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到阳明山后,是真心地把这几个侍卫当家里人,这几个人也未曾弃他而去,一直在山上陪伴着他,直到阎锡山1959年过世,前后足足十年。日子穷苦,他们就在山上开荒种地,种白菜、种土豆、种稻米、养猪、养鸡,来养活阎锡山;阎锡山的妻儿并不在山上,他们甚至还要接济他的妻儿。阎家的这十年,大都是由这些侍卫卖力养活的。
1959年之后,他们仍住在山上,给阎锡山守墓。一晃几十年过去,他们渐渐凋零,退出舞台,被大多数人遗忘。2010年我去的时候,只见到了最后一位老兵,他当时已有80岁高龄,尽管早已经搬迁到了台北市,但每个星期还会定时坐半个多小时的捷运去阳明山打扫房屋,给阎锡山扫墓、上香。他从不觉得辛苦,反而是把这作为一项虔诚的事业来做,风雨无阻,几十年如一日。
当时与我同去的几位朋友,都是在深圳、广州等地做企业的人,看此情景,他们不禁大加感慨。老板们即便有千万、上亿的身价,身边可有这样忠诚的人?且不说一起吃这样大的苦头,还给养老送终,半个世纪的时间,时时扫墓探望。试想自己身边的员工,哪怕十几年后,能记得自己的又有几个呢?
仔细想一想,阎锡山是用了心,抓住了他们的心,才换得了这一切。《资治通鉴》中常出现“诛心”一词,说杀人只是要了这个人的性命,其实意义并不大。更狠的是,杀人的时候,让这个人的心也死了,唯有心死,才是真地毁灭了这个人的所有一切。而要让一个人死心塌地、心服口服地跟随着你,去做一切事,根本也是要得到他的心。
后来,我和朋友们一起约这位老兵吃了顿便饭。席间,这位老兵说,他从小是个孤儿,他身上的一切都是阎锡山给他的。内乱烽火一起,阎锡山还把他们都带到了台湾。可见,在老兵心里,一直是把阎锡山放在最先、最重要的地位上的。老兵认为,从他的心到他的人,他的一切都属于他的长官。当然,这与老兵自小受到的教育密不可分。但从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出:唯有得人心者,方才能聚人。
作为现代的管理者、企业家,让企业发展的本根,并不是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要带出一支队伍,让这支队伍能够志同道合地一起向前走,一起发展壮大,这样企业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4.商道至简
道家常说,“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意思是说,最高明的道理往往是最简明的。比如说,普通的人生不过是生死问题,天地之间不过是阴阳之道。对于商业而言,高明的商道也是至简的。中国的传统智慧,就是能将最简单的智慧付诸实践之中,越过层层细小的障碍,最后登峰造极。比如说,很多人在一起谈论很复杂的商业活动,若有人能一句话概括其要点,这便是一语中的,一字千金。有些讲商业之术的书,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其实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最后的总结。
商业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如果要决定做商人,就要看得透商界的起起伏伏,生意场上无朋友,利益不在于多少,而在于平衡。所以说,宁可输事,也不要输心,因为生意无非就是用心、用脑,再加之胆量,且不过度贪婪。就像俗话说,打下江山要靠胆;守住江山就要靠脑;传下万年基业就得靠心了。
商道的根本,在于道,在于心。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从彼得·德鲁克的管理论,到普拉哈拉德的核心竞争力,再到汤姆·彼得斯的客户关系,其实都是我们讲过的“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层面,而形而上的“道”的层面,则是最基本、最根本的商业精神。
为什么当今某些商业活动缺乏规范?尤其是食品业,几乎是危机四伏,从奶粉到蔬菜,再到柴、米、油、盐、酱、醋、茶。有个网络上挺流行的段子说,“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黄,从木耳中我们认识了硫酸铜,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我们的健康,似乎都已经没有了基本的保障。
但在西方,商业氛围更加浓厚,商业竞争也很激烈,却很少有这些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一是西方在几百年前,已经走过了我们当下的这种稍显混乱的阶段。我们只要读一读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就不难发现西方国家也曾经历过一段类似的历史进程。
