所在的五濑公社党委书记回忆说，那些年，针对包产到户，永嘉的官意与民意之间上演了三出戏：第一出是《武松打虎》，县里坚决要把社员自发的包产到户打下去；第二出是《陈州放粮》，社员消极对抗，荒着田不种，次年，县里只好发放10万斤返销粮和数万元贷款进行救济；第三出是《红楼梦》，政策总算有了松动，社员却又怕多变，包产到户又成红楼一梦。
好在，20余年起落沉浮，燎原社的星星之火终于燎原，永嘉首创亦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1982年12月，抖落一身风尘的包产到户“罪魁祸首”李云河与戴洁天在一个霞光万丈的清晨，昂首挺胸重访永嘉燎原社；
1983年，李云河被擢升为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几年后，李云河撰写出版的《中国农村户学》，被美国纽约公众图书馆永久收藏。
两个半“单干理论家”的背影
从永嘉燎原社到凤阳小岗村，以包产到户为主脉的顽强的中国农村变革冲动，终汇成浩荡洪流。既然是承载亿万民心的洪流，李云河、戴洁天他们就肯定不会是孤独的英雄。
在浙江，透过历史的尘埃，两个半“单干理论家”的背影逐渐清晰起来。
1962年8月5日至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一改半年前在7000人大会上纠正“大跃进”错误、反思“左”倾教训的基调，突然开始转向严厉声讨包产到户。
9月24—27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再度猛烈炮轰党内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著名论断。
会议期间，毛泽东对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江华说：“你们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由于伟大领袖的语气十分严厉，这一事件成了一桩引人瞩目的历史公案。
毛泽东所谓的“单干理论家”含义很清楚，指的就是“包产到户理论家”。20世纪50年代后，中央高官中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甚至打倒的包产到户“党内代理人”、“幕后黑手”不少，但被领袖直接点名并斥责为理论家的“小人物”似乎仅此一例。
浙江新昌县镜岭区专职办社干部陈新宇无疑是这两个半“单干理论家”中的一位。1961年，他将自己撰写的“鼓吹包产到户”的《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分析问题》及《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两篇文章寄给中共中央并转毛泽东主席。“文化大革命”中，浙江“造反派”的省级机关报用斗大的字公布了伟大领袖对陈新宇的批判，是为“罪恶滔天”的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