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同时期像前者这样“敢于吃螃蟹”的农民兄弟在石狮并不是少数，他们的名字或多或少尚存留在石狮人的记忆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果问及他们今天的故事，很多人都抱以淡然一笑，如同回忆一束曾经翻腾却不知何时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浪花，他们的命运浮沉恐怕也只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了。但同时可以看出，石狮人是当时中国第一批闯大市场的人，在以后很多年里，他们将一次次远征国内各大中城市，甚至把家乡变成了商品经济的大本营。
在向市场经济挺进的小路上，石狮人显示出一种特有的灵活和敏捷，有时候他们更像一头豹子。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石狮与外部少有交通，堪称孤岛，但由于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千丝万缕的海外关系，石狮人的耳朵并不闭塞，而这一特有的优势，也被石狮人在改革开放的第一时间发挥得淋漓尽致，总能有源源不断的商业信息第一时间挑动他们的神经末梢。从这一点来说，石狮人是幸福的。
就在很多石狮人雄心勃勃地打造着属于自己的企业王国时，如同四月暴雨过后的草原，所有的石狮人也像野生的新鲜草莓，一个个正迫不及待地钻出地面。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家乡变成了战场，灯火通明的小作坊鼓噪着所有人的激情，人们都盼望着第二天市场刚一开张就摆上自己昨天晚上的战果。直到很多年后的今天，石狮仍然是中小企业的乐园，仍然按照市场法则自生自灭。
80年代初极其平常的一天，石狮五星村一个叫王成佳的农民坐在家里开始打起了这些“草莓”的主意。
这个叫王成佳的人注定要在石狮的商品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的一页。1984年，他凭借一己之力在石狮举办了有史以来第一场全国订货会，这大概是中国民间组织的最早的商品展销订货会，他利用各种渠道邀请全国20多个省的200多家客户来到石狮，硬是一口气签订了4500多万元的合同。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王成佳当时哪儿来的这股豪情，虽然这次会展签订的很多合同最后都打了水漂，很多货物发出后却收不到货款，他也同样因此被人们称为“傻子”，但无可否认的一点是，王成佳毕竟是那个年代石狮试图整合资源、搭建平台的又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王成佳的想法很简单，但同时也很大胆，他把石狮13家产品相似的企业联合起来，成立了“石狮企业联营经理部”，自任总经理。按照他的想法，这种联盟的好处在于：一可以联产，企业之间资源互享，甚至可以分工生产产品的各个环节，然后再统一组装；二可以联购联销，为此他组织了20多人派驻全国24个省份负责市场信息和设点销售。同时他负责的联营经理部收取各厂产品销售额的1%，自己只拿工资。就这样，一个小企业托拉斯在他的手里运转起来了。
事情的结果是，联盟中的很多企业的确获得了快速发展，晋江一个塑料厂年产值高达3500多万元，一个只会生产黑色塑料小手枪的工厂也鸟枪换炮，年产值突破上千万元，这些从联营中尝到甜头的企业都心悦诚服地把王成佳称为“母鸡”。但这种松散的企业联盟一开始就注定了无法用制度去约束各个企业的行为，彼此各自为政，若即若离，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联营关系的解散也是迟早的事。这一点，我们难以苛求当时的王成佳对运营企业有充分系统的认识，但可贵的是，王成佳用自己的方式为很多中小企业进行了一次最初的启蒙，使它们渐渐明白企业运作的规律，在他的身后，很多小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度过了走向市场的童年。
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成佳的试验并没有失败，他曾经快乐地做了一回“母鸡”。今天的石狮企业逐渐做大做强了，当它们再一次试图通过更清晰的制度联结在一起集体出海的时候，当它们开始运用资本的纽带联合的时候，一定还会有人再次记起王成佳这个曾经是那么熟悉的名字。
有意思的是，继王成佳1984年那次最早的全国商品订货会后，又有两位当地的企业家在两年之后先后举办了规模更大的商品交易会，尽管没有出现货走人空的情况，但依然是没赚到一分钱。面对人们的担心，他们这样洒脱地说：“虽然没有赚到钱，但石狮的企业知道了原来布行有这么多花色品种，从此可以放心地改变服装样式，提高档次了。成功与否，不能光看个人得失，更要看社会的得失。”而这个时候，听到消息的王成佳还特意打来电话表示祝贺。
事实上，在石狮人30年来一代代打拼市场的道路上，有许许多多曾经像王成佳这样的先行者，他们不仅有着超前的商业意识，无时无刻不点燃着自己的商业梦想，同时也激励、感染着更多的人。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自己一时的成功，而是更多地想着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或许他们都曾经历过一样的苦难，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而当市场经济来临时又都选择了同样的生存方式。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王成佳们，才使石狮这块土地始终屹立在市场经济的风口浪尖。
