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指南
企业家要学会算大账，算长远的账。一家企业如果能坚持不行贿，实际上既节省精力，又增加了赢利，还能改善公司管理，企业内部非常正气，公司价值观非常单纯，公司员工也因此变得很单纯。
9月11日“不行贿”的生存之道
万科的生存之道，王石称为“不行贿”和用国有制造业企业的管理方法建立有效的系统和体制，建立经理人文化，坚持培养经理人团队。这些东西可以看成是守正出奇、阳光经营的价值观的闪光，也可以看成是成熟的专业管理系统和团队因循法制化和专业化的市场竞争与政府管理体制的成功对接。
——摘自冯仑2007年新年献词《跨越历史的河流》
背景分析
在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应当说万科是一个成功的榜样。万科完全以民营企业的方式创办起家，它不仅成功应对了经济体制变革以来所有阶段的政策与体制变化的挑战，而且越来越稳健成熟和快速发展，始终保持行业的领先地位，进而成为全国最大的住宅公司。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市场秩序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建立起来，法制不健全，企业和政府行为都不规范，政府管理部门的专业化能力相对低下，这时动力、信息、资源和人才优势统统掌握在民营经济、特别是那些极富雄心的创业领袖一边，他们往往通过“搞定”一两个掌握重权的领导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开体制缺口，截获巨大的资源，形成爆发式增长。即便东窗事发，也往往能够轻易化解危机，逃过生死劫难。于是，便滋长了用钱开路、为所欲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完善，政府管理部门不仅体系日益健全，而且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资源、动力、信息、人才和专业化的优势也明显转到了政府一边。
行动指南
实际上，以投机和腐蚀干部开路、靠某个人与体制博弈的时代正在过去。目前唯一能够与现有体制长期共存和持续发展的方法，就是以组织对组织，以系统（机制）对系统（机制），以专业对专业，以人才对人才。换句话说，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形成专业化的、有效的公司管理系统，才能稳健有效地与政府管理部门对接，获取长期发展的市场资源和政府资源。
9月12日行贿是治理结构问题
王石不仅继续高调坚持不行贿，而且更明确地提出“不行贿是我的符号”。王石的不行贿有深刻的制度基础，就是治理结构的基础，这种治理结构令他没有动力为了让别人发财而自己坐牢。因为不是股东，他对个人财富疯狂增长的动力小于他为全体股东实现利润、积极贡献社会的价值观的驱动力。
而黄光裕的国美是家族控制的企业，他追逐个人财富的动力要远大于王石，他可以为了个人家族财富的增长，去冒他认为可以承受的风险。因为在这条道路上，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即使是潜规则，他也是付出他应付的成本去追求他企图得到的更大的回报。而王石则不然，他没有这样疯狂逐利的制度基础。
对比这两类民营企业在政商关系方面不同的选择，可以看到治理结构在背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作用远高于我们通常关注的道德水平以及人格的力量。
——节选自冯仑2010年新年献词《今天我们怎样民企》
背景分析
前几年，昔日的中国首富、国美电器集团的实际控制人黄光裕涉嫌行贿以及引起一连串官员的落马，这迫使人们思考：民营企业中许多人为什么总是陷入政商关系中“离不开、靠不住”的悖论？而另外一个民企万科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并使万科在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下逆势大幅度增长，在当年销售收入一举过千亿元。
冯仑在深思：黄光裕和王石之间的分野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一个要去做、一个偏不做？通常人们愿意把黄光裕的问题简单归结为他的原罪问题、道德问题、素质问题、唯利是图等等；甚至从这些方面无限夸大、想象和批评。人们往往忽视，政府不当的管制、公权力无限扩大，可能使民营企业每一个交易过程、每一个市场的环节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制度性的障碍，制度缺陷有时也会诱良为娼。