二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是有着基本伦理的,这种伦理也就是社会的底线。
社会底线也可以叫做社会伦理。比如,在香港和日本的影视界,是允许拍摄大尺度的三级影片的。但这些影片在上映的时候有观看的限制,也就是电影分级,给每一级规定特定的群众群。如香港电影的第Ⅱ级、第Ⅲ级,可以和好朋友去看;也可以和心上人或爱人、未婚妻、女朋友去看,但绝不能和孩子去看,这就是伦理。伦理是人类社会的底线,如果没有了伦理,那人类也就与动物没有区别了。
商业中也有商业伦理。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写了一本书,书名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得益于基督教新教伦理的盛行。尽管资本主义是为了追求利润而追求利润,盈利本身是目的,但其中自有伦理存在,同时这种伦理也是具有约束性质的。如人要辛勤劳作,最大限度地赚取财富,但不应该贪图享受、过度纵欲行乐,因为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受财富会造成游手好闲与屈从于肉体享乐的诱惑,最重要的是,它将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韦伯指出,作为新教重要教派的教义及宗教实践中,包含了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因素,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及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初步建立其宗教观念与一定的经济伦理、社会结构的相关性。在韦伯看来,若没有了或抛弃了这些伦理,资本主义的商业活动,是很难进行下去的。
马克思·韦伯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公认的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三是西方有典型、成熟的企业精神。这与基督教信仰有关。西方人心中有浓厚的宗教意识,他们认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西方人对待子女也是如此,子女和父母是平等的,父母是上帝的孩子,孩子也是上帝的孩子。父母养育子女,是在给上帝尽义务,所以养到18岁成人了,任务完成了,孩子就要自我发展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西方的很多“怪事”,父亲和孩子吃饭要AA制;父母有大笔的遗产,却把遗产留给基金会。在这样思想的影响下,西方的家族式企业并不多,而且政府征收高额的遗产税,这也使得西方的企业不能完全依赖一代代的传承。
佛教在这一点上,也有相通之处。佛教认为人的生命其实是轮回的,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完成了使命以后,就要离开了,而下一世的轮回与他这一生的作为有很大关系。
而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此相悖。我们经常听到有些人喜欢说一句话,“我这个钱挣得这么多,我几辈子都花不完”。中国人在骨子里边,把孩子视为自己的财产,甚至也把妻子视为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大家庭的观念,一家之主可以主宰一切。或者说,中国人始终认为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代代相传。有好多父母都在不经意间,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了孩子以后,就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付出,给予孩子”。所以很多家庭在有了孩子之后,就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观念,几千年来一直作为文化的基因流传下来。
这就使得我们的财产观更多地去思考几代人的花销、收入,甚至期望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地延续下去,将财源滚滚、子孙满堂视为成功。所以有些企业做了几十年,也都还在家族、家庭中打转,缺少直面社会的、成熟的企业观念。
5.财神如何炼成
专门记载中国“商道”的最早文献,算得上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
有人会说,《史记》是一本史书,而且还是纪传体,也就是以人为主的史书,那怎么会讲商业活动呢?其实,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专门记叙了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的、优秀的人,其中讲解了不少的为商之道。