今天，如果我们把过去3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看做是一场由民众推动的革命的话，那么在这场历史性的进程中，有一个群体的力量谁也无法忽视。数千年来，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用自己的汗水默默哺育了一个民族的繁衍生息。建国后，这个群体又担负起了支援国家建设的使命，用自己的双手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透支着日益虚弱的体力，然而，更值得瞩目的是，在中国终于开始艰难走向市场经济的那一刻，这个群体又用自己的智慧和胆量为一段历史的开启杀出了一条血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将其称为农民企业家，但也正是他们，彻底改写了乡土中国的意义。
在讲述这个庞大的话题之前，让我们先回到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小岗村那个普普通通的夜晚。这天晚上，18个面黄肌瘦、神情紧张的农民聚集在一间破草屋里，人人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然后在一张契约上按下一个个血红的手印，当时的他们不会知道自己正在创造历史，一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革命从此将席卷整个中国大地。
与此同时，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农村，早有一批能人偷偷搞起了工业。在江苏江阴的华西村，一个叫吴仁宝的农民一面高唱着“农业学大寨”的赞歌，一面却抽调20人在村里办起了小五金厂；在钱塘江畔的浙江萧山，一个叫鲁冠球的农民此时创办的农机厂已悄悄迎来了第10个生日。
历史的戏剧性在于，敢为天下先的吴仁宝和鲁冠球日后都成了时代的英雄，20世纪80年代，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乡镇集体经济拔地而起，随后以燎原之势蔓延神州大地，到90年代，乡镇经济已经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人们这才发现原来中国的农民早已是另一种模样了。
实际上，就在吴仁宝、鲁冠球改天换地的时候，在石狮这块土地上也同样有一位农民正创造着自己的梦想。
一开始吴彦赞就是个不安分的农民，与吴仁宝和鲁冠球一样，他也曾是学大寨的好榜样，但心里却一直琢磨着怎么发展工业，怎么彻底改变祖祖辈辈不堪生存的现实。80年代初，他租用一个旧猪圈作为临时厂房搞起了印刷，同时兼营食品加工，但没过多久，乡里乡亲就都挤了进来，终于使一个80多人的小型印刷厂和加工厂不堪重负，当他带着村里38个脱产干部奋斗了5年之后，居然还亏了3万多元。事与愿违，这位农民企业家遇到了生平第一次关于企业经营的考验。
吴彦赞很快作出了决断，从彻底转变经营机制入手，打碎“大锅饭”，除了厂长、会计、出纳和两名供销员，其他所有脱产干部下车间劳动，不行的就地解雇，工人实行计件工资，然后集中精力搞食品加工。一年之后，他就凭借自己的铁腕将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扭亏为盈，产品远销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这次立竿见影的变化进一步刺激了他的雄心，一个更宏大的构想诞生了。
不能说这不是一个超前又带有极大风险的构想。吴彦赞并不满足于自己一个小厂的成功，很快带领乡亲们办起了一个个工厂，一夜之间把自己的村子变成了工业区，如同当年盛极一时的天津大邱庄一样，短短几年，人们看到他像变戏法一样搞出了16家村级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范围从内衣、羽绒服到无线电应有尽有，而且还有14家中外合资企业，并且还拿出70亩地搞了个对台经济加工区。总之，他恨不得最大限度地汲取每一寸土地的附加值，把村子里所有的农民都改造成产业工人，把每一棵庄稼都变成24小时不间断创造工业产值的机器和生产流水线。
然而吴彦赞的构想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还要把自己的村庄彻底变成一座石狮乃至泉州地区最繁华的城市。
于是一场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开始了。令人称奇的是，吴彦赞似乎对城市功能有着完整的理解。他一面着手改造环境，把工业区背后的百亩水洼地变成了公园，宜人的环境成了吸引商务客人的一个超级卖点；紧接着，他又在工业区的门口矗立起了一幢12层的工业大厦，3层以下用做商品展示和销售，4层以上作为外向型加工车间，为了提高农民的生活品位，他又投资兴建了电影院、标准游泳池、别墅、普通住宅和商业区，而且还和国家科委联合创办了4家高新技术公司。直到今天人们仍难以想象，一个农民居然运用土地的杠杆打造了一个理想王国。
在吴彦赞的点金术下，这个村子很快成了泉州第一个亿元村，到了1991年，这个不过1000多人口的村子居然有了58家各种所有制混合的企业，于是他顺势成立了福建第一个村办企业集团，旗下的企业之多、产品范围经营之广恐怕连他自己都数不过来。这一年8月，他的事业走向了高潮，他在市面上发行了第一期总值为800万元、每张面值500元的股票，数日之内就抢售一空。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创举，要知道那个时候连中国的城市居民都搞不懂股票意味着什么，而后来创办了万向集团的鲁冠球直到多年后才把自己的企业推向资本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