冯仑认为，黄光裕案件曝光之后，人们才看到他怎样透过关系人对商务部法规司郭京毅等人进行巨额行贿，而郭等人把政府给予他们的审批权力任意变为牟取暴利的渠道和方法。但人们却很少质疑，这种审批究竟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公开透明？是不是依照程序和法律？这些审批如果耽误了或者不予批准，是不是也应该追究法律责任？公民甚至企业是不是有权利进行行政方面的诉讼、追索滥权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没有一家民营企业敢这么做。所以人们看到的是汇源遵纪守法而功败垂成；黄光裕则运用潜规则，用钱开通了这条路，实现了他当时短暂的成功。
但另一方面，万科为什么不行贿？是王石的道德水平高于在政商关系方面犯了错误的企业家？还是另有原因？就冯仑个人的观察，王石也是普通人，他没有任何在道德方面成为圣人的可能性，但是他的确不行贿。那么促使他这么做的深层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冯仑发现：王石跟其他民营企业家有两个非常大的不同，第一，他是经理人，他创业以后没有当老板，而是选择职业经理人的道路；第二，万科的股权相对分散，第一大股东是华润，拥有16%的股份。万科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上市，受到监管部门和股东的制约和监管。在这种情况下，王石作为一个正常、理性的人，他唯一能做的正确决策就是不能为了给其他股东挣钱而去行贿、并因此让自己坐牢。
行动指南
未来要破解政商关系的悖论，唯一途径就是建立更加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公司变成混合经济，变成战略清晰、治理有效、发展健康的好的民营企业。所谓混合经济，就是私人在一个公司当中所占的股份，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占的股份太少了，股东或创办人没有经济动力，只有道德的动力；而如果股份太多了，股东或创办人只有经济的动力，甚至会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而完全忽视法律和道德的约束铤而走险。那么这个比例应该是多少呢？
现在看来，30%到50%之间是比较可行的。在这一范围内，可以保持治理结构上的平衡和股权的多样性，以及动力和约束之间的平衡，做到内有动力、外有约束，既有经济冲动、又有道德自律。这样一种平衡，使企业家在面对政商关系时，可以建立起与政府之间有序、透明和良性的互动关系。
另一方面，企业家也要关注和推动政府，在阳光下行使公权力，使公权力的运行有边界、有程序、有法可依、依法行政、违法必究。一旦滥权给企业和社会造成损失，相应的责任人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企业和良好的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使企业和政府形成平等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不是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不是猫和老鼠的关系，而是公平博弈的关系。
9月15日政府发球，企业接球
目前国内还是政权主导，就是政府发球、企业接球……现在进步到的状态就是政权、政府主导企业，规则、潜规则起了更大的作用。
国内相当一部分的政策制定程序，还不够透明和清晰。这经常会造成政府权力的边界与企业行为的边界发生冲突，企业必须在这种“发球”、“接球”的状态中生存、发展。
——摘自搜狐博客2008年1月16日冯仑文章
背景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有企业从改革开放前政府部门的附属和“一个车间”演化为今天的企业，民营企业则成为有相当自主权的经济实体。即使如此，企业也要理解，社会的进步是逐步的，目前的状态仍然是政权、政府主导企业，只不过主导的方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行动指南
当遇到政府权力的边界与企业行为的边界发生冲突的情况时，企业需要特别审慎地处理与政府权力部门的关系，谨守分际，尊重政府的管理和所有的政策。这是企业在这个层面必须采取的一个立场，同时也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9月16日企业需要多大的人脉网
关系规模与关系强度、资源控制能力成反比，这是民营企业在发展当中重要的现象。当一个人天天在外面忽悠的时候，这个人实际上在每一个地方的强度都不够。当这个人不怎么忽悠，但很神秘地就能把事情办成时，他肯定在某个地方有关系，而且这个关系的强度足够大。
最后，当你满足情感和安全需要的时候，再结合一部分发展事业的需要，人的关系网大概是遵循“10-30-60”规律，最核心层10人、核心层30人、紧密层60人。
——摘自冯仑《野蛮生长》
背景分析
