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吴彦赞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随着理想的步步实现，他已经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理论家，成了福建的公众人物。在集团公司的发展战略中，他满怀豪情地这样写道：“要探索一条乡镇企业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外向化的新路，要探索一条乡镇企业引进高技术项目和高科技人才，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转变的新路，更要探索一条社会主义股份经济从有股票到有市场发展的新路，为农村股份经济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不断提供新鲜经验。”今天看来，这种思路与其说是一个农民令人难以想象的雄心壮志、一个乡镇企业集团的发展蓝图，不如说是试图为整个中国的乡镇经济走出一条光明大道。
很多年以后，当石狮人一次次提起吴彦赞这个曾经不同凡响的名字时，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几乎企图凭借一己之力彻底改写数千年来人们对于农民的定义，他不仅大办工业、商业，甚至还要创造一座崭新的城市，他不仅创办了一个规模空前的乡镇企业王国，而且尝试用资本的魔方以实现更宏伟的蓝图。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后有人要记录中国乡镇企业的历史性崛起，如果遗漏了吴彦赞一定是种莫大的遗憾，他曾经释放出的能量至今仍值得人们细细品味。
吴彦赞故事的意义更在于，如果不走进中国的农村，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你就根本不可能接近一个真实的中国。30年前，一场农民自发的大包干运动使他们自己解放了自己，随后他们又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魄踏上了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征程，不断谱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因此，无论用怎样的笔墨都难以讲述出这个群体的创造力，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若干年后，当整个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那一刻，人们还将一次次记起那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传说。
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徐徐展开，石狮即将迎来一段火红的岁月。一位后来风云一时的企业家曾这样说过：“那个时候挣钱容易得就像在沙漠里卖水一样。”这句极富个人色彩的话不经意地道出了一个时代的秘密：在市场经济风帆乍起的启动期，当中国的改革开放格局率先从东南沿海开始破题之际，谁能够利用自身优势抢占先机，谁就能获得超常规发展，谁的行动最迅速、最敏捷，谁就可以创造奇迹。而这一点，比起东南沿海其他地区，石狮人表现得丝毫也不逊色。
当市场经济的发令枪刚响的那一刻，无论谁都不应该怀疑晋江人的起跑能力，他们不仅显示出惊人的爆发力，而且几乎个个都是天生的跨栏高手，面临一个接一个障碍，他们会毫不费力地抬腿而过。只要有一种可能，他们就会想尽办法把这种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可能变成现实。
1978年，对于刚刚启动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钱从哪里来？这一年10月，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第一时间出访日本、新加坡，他显然已经意识到，要想启动百废待兴的中国，如何利用外资是最迫在眉睫的问题。邓小平在第二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样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受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但现实情况是，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人对外面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当北京的政府官员们第一次从西方跨国公司口中听到“合资”这个词时，还都搞不懂其中的确切含义，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请外方进一步解释，得到答案后无一不觉得新鲜有趣。
就在举国上下对如何引进外资还是一片茫然之时，市场经济的野火已经迅速在珠三角点燃。
一个必须提及的事实是，早在1978年8月，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在广东顺德县悄悄挂牌，对于拥有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但却极度缺乏市场经验的中国来说，这种由外方提供原材料、零件或设备，再由中方进行加工装配，成品由外方销售的涉外经营方式，无疑是民间对接市场经济的一次创新和发明。正是这种看似不得已而为之的补偿贸易形式，不仅为珠三角成为后来的世界加工基地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从此拉开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发展产业经济的序幕。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岁月里，以石狮为代表的晋江几乎是与中国的珠三角地区同时起步的。
虽然珠三角是“三来一补”的最直接受益者，但石狮的独特优势在于，早在开放之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已有很多石狮人历尽千辛万苦在香港站稳了脚跟，同时随着国门的打开，更多的石狮人第一时间奔赴香港，然后又迅速调转枪头杀回家乡搞起了“三来一补”，转瞬之间，石狮人就通过里应外合的方式，把资金和政策结合得天衣无缝，从此迅速催生了一个产业的兴起。