所谓“货”,这个字包含“贝”“化”,贝壳是最初交换商业中使用的等价物,也就是货币的初级形态。“贝”的变化,就是买进卖出的商业活动引起了增值。“货”一般解释为货物,渐渐引申为财富。所谓“殖”,是生殖、繁殖的意思,引申为增长。这种增长,无疑就是利润。当我们将“货殖”连起来解释,那就是将货物先囤积起来,“聚天下之货”,有预期地给人使用,“致天下之民”,然后再想办法转手卖出,获得商业利益。
在西汉中期,除了普通的商业交换买卖之外,还有农业、矿业、放牧业等,也都被计算在内。如在《货殖列传》中罗列出的,山东多鱼、盐、漆、丝;山西多竹、玉石;江南出金、锡、丹砂等。只是在后来,我们不再使用“殖”这个字,而改成“值”这个字,取其价值之意,“货殖”这个词被替换,才慢慢被遗忘了。
在司马迁看来,市场活动出现得很早,人本就有食色耳目之好,喜欢吃好吃的,喜欢用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商业出现的根本前提。一旦生产力发展到出现剩余产品,消费随之出现,商业自然浮出水面。
那么,最好的商业活动是什么样?或者说最好的管理者是怎样看待商业的呢?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最高明的做法,是顺应老百姓的想法。“因”是因顺,顺应老百姓,“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依赖农民耕种生产粮食,依赖掌管山林水泽的虞人捕猎,依赖工匠制造工艺,依赖商人流通。实际是说,因势利导是最高明的经营。
其次,是用利益来导向,对于好的就多分配一点利益,对于不好的就从利益上掐住一点,这样会产生激励作用,可以引导商业的良性循环。
再次,是用教诲的方法,也可以用法律来规范,也就是“整齐之”,即规范市场,规范经营方式。
最后,就是没什么明确目的的竞争,这样的经营存在极大的风险,可能会赢得盆满钵满,但也可能输得一败涂地。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重点讲了三位大商人,最有名的当属陶朱公,也就是范蠡;其余那两位,一位是子贡,这个前面已经讲过;还有一位是白圭,我们在后面也会讨论。
范蠡生活的时代,正是春秋吴越争霸之时。吴越两国连年战乱,范蠡倒是把形势看得很清楚,很早就有了“越必兴、吴必败”的断言,并竭尽全力帮助越王勾践。
越王勾践剑
剑身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千年不锈。上刻有“钺王鸠浅,自乍用鐱”八字。
若要细究起来,还是有个中原因的:
范蠡发现勾践有狼顾之相、豺嚎之声。狼顾之相是说他在肩头不动的情况下,头能完全向后转,看到后面发生了什么;而豺嚎之声是指说话发出的声音,很像豺嘶叫的声音。他认为有此两相的人,一是疑心比较重,而且是有反心的。我们想一想,走路的时候总是不断回头张望,很可能是担心后面的人突然袭击自己;二是比较隐忍狠毒,《左传·文公元年》中有句话说:“蠭目而豺声,忍人也”。能忍常人之不能忍,所以勾践才能卧薪尝胆,苦等多年后复国再起。
不过,范蠡深知自己功名太盛,容易招忌。在越国灭吴后,他就向勾践提出了自己有意退隐江湖的想法,尽管勾践没有同意,范蠡还是放下一切,自由自在地泛舟五湖去了。这正是范蠡的高明之处。在当时,他还给同僚文种写了一封信,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越王勾践是一个可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再留在他的身边。可惜,文种没有范蠡这样的果断,在犹豫又犹豫间,终究招来了杀身之祸。
民间传说范蠡当年跟越王勾践灭吴归来,到了五湖,范蠡便不再跟他回去了,“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也有的说,范蠡是和美女西施一同离开的,这些大都是野史中的传说。《史记·货殖列传》中确切的历史记载是,范蠡带着家人,离开越国去了齐国,改名换姓,在海边定居了下来。后来,他又到了陶(今山东定陶),这个地方是四通八达的都会,在当时号称“天下之中”,于是范蠡开始做生意。
范蠡做生意是与时代争胜,靠的是眼光、胆识和见识,而不是跟具体的人竞争。我们知道生意有两种,一种是时间的生意,一种是空间的生意。时间的生意,比如说冬天收,夏天卖;或者夏天收,冬天卖,重要的是时差。也就是要让东西在最恰当的时候,获得最大的收获。而空间的生意,则是在此地买的东西,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卖,也就是挣的是空间的价差。到了一个特定的时候,或者到了一个特定的地点,一样物品成了特别需要的稀缺东西,它的价格就会大幅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