民营企业有时候往往把关系的规模弄得很大，什么都用关系，结果为关系所累、所困。做一家企业，到底关系网多大才够用？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人为什么要有关系？对一个人来说，关系在创业、经商、发展过程中有三个方面的功能：第一，事业发展的需要，要发展事业没有关系不行；第二，安全的需要，万一有个急难，你需要有一个铁杆朋友帮忙，替你说话；第三，情感的需要，总得有一些挣钱以外的情感交流。显然，这中间不存在商务关系，而是情感需要，是倾诉、解惑、求证、益智的需要。创业的人压力大，不确定的环境使得他对安全需要和情感需要的强度会比一般人大，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对朋友的渴望程度也大。
从这三种功能来看，不同类型的民营企业对人际关系的经济规模的强度和范围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往往出现这样的金字塔现象：你发展事业需要的关系对象层次越高、权力越大，实际上你所需要的关系数量会越少；如果你的关系对象比较普通、一般，权力也小，就要靠数量来补充。
此外，宁打一口井，不挖十个坑。其实在一个单位里，关系越多，作用越弱。比如一个单位有10个同级别领导，你跟10个同级别领导都很好，没人会帮你办事。因为他们之间可能有矛盾，你找这个领导，另外那个同级别领导可能会不爽，于是他们内部就会掐，最后谁都不帮你。但是如果这10个同级别领导中你只跟一两个同级别领导关系特别好，而且其他八九个同级别领导都不知道，这个同级别领导在内部帮你协调，很多事情就都能做成，而且还波澜不惊。这种做法在局部单位里最有效。关系的数量、规模和效果成反比，这是一个有趣的规律。
行动指南
在人际关系网的规模上，一定要仔细研究10、30和60这三个数字，维护好这三层关系，把握住你一生中每天精力的分配，让你的工作更有意义。
9月17日协调政府部门的专门方法
我们不去请政府领导，也不跟领导吃饭，但万通为什么还能协调好这些关系呢？我们在人情世故方面是怎样处理的呢？
万通有一套专门的办法。我们把这些问题通过理性分析，在处理上就会避免出现一些误差，也能保证万通的精力不会分散，不像有些企业好像是在跟政府领导做生意。
——摘自《市场报》2002年专访冯仑文章《十年沧桑话创业》
背景分析
在创办万通之前，冯仑曾经在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多个党和政府部门工作过，他大学读的是经济学，硕士读的是政治学，博士读的是法律，比较喜欢历史和哲学，这些经历和专业知识使得冯仑思考问题非常具有思辨性。所以很多时候，别人看不到的现象，冯仑能够感知它，从理性的角度去分析它。
打个比方，做房地产开发需要经常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国内很多发展商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走后门、拉关系上，而且有一部分企业因为行贿影响到了发展和安危。但到了万通你会发现，没有一个经理会这样干，企业也不要求员工这样做。
实际上，企业的根本体现在经营上和企业最终的财务成果上，你的财务成果不好，犯了法，即使有再多的关系，最终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行动指南
企业如何处理与具体政府部门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而棘手的难题。只要把企业做好了，剩下的必然会有人来帮你，其实帮你也是在帮政府部门本身。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在中国，“人情练达”应该是每一位创业者非常重要的能力。
9月18日政府干预企业的边界
现在政府对于企业的微观干预，要不要有一个法律限度……现在政府有时会有过界行为，使交易成本增加太快。政府应该依法行政，减少政府违约，以保护投资商的积极性。
商会不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但是要依法、适度、有据，反过来，企业应该建立公平的制度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范围内的博弈能力，这样大家才公平。
——摘自2005年6月3日《第一财经日报》专访冯仑文章《宏观调控下地产商会维权是否会遭遇瓶颈》
背景分析
在国内房地产企业经营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政府干预企业的情况。在保护房地产企业投资人合法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利方面，个别地方的政府部门有时不能做到国有、民营企业一视同仁，甚至压制民营企业老总正当的申诉，不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处理。
个别地方的政府部门通过行政手段逼迫开发商无原则地妥协，形成了“杀大户，斗地主”的情况，开发商怎么妥协都不行。深受其扰的开发商不全是民营的，也包括国有的。
行动指南
在任何国家，政府和企业都不可能绝对分开，尤其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中国，政府和企业分离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