对于石狮的服装产业来说，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当亲人们回家创业的时候，人们很快熟悉了最时尚的布料以及一切与服装有关的配件，有人把多余的布料拿到市场上赚钱，也有人开始琢磨怎么仿制。很短的时间里，石狮人把“三来一补”这个魔方运用得淋漓尽致，很多人都放下手中的活计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服装加工和销售的大军中去，直到一个个赚得眉开眼笑。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石狮这个没有任何纺织资源的地方日后会成为服装名城？一位石狮人这样回答：其实石狮历来就是最开放的地方。早在明清时期，当中国人还传说着西方人的膝盖不能弯曲的时候，他们的祖辈在南洋已经学会和老外们做生意了；当国人还摇头晃脑地念四书五经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和老外轻松地说“哈罗”了；当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人还吃不饱肚子的时候，有的石狮小孩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雀巢奶粉了。总之，石狮人对外面的世界从来就不陌生。
方言是一个地域的胎记。实际上，至今在石狮人的方言中，人们依然把肥皂称为soap，把缝纫机称为machine。不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祖祖辈辈与海外相通的弹丸之地，可以说一直接受着时尚的洗礼，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内地的人们刚开始学着穿西装打领带的时候，石狮人早就不觉得新鲜了。
今天的石狮人回忆往事时常常会自豪地说：曾几何时，香港流行什么样式的衣服，石狮一个星期后就有了。客观地说，正是这种特有的天时、地利与人和，造就了石狮的一段世纪奇缘。
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走过了一条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的道路，如同每一场历史性的变革一样，最初的变化征兆往往在民间悄悄显现，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总是有人最先找到突破的缺口，在理论层面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之前，人民群众的力量一夜之间已如江海决堤。
这一次，石狮人集体被唤醒了，仿佛是一个守候已久的猎人终于抓住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个仿佛从地底冒出来的农民企业家层出不穷，一件件小洋货通过各种渠道滚滚而来，一个个挑灯夜战的家庭作坊热火朝天，一车车“三来一补”的货物堆积如山，每个人都好像拣到了阿拉伯神话里的魔毯御风而行，都从未如此强烈地感觉到：赚大钱的时候终于来了。
放眼当时的中国，珠三角的工业化浪潮正日夜吞噬着昔日的桑基鱼塘，长三角的乡镇企业正遍地开花，温州人已经背着行囊、走出大山踏上了跋涉的艰苦征程，深圳经济特区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变幻。幸运的是，在一个转折时代的入口处，石狮第一次挺身站在了前排。
后来有人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发现了晋江，并将其发展模式上升到了理论高度，总结为“以联户集资的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以侨资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国产小洋货为特征，以外向型经济为目标的农村经济发展形式”。再后来，晋江模式一度与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并驾齐驱，成为整个福建的光荣。
实际上，在这样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你很难分得清谁是真正的主角。究竟是人们创造了时代，还是时代创造了人们，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大概没人能说得清楚。
如同美国18世纪末那场轰轰烈烈的西部拓荒运动，人们都像着了魔一样，潮水般涌向辽阔的西部。有的人为了淘金，有的人为了种地，有的人为了破产后的东山再起，有的人为了发财后的再上层楼，甚至有人为了失恋后开阔心胸，不管每个人的初衷如何不同，但目标只有一个：向西，向西，再向西。在这场整整持续了100年的史诗性大迁移中，所有人都怀着追求自由和财富的梦想，无数个西部牛仔的传奇在大地上上演，一个伟大的国家从此拉开了崛起于世界的序幕。
或许我们同样可以把20世纪80年代初看做是中国崛起这部宏伟史诗的序幕，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舞台，不同的人们，却演绎着同样的故事，同样是一群热爱自由的冒险家们涌上了通往未来的小路。
1984年1月的一天，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一看，尽管当时有不少质疑经济特区的声音，但他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路上他不说话，也不表态，参观时也很沉默，随后在珠海经济特区视察时，邓小平终于打破了沉默，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
2月7日，邓小平一行乘火车来到厦门，这是他第三次到福建，短短4天时间里，在时任省委书记项南的陪同下，邓小平转遍了鹭岛，并欣然提笔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2月24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与政治局常委的谈话中说：“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首先吸引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
在邓小平的一生中，共有两次著名的南下，第一次就是1984年，第二次是1992年，这两次南下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关头起到了微妙而又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在邓小平离开厦门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一个由点及面的沿海全境开放格局轮廓初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即将踏上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
实际上，正当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考察厦门时，就在距离厦门仅仅200公里远的一个闽南小镇上，一群土生土长的农民早已折腾了个天翻地覆，对于他们来说，一场好梦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